王立新品評三國人物:魏蜀吳誰才是「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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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是在漢末亂世的基礎上演進而來的,亂世是豪傑蜂起,也是混帳橫行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里,人物往往很多,正負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檔次,夠重量等級的其實並不多,大多也只是渾水摸魚,僥倖獲利而已。

三國時期,政治人物、軍事人物、智謀人物、人文人物,隱逸、醫巫、怪妖等等,什麼人物都有,忠奸雜陳,能否相間,正邪各有其場,人鬼俱現江湖。

各色人物,粉墨登場,演得世界斑駁陸離。

三國鼎立形勢圖

《資治通鑑》這部龐大的歷史巨著的寫作組組長司馬光先生,在論及三國時期的「紀年」原則時說:「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

……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

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司馬光的這段話語,明確表達了自己率諸位賢達編纂《資治通鑑》一書,在紀年問題上遇到了麻煩。

這個麻煩著實不小,是關於究竟哪個政權是正統,哪個政權是非正統的問題。

司馬光如實地跟大宋的皇帝(英宗和神宗)報告了自己在書中所用紀年的理由:看不懂,也分不清誰是正統,所以只能按照從漢代下來的主體政權輪替的順序向下記載。

陳壽的《三國志》,在書寫這段時期的歷史時,顯然是以曹魏為正統的。

而東晉時的歷史學家習鑿齒,寫作《漢晉春秋》,記載從東漢光武帝劉秀到晉愍帝司馬鄴之間280多年的歷史。

在這部史書中,卻是以蜀漢為正統來紀年的。

陳壽是蜀漢人,隨蜀漢投降曹魏,書寫這段時期的歷史時,把曹魏當成正統,無論出於不得已還是出於心甘情願,無需咱們在這裡說明。

習鑿齒是晉人,晉朝又沒滅亡,不知他這樣的價值定位,出於何種考量。

大約也有趙宋渡江以後士大夫的心態,想要恢復被「五胡」奪走的長江以北的土地。

習鑿齒的這種判斷,在後來也有支持者,比如唐代的歷史學家劉知幾等。

不過這種說法,多半僅限於幾位史學家,沒有形成普遍的社會共識,社會大眾和眾多知識分子,還有官方有關於此的文書之類,多半還是沿襲陳壽的看法。

不過正因為曾經有過這種不同於《三國志》的看法,所以司馬光在紀年選擇時,才有必要向大宋皇帝「特別」做了匯報。

如果前史有關於魏蜀吳三家,沒有誰應該是正統的說法,司馬光其實也就不必為了這個問題而多此一舉了。

儘管如此,司馬光在向後的一段話語中,仍然非常明顯地把劉備的蜀漢政權,排除在了正統之外:「昭烈之於漢,雖雲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

難以考證的中山靖王到劉備世系

這段話語是說,劉備雖然自己說是漢景帝後人中山靖王的後代,但是年代太久遠,沒有辦法詳細證實,就像南朝宋的開國皇帝劉裕,自稱是漢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劉交的後人,還有南唐的開國皇帝李昪,自稱是唐太宗的兒子吳王李恪的後人一樣。

這種說法的意思非常明顯,就是司馬光雖然說自己是按照主體政權輪替的順序紀年,但卻明確表達了劉備沒有資格被當成正統的意見。

而《資治通鑑》一書,因被英宗、神宗皇帝推崇,在整個北宋大盛其行,這就表明神宗皇帝及其當時的朝臣們,對司馬光的這個觀點,是沒有異議的。

但是到了南宋的時候,情況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朱熹在《資治通鑑綱目》一書中,明確將劉備當成正統,而將曹魏當成篡逆,連孫權也被看做是賊,說他也是「竊據漢土」者。

朱熹在自己的一些學生的幫助下,編纂《資治通鑑綱目》59卷,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司馬光當年為了閱讀《資治通鑑》方便所自編的《資治通鑑目錄》30卷,還有司馬光晚年未完成的《資治通鑑舉要歷》若干卷,以及胡安國在南宋紹興初編纂的《資治通鑑舉要補遺》100卷。

後兩種書的全貌,今已不得而見,其中部分,被朱熹零星散用在自己的《資治通鑑綱目》中。

但是胡安國一生著述《春秋》,以「尊王室,討亂賊」為職志,大致可以認定,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以劉備為正統,以曹操為篡逆的說法,源頭出自胡安國的《資治通鑑舉要補遺》。

鄙人上述的推斷,最直接的相關證據就是胡安國的長子胡寅所著的《讀史管見》。

《讀史管見》30卷,是胡寅堅主抗金,觸犯堅持和議的權相秦檜,並因此被貶嶺南新州時的作品。

在《讀史管見》卷五書寫劉備登帝的一開始,胡寅就公然駁斥了司馬光關於劉備的身世辨識不清的「結論」。

胡寅用來駁斥司馬光的「證據」,是諸葛亮在劉備三顧茅廬時的說法:「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胡寅的說法是:司馬光距離三國七百多年,自然說不清劉備的世系來源;但是諸葛亮距離中山靖王只有三百多年,稱劉備為「帝室之胄」,肯定不是睜著眼睛瞎說。

但是,胡寅卻沒有為自己的這種說法,提供可以成立的真實可靠的證據,如此看來,胡寅的說法,同樣缺乏事實根據。

後來的《三國演義》作者,證明劉備確實是漢代帝王后裔的理由,同樣出自諸葛亮之口。

《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魯子敬力排眾議」中有:「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

劉豫州雖雲中山靖王苗裔,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諸葛亮除了羞辱並謾罵了這位提問的陸績一頓之外,所提供的劉備是漢皇后裔的證據是:「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雲『無所稽考?』」諸葛亮這裡所說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查《後漢書·獻帝紀》、《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等相關歷史文獻,均無記載。

顯然是諸葛亮為了誇大主子的聲威,故意強化了劉備是劉邦遙遠枝系這回事情。

諸葛亮一向善於誇大其詞以造勢,胡寅卻以諸葛亮的話語為根據,顯然不能成立。

無論是胡安國、胡寅父子,還是後來的朱熹,他們都是大號的理學家,他們的學問都很堅實,論事說理都那麼言之有據,備受後世的尊重和愛戴,怎麼關於劉備出身這件事情,忽然都變得這麼輕信了僅只是諸葛亮一個人的明顯誇張的說法?難道司馬光沒見過諸葛亮的《草廬對》?咱們還是不要跟司馬光這種大學問家開這種只能自取其辱的玩笑為好。

既然上述諸賢,對諸葛亮這篇《草廬對》肯定都了如指掌,為什麼司馬光不信,而後面的三位大儒卻據以為真?

這就是問題的真正所在了。

司馬光(1019——1086),到宋神宗登位的熙寧元年,也就是1068年,距離宋太祖過世只有90年。

北宋雖然內部知識分子爭競激烈,但整個國家還處在蒸蒸日上的形勢之下,儘管北有契丹遼國,西有党項人的西夏,兩面不斷侵擾大宋,但也只是「拉鋸」糾紛,根本沒有國族危機。

當此之時,如果以劉備為正統,曹操為篡逆,不知將置宋太祖於何地?司馬光雖然說「臣愚」,搞不清究竟誰是正統,誰是非正統,但是心裡是明白的。

所以他才不說正統,但卻以曹魏作為紀年的標尺,以曹魏為中心,書寫三國這段歷史。

如「太祖之入鄴也」,「太祖」指曹操。

對曹丕、曹睿均稱「帝」,對孫權和劉備則稱吳主、漢主。

但在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中,卻稱劉備、劉禪為「帝」,稱曹丕、曹睿、曹芳等為「魏主」或直稱其名,對孫權、孫亮、孫休、孫皓等則稱「吳主」,或直稱其名。

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還明確說明:「自建安二十五年後,黜魏帝而系漢統。

朱熹的這種做法確實來自胡安國父子,胡寅在《讀史管見》中明確指責司馬光,在書寫諸葛亮出師攻打魏國時使用了「入寇」字樣。

胡寅還把《資治通鑑》原書中的「入寇」,在自著的《讀史管見》中改為「北伐」。

胡氏父子和朱熹為什麼要把司馬光書寫的三國這段歷史的價值取向徹底顛倒過來呢?難道他們就沒有司馬光的顧忌嗎?雖然他們都主要活躍在南宋時代,但是還是大宋朝哇!

靖康二年(1127),北宋被女真金國攻滅,宋徽宗和宋欽宗父子雙雙被俘,押赴北上。

金國一時間控制不住中原局面,就臨時扶持了以張邦昌為國主的傀儡政權「楚國」。

後來宋高宗繼位,張邦昌把政權交還給宋高宗,金國又找來了一個宋朝的投降官員叫劉豫,在山東、河南地區再度臨時設立了另外一個偽政權——「齊國」。

高宗一路向南撤退,渡過長江,在金兵追趕下一路狂奔。

建炎三年(1129)年,正當南宋處在危難重重之中的時候,又發生了警衛部隊首領苗傅、劉正彥逼迫宋高宗退位,強行逼迫高宗皇帝把皇位讓給了自己三歲的兒子趙旉的鬧劇,連年號都改成了明受。

後來雖在一月之內,即被南宋張浚、韓世忠、劉光世等平定,可是高宗的這位小太子卻被驚嚇死了,高宗以後再也沒生齣兒子。

這些事情,胡安國、胡寅父子幾乎都是親歷的,朱熹雖然晚生,沒有親身經歷,但是保護南宋政權,保護漢民族最後的一塊土地和家園,從而保存中國文化的強烈內在願望,使得他們必須毫無疑義的努力確保宋高宗的正統地位。

要不然,不僅自己沒家了,民族文化也會因為失去孵化和生長的溫床而被徹底毀掉。

正是出於這種強烈的民族文化和政治國家的責任意識,胡氏父子和朱熹等,才把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已經確立的正統與所謂「閏統」的地位顛倒過來。

不這樣,宋高宗就有可能重新受到威脅,大宋朝就可能徹底被毀掉,中國文化也會跟著徹底遭殃。

這就是三國時期劉備正統地位的由來。

也是《三國演義》這部恢弘的歷史文學名著,把劉備當成正統的嚆矢和真正由頭。

在此之前,從魏晉一直到北宋,劉備一直都處在「閏統」的位置上,就好像農曆的閏月一樣,是在正常的一年十二個月以外加進去的,雖然有理由,但不是常態。

由於胡氏父子和朱熹等站在南宋的立場上,為自己當下的祖國「正本」立言,才把劉備從「閏統」的地位,提升到了正統的地位,而將曹魏從基本正統的地位,貶降到了篡逆的位置上。

孫權沒有經歷位置的變遷,依然屬於所謂「閏統」。

王船山先生在《讀通鑑論》的《敘論》中,說自己評價歷史,不使用正統觀念,並把正統觀念批了個體無完膚,不僅三國時代的魏、蜀、吳三家,誰都不足以成為正統,整個中國家天下以後的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也都有資格被看做正統。

我們讀船山先生這段書,要知道這是船山先生晚年的作品,那時明朝早已滅亡,苟延殘喘的各個南明政權,也早已灰飛煙滅。

就在船山先生寫作《永曆實錄》的時候,還不是這樣的立場,還在維護永曆的正當性,譴責滿清「夷狄」,指斥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投降部隊是亂賊,指斥在永曆朝中弄權的王化澄等是奸佞,還在有意無意的表達永曆皇帝朱由榔是正統的意見。

為什麼?那時他曾經跟隨永曆帝,寄望於明朝的復興。

他所投身的王朝的合法性,正是他投身的理由。

他想藉助永曆王朝的復興,實現中國的政權應該由中國的漢民族自己來建立的夢想。

當這份夢想徹底破滅了以後,他已經無所依託了。

而正是因為無所依託,他才能擺脫一切束縛,包括現實的利益,現世的君臣關係,甚至當下的生命存在等等,尤其是徹底擺脫掉了所謂正統觀念的限制。

由此,他的史論才放膽不為任何一家一姓立言,專為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立言。

他的史論,也才因此而顯得那樣闊大,那樣自如,那樣深邃,那樣能夠打動現代以及未來的人心。

我們既不是三國時代的人,也不是南宋時代的人,所以我們今天看三國這段歷史,既不必依循南宋以前的「約定」,非要說曹魏是正統,也不必遵照南宋以後的「重新規定」,頑固強調劉備才是真正的正統。

我們應當有符合歷史原本事實的現代人立場才對。

前面講的太嚴肅了,現在說點好玩的,來緩解一下我們緊張的神經。

朱熹在使用新的價值標準以後,也出現了一些一時間不好處理的問題,看上去有點像笑話。

比如:在《資治通鑑綱目》的卷十五「甲寅(234),十二年三月條」下有:「魏山陽公卒。

」下面又用小字標明:「魏主睿素服發喪。

」這裡的「十二年」,用的是蜀漢後主劉禪的建興年號。

山陽公,就是漢獻帝,怎麼成了「魏」的「山陽公」?沒錯,漢獻帝被迫禪位時,被曹丕降封為「山陽公」,他是「魏」的「山陽公」。

但是你不是以漢為正統嗎?魏既篡逆,怎麼能把魏對於漢獻帝的封爵當成既定的事實來接受呢?

漢獻帝禪陵

還有,同年八月條中有:「魏葬漢孝獻皇帝於禪陵。

」「孝獻帝」,那是人家曹睿給漢末帝劉協的諡號。

既以漢為正統,那麼就不能接受魏的降封、賜諡的事實。

劉備不是也給了劉協一個諡號,叫做「孝愍皇帝」嗎?為什麼不使用這個名稱?而且為什麼是「魏葬」,劉禪和諸葛亮們哪去了?為什麼不在成都召開送喪的追悼會?或者派人前來把劉協的遺體接走,運回到成都安葬?他們心中還有劉協嗎?心裡既然沒有劉協,有什麼資格說自己是正統,又有什麼資格擔待正統?

咱們先把這些問號放在這裡,幫朱子的《資治通鑑綱目》把這句話改動一下。

有關劉協之死,如果非要以蜀漢為正統,那就應該這樣記述:「當今聖上崩於逆臣曹睿之偽魏國中。

」「逆臣曹睿懾於眾議,葬於所謂禪陵。

」但是不能這樣說,如果把漢獻帝當成「當今聖上」,劉備放在哪裡?劉禪怎麼安置?導致這種表達上的尷尬的,其實並不是曹魏的篡逆,而是劉備的登基稱帝。

從漢獻帝死,到埋葬的半年多時間裡,蜀漢一點動靜都沒有,諸葛亮從二月開始出兵斜谷,跟司馬懿作戰,期間還製造了「木牛流馬」。

而安居成都的蜀漢後主,對於劉協之死這件事情,更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他們心裡哪裡有什麼漢獻帝?

當年漢獻帝禪位的時候,諸葛亮就指使人在成都造謠,說劉協被曹丕殺死了,無非就是想給劉備稱帝製造理由。

除了在這樣的時候利用一下漢獻帝以外,漢獻帝再出現就是他們的累贅,他們巴不得漢獻帝真的被曹丕殺死,這樣他們就不會有後來漢獻帝真的死了(這個消息,很可能又被諸葛亮在成都「封殺」了)的窘困和難堪了。

諸葛亮在這一點上,顯得有點很不幸,他也是在漢獻帝死的同年,病逝在用兵途中。

那時漢獻帝剛剛下葬幾天。

如果漢獻帝是劉備,那就可以說諸葛亮是因劉備之亡傷心至死,那樣就更可以增強諸葛亮忠誠的亮麗色彩了。

我講這段話語的意思,不是故意糟踐諸葛亮,只是說明劉備和諸葛亮,或者蜀漢政權,自稱是漢代的正統繼承者,而指斥曹魏為篡逆,最多只是自己割土稱王的藉口,根本不出於對漢朝的真正擔待和挽救的心理。

其實有關於沒把漢獻帝當作一回事,諸葛亮自己也並不諱言。

劉備三顧茅廬,是在漢獻帝建安十二年(207)。

當時諸葛亮沒有跟他講任何一句怎樣救助漢獻帝的話語,只是告訴他荊州、和益州山川險要,「國殷民富」,如果能夠占據,就可以依此發展,進而爭奪天下:「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這裡說的「漢室可興」,顯然是不包括解救漢獻帝在內的,或者更明確的說,就是要拋開漢獻帝,另立一個「可興」的漢朝!這是什麼邏輯?這是把「漢室可興」當藉口,「把霸業可成」當目的的邏輯!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軍壓境,諸葛亮奉命到江東請求孫權發兵營救時,對孫權大講「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爭天下。

」心裡根本沒有漢獻帝,只是「爭天下」。

諸葛亮在給孫權分析當時形勢後,判斷曹操失敗的必然性,同時對曹操失敗後的天下格局做了充分的估計:「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明顯是「三家分晉」式的搶奪天下,哪裡是什麼扶持、救助漢獻帝?其實諸葛亮只是想輔佐劉備奪天下,兩人心裡統統沒有漢獻帝。

由此看來,諸葛亮對劉備所講「漢室可興」,只是因為劉備是漢室宗親,儘管支脈遙遠得無法紹續,但是劉備還要打出這樣的旗號以爭取人心。

諸葛亮沒有辦法繞開這個劉備自欺欺人,久而久之連自己都信以為真的謊言,只能順著他的這份心思接著說,

還有,《資治通鑑綱目》記蜀漢被滅時說:「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 記為蜀後主劉禪的「炎興元年」,而下一年卻記為魏元帝曹奐的咸熙元年了。

因為蜀漢沒了,歷史還在繼續,只能如此。

這一年的話語說:「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對比上面兩條,劉禪得了個「故漢帝」的稱號,而劉協連個「故漢帝」的稱號都沒有得到,只得了一個「魏山陽公」。

死了的時候,連個「崩」也沒混上,只奏合了一個「卒」。

不知道蜀漢的主子和大臣們究竟在幹什麼?也不知道朱熹的這種寫法,到底應該如何理解?把正統的地位給蜀漢,他們能擔待的起嗎?有資格擔待嗎?

胡文定(安國)、胡致堂(寅),還有朱元晦(熹)等南宋的一些大理學家們,雖然為南宋——自己的祖國而立言,為中國文化立言,用心可謂正大,但就是不知道,他們在面臨上述的情況時,自己內心裡對於劉備和諸葛亮們,到底作何感想?!

我說劉備沒有資格擔待正統,並不是說他一無是處,而是說他打著正統的旗號,卻沒做出應該在這面旗幟下應該做出的事情。

劉備以布衣起身,早年靠編織草鞋和蓆子之類過活,純粹就是平頭百姓。

但卻胸懷理想,心存遠志,在三國的亂世里,起身得勢又晚,以區區幾個關羽、張飛、趙雲,而慢慢壯大。

幾度被曹操打得鼻青臉腫,呂布和袁術都差點要了他的命。

左竄右跳,前托後靠,狼奔豕突,四處謀地求生,但卻能堅定不移,屢敗屢戰,百折不撓,堅忍地存活並發展下去,最終占據四川,與曹操和孫權分庭抗禮,鼎足而立。

如果沒有非凡的本領,何以能夠做成如此一番事業?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如果都能像他一樣堅忍、頑強、不屈,何愁不能做成一些有益的事情?

劉備雖然不能被看做正統,但他的身上著實有很多人不具備的特殊優長。

在這一點上,無論袁術還是袁紹,都無法望其項背於一二。

更不要說公孫瓚、陶謙、呂布、劉表、張楊、馬騰、韓遂之類了。

除了上述優點之外,劉備還有一個仁慈的優點。

世傳「劉備摔孩子,刁買人心」,那是《三國演義》的文學筆法,這樣寫的目的,只是為了讓作品好看,吸引人。

歷史上原本沒有「劉備摔孩子」這回事,但是劉備的仁慈,確實是真的。

劉備「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所以沒去攻打劉琮,搶占荊州。

荊州和襄陽地區十餘萬民眾跟隨自己,卻不忍心放棄,「甘與同敗」,諸葛亮說這是劉備的「大仁大義」,是完全靠譜的。

劉備的仁慈和義氣,不止是說說而已,他心裡確實懷有這份惻隱和朋友之誼。

如果他不打著「興復漢室」的旗號,我們就沒有資格指責他在曹丕稱帝的時候,不是舉兵向北,而是率師東進了。

為了替關羽報仇,劉備可以置自己的政權、國家於不顧,甚至為了殊死一搏,連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

古往今來,您見過幾位這樣的義氣人呢?

那他為什麼後來又搶占了四川?後來情況變了,此一時彼一時也。

再說,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盡,老王也不想為這事耽誤更多的時間。

至於劉備跟諸葛亮的君臣關係,信賴諸葛亮如同信賴自己,顯然也是古今帝王與輔相之間關係的楷模。

劉備在這一點上,又顯現了甚至包括曹操,都有所不及的優異。

曹操誤殺自己的「宰相」崔琰,崔琰為曹操聚攏人才,功勳卓著。

曹操還因欲加九錫,封魏公一事,不滿於荀彧的「不宜如此」,而心生不快,致使荀彧憂鬱而死。

相比之下,劉備臨終前卻對諸葛亮真誠地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材,君可自取。

」古今帝王也沒見誰這樣對宰相留遺囑的。

劉備不容易,劉備不簡單!

諸葛亮之所以那樣盡心盡力扶助那位只知吃喝玩樂,剩下的事情什麼都不懂的阿斗,完全是因為感戴劉備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和信賴之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諸葛亮之所以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計個人得失,甚至安危、生死都不顧,盡心盡力地效命於西蜀,當然有人格本身的原因,但劉備從前的知遇和臨終前的重託,顯然是諸葛亮忘身為國的更直接的導因。

劉備託孤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劉備臨終前的囑託,感動得諸葛亮涕泗橫流:

「臣敢不竭躬股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劉備又嚴誡阿斗,要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諸葛亮,而諸葛亮對於阿斗的關心和愛護,也已遠遠就超過了自己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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