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諸葛亮「封神」的最大推手？

三國是在漢末亂世的基礎上演進而來的，亂世是豪傑蜂起，也是混帳橫行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里，人物往往很多，正負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檔次，夠重量等級的其實並不多，大多也只是渾水摸魚，僥倖獲利而已。

三國時期，政治人物、軍事人物、智謀人物、人文人物，隱逸、醫巫、怪妖等等，什麼人物都有，忠奸雜陳，能否相間，正邪各有其場，人鬼俱現江湖。

各色人物，粉墨登場，演得世界斑駁陸離。

諸葛亮在《三國志》里的形象，只是一個善於治理日常政務的「能吏」，因為安撫了南蠻孟獲，從而又被論定為有「治戎」之才。

但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卻並不認為諸葛亮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軍事家。

而作為宰相或者丞相，有史以來多如牛毛，本亦不足為奇。

正如《紅樓夢》里的「好了歌」中哼唱的那樣：「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僅漢武帝一朝就往復更換了十幾個宰相。

後世宰相更換的頻率有時更高。

宰相，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諸葛亮

但是諸葛亮這位宰相，卻在中國人心目中高居榜首，地位至高無上，幾乎達到了聖人的地位，永垂竹帛，恆為世范了。

這是為什麼，又是從何時起開始的呢？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諸葛亮於漢獻帝建安十二(207)年，「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出山輔佐劉備，至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234)八月，病逝於北伐曹魏的進軍途中。

後主贈予「武鄉侯印綬」，賜諡為「忠武侯」。

諸葛亮病逝前，將退兵事宜全部安頓妥當，司馬懿率兵尾隨，陳壽只說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就是仔細查看諸葛亮的屯軍修整地點，見諸葛亮行軍有法，無懈可擊，讚嘆說：「天下奇才也！」

東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對這件事情描述得更為細緻：「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迫焉。

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

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

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活仲達。

』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三國演義》寫這段故事，顯然不是僅僅依據《三國志》的說法，而是整合了陳壽的《三國志》和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陳壽在諸葛亮傳中評價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著，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庶事精鍊，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

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平心而勸戒明也。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也。

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隆中對

諸葛亮作為宰相，確實出類拔萃。

從諸葛亮過世，直到唐代，雖然一直不乏對諸葛亮的讚美之詞，包括東晉的習鑿齒、南朝宋的裴松之、唐憲宗的宰相裴度等。

但究其大略，不出於陳壽上述的評價。

只是說他是個優秀的宰相，大致屬於春秋時代齊桓公的宰相管仲、漢代初年的蕭何那種，是個有本事、有成就的宰相，而且比這兩位可能還略遜一籌。

東吳張儼說「仲達之才，減於孔明」，說諸葛亮「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以為管仲和晏嬰，也未必強於諸葛亮。

晉朝張輔評價雖然稍高，說諸葛亮豈止是樂毅能比，簡直可以和伊尹與呂尚相提並論。

(「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可其實還只在治能上說，沒有在理想目標和仁德用心，以及內在修養和學識的角度說。

這些從魏晉一直到唐代的評價，基本還是從治理的能力方面來評價諸葛亮，沒有脫離事功評價標準，所論諸葛亮與管仲、樂毅等高低的不同，也只是量上的多寡而已，不足以在正大和徹底的意義上抬高諸葛亮。

直至北宋的仁宗至神宗的時代，因為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事件，北宋士大夫階層，越加對宰相的品、學、能，還有客觀成就等綜合人生指標發生重大興趣。

這才使關注古代人物的目標發生根本轉移，這種「價值評估指標」的悄然轉移，表明了宋代知識分子參與國家管理的熱情和對國家的責任意識，遠遠高出於從前所有的歷史時期，是大宋朝「君臣共治」的嶄新政治格局，給歷史的評估帶來了新的活力和生機。

程頤評價諸葛亮說：「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

」這個評價，雖然還沒有把諸葛亮抬高到天上去，但已經跨越晉、唐時代的所有評價，實現了一次質的飛躍。

程頤

程頤是大理學家，理學家評價人和事物，顯然跟普通的文化人或者政要，甚至此前的儒者們，都有極其重要的不同。

雖然他們面對的事實都是一樣的，甚至使用的詞彙也相差不多，但即便是使用了相同的詞彙，意義卻已經有了原則的不同。

理學家抓意義、抓本質、抓用心，不像一般的歷史學家或者普通的儒者、政要等，這些人評價人物和問題，往往只是停留在功過、效果和才能等方面。

程頤說「孔明有王佐之心」，這可不是個一般的評價，就是說孔明想成就王者之業，而不是僅僅要幫助君主成就霸業。

「王」與「霸」，雖然在客觀事實上，都可能是控管統一的版圖，但是用心和效果，卻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王者是亮金，霸者是銹鐵。

要真正理解這一點，我們還得先放下對諸葛亮評價本身，回到孟子那裡去，看看孟子是如何界定「王」與「霸」的區別的。

孟子在中國思想史上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區分了王道和霸道。

孟子以行仁政為王者之志業，行仁政，就是抱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去「擺平」天下。

而不是像一些霸道的君主那樣，拿著刀槍去恐嚇和懾服天下。

王者靠仁義「得」天下，用教化安天下；霸者用武力「奪」天下，用刑罰治天下；王者養民、教民，教民為善，導民互幫互助，使大家都能安居樂業；霸者欺民、榨民，誘民崇利，令民互相告奸，製造人間不和諧，誰都別想過安生日子；王者求義之正，霸者貪利之大；王者寬厚，霸者蠻橫。

請各位注意，我在上面評價王者和霸者的時候，把「得」和「奪」用了引號，不是表達另外的意義，只是著重提醒大家，「得」和「奪」是有原則不同的。

「得」是因為你的德行到了，天下人就把天下「給」你了。

「奪」的意思是我有強大的武力，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我都能把天下「搶」到手裡。

孟子面對梁惠王、齊宣王和滕文公時，奉勸他們的，都是行仁政，愛民，養民、教民之類的話語。

程頤雖然說諸葛亮未能「盡道」，可是把諸葛亮說成是「有王佐之心」，這就已經在質的意義上，實現了對諸葛亮評價的歷史性跨越。

諸葛亮從此不再是管仲、樂毅，也不再是蕭何和張良之類，只是能力強，功業大，而是跟伊尹、周公同類的「大賢」一樣，是用心正大，行事光明，不是用伎倆做事，而是以誠信待人、待事了。

雖然程頤對諸葛亮的評價已經超越了常規，但在北宋的特定歷史環境下，並沒有引起眾多的響應。

靖康之難以後，宋室南渡，士大夫在江山社稷只剩半壁的歷史情勢之下，他們為了恢復中原失地，不使華夏文明的神聖領地，被沾滿腥膻之氣的女真所占據，迎請徽宗、欽宗兩位皇帝回歸故國，拚命鼓盪文化倫理情感。

他們在為現實政治獻計獻策的同時，又在歷史上努力找尋正面的楷模，以為現實的執政者效法之用。

諸葛亮由此被從歷史的深處挖掘出來，重新審視的結果，正可以成為當代的楷模。

於是就藉助對諸葛亮的大肆宣傳，斥責當時主和的執政者秦檜等，說諸葛亮在西蜀那樣孱弱的情況下，還能堅持不斷出師北伐，而南宋的執政要臣，卻忘記國家民族還有皇室的恥辱，偏安江南，有什麼顏面去面對差不多一千年前的賢相孔明？同時，南宋士大夫對宰相弄權也深惡痛絕，胡寅在評價諸葛亮時，藉機指桑罵槐說：「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這哪裡是在辱罵曹操，分明是在咒責擅權誤國、抑制主戰抗金的當朝宰相秦檜！

當然，他們痛詆宰相弄權，雖然表面上是在維護君權，而實際上有更深的心裡隱衷，那就是維護仁宗以後漸漸形成的「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標，他們想把中國歷史真正帶入到古典的「君主立憲」式的民主政治途程中去。

南北宋之交，朝臣李剛等既借上書之機，表彰諸葛亮的「北伐」、抗敵，而程門弟子楊時，也接續其師程頤，稱頌孔明「有伊尹之風」。

最典型、最集中的，要數春秋學大家胡安國。

他為了大宋朝的復興與安定，堅忍30年，苦著《春秋》，強調「尊王攘夷」，為「驅除金虜」，復興大宋，鼓盪理論銳氣。

同時，胡安國又給剛剛當上宰相的秦檜寫信，告誡他「《春秋》尊王室，惡臣下分權。

」希望秦檜推尊高宗皇帝，不要貪戀權力，努力佐助高宗皇帝，爭取創造大宋朝的中興偉業。

胡安國的幼子胡宏自幼聰穎過人，十五歲上就編纂了程顥和程頤兩兄弟的語錄精選，還自作了儼然已是理學家的前言和後記。

胡安國唯恐胡宏過於重視思想本身，而忽視歷史和現實的研究，使學問漸漸落入玄虛之中。

於是就選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重新整合為100卷，取名為《資治通鑑舉要補遺》，這是他專門寫給胡宏等幾個兒子和侄子使用的歷史教材。

宋人對子侄教育的用心、用力，由此可見一斑。

就在這部專門用作給兒子當教材用的重要歷史學著述中，胡安國把西蜀定位為正統，將諸葛亮定位為古今賢相之首。

胡安國平日裡跟朋友們論說古人物時，也經常稱道諸葛亮為古今賢相第一。

胡安國的長子胡寅，繼續其父，進一步大肆張揚諸葛亮。

胡寅作《讀史管見》30卷，盛讚諸葛亮「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胡氏父子將諸葛亮比作伊尹、周公，跟從前人接受諸葛亮自己的說法，把他比作管仲、樂毅是有根本不同的。

管仲、樂毅都是霸者的輔相，而伊尹、周公則是王者的宰臣。

霸者的輔相，只知在功利上求進取；而王者的宰臣，卻是在用心上顯至誠。

「霸相」只謀求建功立業，以獲取自己的高爵厚祿；「王宰」則立心為天下謀太平，不計個人利害得失。

胡寅

胡寅不僅在自己的歷史學力著《讀史管見》中推尊諸葛亮，而且還單獨為諸葛亮另作了一篇傳記。

在《諸葛孔明傳》中，胡寅大肆表彰諸葛亮說：「亮體資文武，明睿篤誠。

英略絕時，而行治純懿；直方守正，而應變無窮。

……及夫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政由己出，而不失臣禮；身握強兵，而中外無間；行法峻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勞。

死之日，百姓追思，如喪考妣。

庶幾哉，帝王之輔，伊、呂之儔，度越管、蕭遠矣！」在這篇諸葛亮的傳記中，胡寅把諸葛亮《出師表》的內容，一字不落的全都錄在了裡面。

我們在上中學的時候，都學過諸葛亮的《出師表》，那確實是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文字。

因為太能使人心受到激盪了，所以但凡有點理想、有點正義感的學生們，無不喜歡那篇文字。

南宋的士大夫更是如此，很多人都喜歡並且能夠背誦。

朱子十幾歲的時候，胡寅回到自己的老家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朱熹幸運的得以見到胡寅，並作為正式的參宴者，出席胡寅跟胡憲、劉屏山(這兩位都是朱子的老師)等長輩儒者們的宴會。

席間，胡寅微醺，朗然起身，慷慨吟誦《出師表》。

胡寅激情滿懷，熱血沸騰的吟誦，給朱熹留下了終身難忘的深刻印象。

數十年以後，朱子還在對自己的學生讚嘆胡寅說：「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

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是真正的豪傑型的人物。

胡寅盡顯孔明美德於世間，之所以要甩開陳壽在《三國志》中為諸葛亮所做的傳記，另行為諸葛亮作傳，根本原因就在於認定陳壽根本就不了解諸葛亮，而自己才是諸葛亮的隔世知音。

陳壽只把諸葛亮當成一個治理日常事務的能手，而胡寅則堅決認定，諸葛亮是不世出的賢相楷模。

胡寅的弟弟大理學家胡宏，跟自己的父兄一樣，極力推尊孔明，說孔明「其志大，其量弘」，說諸葛亮死後，「蜀人久而歌之，猶周人之思召公也。

」胡宏還說諸葛亮平生的做法，都「深得《春秋》之旨」。

武侯祠

胡宏的大弟子張栻，更是不遺餘力地推尊諸葛亮，連胡寅所作的《諸葛孔明傳》都不滿意，又為諸葛亮另作了一個傳記，叫做《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在張栻給諸葛亮所作的這部傳記中，超越胡寅的如實反映諸葛亮人生實際的「做法」，把諸葛亮年青時「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的話語，以及諸葛亮為後主劉禪寫作《申韓》、《管子》和《六韜》的事情隱沒不提，卻添上了諸葛亮娶醜女為妻一段。

這是個質的變化，連諸葛亮自己說自己的話語都去掉了，為什麼？因為諸葛亮拿自己跟管仲樂毅相比，管仲、樂毅，是春秋戰國時期霸者的輔相，而張栻和胡氏父子們要把孔明樹立成王者的賢宰。

所以胡寅才把他比成伊尹、周公和姜太公，胡宏才跟他的哥哥胡寅一起，說蜀人思念諸葛亮，就像周人思念召公一樣。

其實有關這種說法，在西蜀被曹操滅掉不久，東晉張輔就曾說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但是，張儼雖然也把諸葛亮表彰到了與胡寅、張栻同樣的高度，但他自己並不知道超越管仲樂毅，而與伊尹和姜尚比肩的深刻含義，他還只是在重量等級上，在與歷史人物的對比中看待諸葛亮，而不像胡寅和張栻，已經跨越量上的對比，進入了質的飛升。

張栻刪掉「自比管仲、樂毅」，還有諸葛亮給後主寫作《申韓》、《管子》和《六韜》的事實，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把諸葛亮身上「不夠純正」的東西抹掉，好讓他變得精而又精，純而又純，沒有一絲一毫雜質。

張栻把諸葛亮娶醜女為妻的事情寫在傳記里，是為了表彰諸葛亮不迷惑於色相，而專注於美德。

至於諸葛亮的妻子，到底是不是後世因為張栻的寫法而盛傳的那樣貌丑，這事兒恐怕是沒有辦法證實了。

反正為了反襯諸葛亮的盛大光輝，他的夫人丑點也沒關係。

而且人早就不在了，無論俊、丑，都已無關她的生存幸福與否了。

張栻

張栻為什麼這樣寫？為了匡正世風，為了大宋朝的重新振興，為了聖賢之道能夠在人間流行：「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

」這個說法，跟胡寅在《讀史管見》中的「王跡既息，人慾肆行，熙熙攘攘，惟利是竟」的擔憂，完全出於理學家想要拯斯文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共同心態。

這是宋儒推崇諸葛亮，努力把諸葛亮打造成純粹的聖賢的最好說明。

他們憂慮人間日漸功利化，正道不能在天底下順暢流行，所以才在歷史中找尋根據，並把諸葛亮這個基本初具形貌的「樹根」，用無數大師巨匠們精美的手法，歷時差不多整整一個南宋時代，終於把諸葛亮雕刻成為一架精美無比的「根雕」！

張栻極盡對諸葛亮「正大之體」的表彰，張栻把自己給諸葛亮重新作的這份傳記送給好友朱熹欣賞，朱熹卻不同意張栻把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那段，還有他給後主劉禪寫的《申韓》、《管子》和《六韜》等的事實去掉，說是這些正是諸葛亮「其學不純」的證明。

還有諸葛亮勸劉備占據荊州、益州以成霸業之類，都在表明諸葛亮學得很駁雜，本來就不是純儒。

張栻卻說：諸葛亮唯一的不足，確實是學得很駁雜，要是他能得以深學孔孟，跟朋友經常講論，那就更不知道他的造詣會有多高了。

張栻承認朱熹的「批評」有道理，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寫法，認為儘管諸葛亮「其學」不純，但諸葛亮的胸中所存，絕不是三代以下的宰輔們可以比擬的，豈止限於管仲和樂毅？管仲和樂毅，只求建立事功，哪知扶持王室？哪知匡正世道人心？他們根本就沒有跟諸葛亮的可比性。

自己之所以非要把「自比管仲、樂毅」和為後主寫作《申韓》、《管子》和《六韜》那些事情去掉，就是為了避免世人誤讀，受迷惑而把諸葛亮僅僅看成是像管仲、樂毅那種「霸者」的宰相，甚至「幫凶」。

張栻的意思，就是說憑藉自己的感覺，諸葛亮的確有聖賢的自知和用心，儘管其學駁雜，但也不應該輕易肯認他「自比管仲樂毅」，就應該把他當成聖賢式的宰相來看待。

是不是或者像不像管仲、樂毅，不能由諸葛亮自己說了算，必須從他的實際做法中，給他以重新評價和定位。

張栻還說明了自己沒有把諸葛亮給後主寫《申韓》、《管子》和《六韜》的理由，是他懷疑這些未必真是諸葛亮所寫，因為味道跟《出師表》完全不一致。

張栻對朱熹的解釋說：我既然存有懷疑，所以就可以不寫這些事情。

張栻甚至說自己就是看中並欣賞諸葛亮的「以興復漢室為己任」，我不寫那些，只寫這些，正是想要用諸葛亮的「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來正名、討伐那些「天下諸侯內懷他圖者。

」

張栻的這種說法，其實表達的不僅是他個人的意願，而是整個南宋所有主張北伐金兵，心繫大宋朝重新復興的優秀士大夫的共同心聲。

朱子雖然提醒張栻，要注意書寫歷史的真實性原則，但是朱子完全理解，並同樣具有跟張栻和胡氏父子的同種「心懷」。

只是朱子覺得，不能把「聖賢」這樣的「名器」輕易許給別人，這樣會降低聖賢的品質。

張栻面對朱熹，一向溫潤，經常於「義理論辯」上，稍讓朱熹一籌。

但在寫作《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的取捨材料問題上，卻絲毫沒有退讓。

因為自己認定諸葛亮是可以佐助人主，創立王道事業的，所以才「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說有近於霸術者。

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

」張栻對諸葛亮，除了在正文寫作時，必須尊重歷史的書寫規範，直呼姓名之外，其餘場合談到諸葛亮，張口閉口都是一個「侯」字(諸葛亮受封武鄉侯，受諡忠武侯)，尊崇敬重，已經無以復加。

張栻之後，南宋賢士大夫，紛紛加入到提升諸葛亮歷史地位的隊伍中來，幾乎眾口一詞，一致推尊諸葛亮。

朱熹、陳傅良、陳亮、葉適、呂祖謙、陸九淵、楊萬里、真德秀等都在其列，陳亮寫了兩大篇關於諸葛亮與司馬懿高下評判的文字，歷史學家鄭樵又作了一篇《諸葛亮傳》，而儒者蕭常，不僅完全同意張栻的做法，而且又做了一篇《諸葛亮傳》。

蕭常在這篇自作的《諸葛亮傳》的末尾，用《贊》的方式，完全接受張栻的說法，把張栻對於諸葛亮的崇高評價的話語，全部輯錄在自己所寫的《諸葛亮傳》的後面：

廣漢張栻曰：「三代衰，五霸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若亮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

……其君臣相與，一以道義而忘勢。

」

諸葛亮一改在《三國志》中的霸者輔相的面貌，徹底地變成了王者的宰臣！

蕭常引用張栻的話語說：「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余習，張子房號為豪傑者，而猶未免雜於霸術。

若亮，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

使得游於洙汜，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致又當若何！《傳》稱：『始亮在隆中，以管、樂自許』，余謂亮王者之佐，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哉！臆者，《傳》之誤耳。

」

其他諸儒，雖認識各有高低，但都同樣主動站進高抬孔明的時代行列中，儘管陳亮主要還在強調諸葛亮的事功成就和實際才能，葉適對諸葛亮並不完全讚賞，朱熹始終堅持說諸葛亮「其學駁雜」，「病於粗疏」，「出於申商」，但卻依然肯認「諸葛亮有儒者之風，後世誠無他比。

」

諸葛亮已然被南宋儒者徹底「重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賢相之首，從此永遠高居在中國後世歷史中「宰相賢能評比」的人心榜首，地位如日中天般崇高，從此再也沒有走下聖壇。

傳世的文學經典名著《三國演義》，就是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之下，順勢把諸葛亮的偉大而崇高的形象，鑲嵌在了後世的人心之中，再歷千年萬世，也不會變動，真正是名標竹帛，永垂不朽了。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三國演義》作者在諸葛亮仙逝於五丈原的時候，引用唐代的大詩人杜甫上面的詩句，讀到此處，讓人忍不住啜泣成聲。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像陸遊一樣的南宋志士仁人，借諸葛亮的《出師表》，以宣洩被主和派宰相秦檜壓抑的強烈而沸騰的抗戰復國激情，抒發「弗與女真共天下」的豪情壯志，他們絕不會被敵人所嚇倒，誓死不會向強敵女真屈辱臣服！

諸葛亮成了他們的替身，也成了他們在歷史上的化身；他們也使得諸葛亮不屈不撓，堅決抗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永遠昭然於人間，傳流於後世了。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在下，你既然這樣讚揚諸葛亮，對他那樣動情，為什麼還要否定劉備的正統地位？為什麼還要同時表彰曹操？

這是兩回事。

咱是學者，不是信徒。

所以必須抑制自己的個人情緒，而爭取堅持住客觀的理性精神。

諸葛亮之作為賢相，雖然不能不說跟劉備的是否正統關係重大，但畢竟不是一個問題。

中國歷史要是永遠都以姓劉的為正統，那我們兩千多年內的所有中國人，就都是他們劉氏的家奴了。

你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和結果嗎？就算永遠打工，咱們也得換兩個老闆，好有個對比、權衡，以備自己做選擇時作參考是不是？

曹操在古今帝王中，確實是少有的典範，他跟諸葛亮對待皇帝的態度不同，是因為漢獻帝是在曹操扶持下存活下來的，如果沒有曹操，漢獻帝早就被各種董卓、李傕、郭汜、韓暹、楊奉、袁術、袁紹們折磨死了。

是曹操，把他的性命和「權力」——至少是名義上的權力，還有個人生活待遇，一直保持到自然死亡。

劉禪雖然庸懦，但諸葛亮是因為跟隨劉備，才得以展現才能，施展抱負的。

假使曹操起初就追隨有權有勢的漢獻帝，一路依附漢獻帝成長起來，然後再架空、取代漢獻帝，那老王自然也就不會這樣評價他，不會表彰他有性情，有仁心，反倒會像罵司馬氏父子一樣罵他，太殘忍，太不厚道了。

司馬氏父子，完全是依託人家曹魏成長起來的，在人家還沒有沒落的時候，強行竊奪了人家的政權；而曹操完全不一樣，要是沒有曹操，漢獻帝早就不知道去哪裡找尋自己的魂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