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俠義尚武是怎麼一點點丟掉的？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

在來之前，他對中國人充滿美好的想像。

然而現實卻徹底顛覆了他的三觀，活生生的中國和書里讀到的中國相去甚遠。

「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

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

仔細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幾乎不是同一個次元。

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落差之大，令人驚訝。

春秋戰國：「品格清澈」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擁有尚武精神。

那時的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

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

那也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

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

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輕生重義、生死相許，壯烈而決絕。

而到了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

《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

那麼普通人呢？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在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

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

「劣化」的第一個推手

其實，最早的改變要從秦朝說起。

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很少加以掩飾。

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商鞅變法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

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

皇帝制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制體制抑制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

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奴隸性格」和「專制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

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從「尚武」到「文弱」

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沉思。

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

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

以兵變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惡性循環，因此在政治上對武力進行全方位防範。

開國不久，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接著又從方方面面限制武將的權力和地位。

此外他還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禁止武器的法令後來發展到了可笑的程度：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

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中國人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

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

正如梁啓超所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

元、明、清的毀滅性打擊

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的殘暴統治開始的。

蒙古人在進入中國時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後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

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消滅，中國的脊樑已被打斷。

及至明朝，國民性又開始染上了「流氓氣」。

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卻又繼承了蒙古人的戶口世襲制，農民、軍人、工匠的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沒有選擇的自由。

明朝打造了一個堅固的籠子，把人民如豬羊牢牢關起。

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

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

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

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

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某種層面上，《水滸傳》人物的卑污、暴戾是元明時代中國人性格的真實寫照。

而到了清朝，一百多年的文字獄，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的萌芽，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殭屍；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裡，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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