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們為何重文輕武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這首詩寫的正是北宋重視讀書人的景況。

就皇權時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稱得上偉大-——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

那時的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

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

當時的貴族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

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

整個民族只剩下軀殼，沒了靈魂。

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朽的氣息，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

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宋以後的 "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

《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

因此，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

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已乾涸萎縮、奄奄一息了。

雖然束縛人民創造力的源頭，在秦朝皇帝制度的發明，但一直到五代十國中國社會依然還能保持著尚武的血脈未斷。

那個時代是武人掌握的天下，文臣不過是陪襯而已。

但是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

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沉思。

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的深深恐懼。

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國時期，是個極其動盪的年代，軍閥割據混戰，朝代更替頻繁。

帶兵的武將，只要手裡有個幾萬人馬，就都蠢蠢欲動，要奪皇帝的龍椅坐坐。

「世無天子，兵強馬壯者得之。

」出自當時一個武將口中的豪言，打碎了歷朝歷代苦心經營的「天命所歸」的神話。

忠誠道德，那裡比得上天子大位的誘惑。

宋太祖趙匡胤自己，也是依靠一場有趣的「黃袍加身」的鬧劇上台的，對這位武將皇帝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保住自己奪來的江山不被別人用同樣的手段奪走。

辦法只有一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桿子，而是憑筆桿子進行競爭。

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從根本上改變重武輕文的風氣。

宋太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輕武的政策，他採取的首要措施是：第一，開闢儒館，任用大批儒士；廣建學府，培養人才；下令修復孔廟，下詔撥款增修國子監學舍。

在國子監開學講授之日，他還派內侍送去美酒佳肴，以此來表示慶賀。

在這一政策下，長期遭受壓迫鬱郁不得志的文人儒臣們開始活躍起來，穿白袍子的舉人們和大襟束帶的士大夫們也在重要的社交場合出現，與武人們平起平坐。

第二，改進和推行隋唐以來的科舉考試製度。

放寬科舉考試的選拔門檻，無論家庭貧富、地位高低，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都可以前往應舉。

嚴格考試製度，以防富家子弟們請託舞弊。

每年春季，大批大批的讀書人湧進考場，場面及其壯觀，甚至有的和尚道士也還俗應考。

宋太祖親自主持殿試，選拔高級人才為自己所用。

經過這番改革，考場代替了戰場，成為平民進入上層領域的主要手段。

清寒的書生，即使窮困潦倒，但是一旦進士及第，就如同平步青雲，人人刮目相看。

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宋太祖選拔了大批有才華的文臣，使他們進入了統治集團，讓他們擔任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以此來打破武人專權的局面。

宋太祖認為，亂世用武，治世用文，文臣不能只是用來當作點綴，應該發揮他們的作用。

宋太祖不但在地方上用文臣做知州，還特彆強調用文臣在中央擔任要職。

「杯酒釋兵權」之後，宋太祖害怕再次發生武官奪權現象，就統統的用文臣擔任宰相。

盧多遜、薛居正、呂慶余等人之所以被任宰相或參知政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都讀書好學、崇尚儒學。

富裕的軟弱，這就是對宋代的評價。

「國無防必亡」這是歷史給我們的很大的教訓。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

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

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

正如梁啓超所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

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社會發展也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對安定，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