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稿遺珠：《非演義的三國》之蜀漢「人和」（上）

高宇 青蘊江南

引言

《瓷里看中國：一部地緣文化史》一書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因篇幅、政策諸原因，原書稿中有部分文字被最終忍痛捨棄掉了。

其中有很多自認為還是頗為得意與獨特的，為此我把它們摘錄出來獨立成文，作為書稿的遺珠收存於此，以示不復埋沒。

劉備靠一部《三國演義》得國人之心凡數百年，劉備之蜀漢似乎成了正義之所在，民心之向背。

真實歷史遠非如此，小說中謂劉備得「人和」，殊不知此語由何而來。

所謂「人和」者，兩層含義：其一，民心也；其二，得眾也。

既得民心又人才眾多者方可謂之「人和」，從這一點看，劉備集團大概勉強只能夠得上一半「人和」。

也就是比較得人心，但這個得人心又不大等同於得民心。

在小說里，劉備只要一亮出「孝景帝玄孫」和「當今皇叔」這兩塊招牌，對方似乎都要不勝敬仰、傾心以從。

但是在史書里，我們卻很少看到這種場面。

當然，這很可能因為《三國志》是西晉所撰，故意不寫這種場景。

不過，根據對東漢末年的情況分析，那時候會不會與王莽末年相似，有所謂「人心思漢」存在，也是要重重打上個問號的。

因此，劉備之得人心更多是指其得眾心，這個「眾」指的是他周邊的人，包括認識他的人和他手下的人。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第二》：

（備）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

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

這還真是劉備最大的本事，也是他始終「打不死」總能再起的原因：用現代話說，他「圈粉」的能力太強了，而且他的情商頗高。

從他未起時，就有張、蘇這樣的「金主」給他做天使投資；在他多舛的政治生涯中，還繼續有富豪給他追加投資。

比如連妹妹都嫁給了劉備的糜竺，這個東海郡的大富豪，史書號稱其「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三國志·蜀書·糜竺傳》），破家傾產也心甘情願地跟著劉備。

不能不說劉備在這方面是天賦異稟的。

還是《先主傳》里，說劉備：

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

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

眾多歸焉。

這也就是小說里反覆頌揚的劉皇叔之「仁」，因此，從得眾心的角度說劉備有「人和」，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在人才問題上，劉備集團就稱不上得「人和」了。

如此說，一定有大批人以諸葛亮為例來反對。

是的，諸葛亮誠大才也，但他也是最大的問題，問題就是：除了諸葛亮，劉備集團與曹操集團相比，在人才規模和對待人才的態度上實在乏善可陳。

那麼我們就要從諸葛亮身上來分析一下劉備集團的人才問題。

首先要分析一個問題，就是劉備集團是否吸收了荊州學派。

東漢建安年間天下有兩大人才庫，一個是「潁川集團」，一個是「荊州學派」。

「潁川集團」由潁川郡出身的名士、學者組成。

穎川郡屬東漢豫州刺史部，在今河南中部許昌市、平頂山市地區，北至今鄭州登封市。

夏後啟之鈞台（今河南禹州市）即在此郡，此處自來即為華夏之重鎮。

東漢更是名士輩出，著名者旬、鍾、陳三氏，與相鄰之汝南郡並稱「汝穎多奇士」。

《後漢書·黨錮列傳》列名之「黨錮」清流35人，汝穎二郡就貢獻了7人之多，這是「潁川集團」得以出現的人才基礎。

「荊州學派」的形成要記功於漢末荊州牧劉表。

國人對三國時代的認識大都來自《三國演義》，因此對於劉表的印象也就不大正面，大抵把他歸入「昏君」之流。

歷史上真實的劉表並非如此，他以一書生受任荊州刺史，此時的荊州已經大有分崩離析成無政府狀態之勢。

劉表以謀略、魄力，迅速扭轉局面，而且也是以「武功」創出荊州偌大基業（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況且在此之前，劉表就已經是東漢著名的學者。

《後漢書·袁術劉表列傳》：

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

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

劉表本是黨錮清流名士，因此，他為荊州牧後，大興學術之風，北方名儒學者紛紛南入荊州。

《後漢書·袁術劉表列傳》：

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尉賑贍，皆得資全。

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蓋以千數的學者雲集荊州做學術研究，這是多麼大的文化盛事，由此「荊州學派」從容出世。

荊州學派的學術成就即為所謂「後定」，這個「後定」也就是新解《五經》。

東漢在政治上的崩潰，讓它的學術傳統在三國時期受到了知識界空前的懷疑。

一種改造舊學尋找新思路的浪潮開始冒頭，荊州學派就是最早的發源地。

荊州學派以宋忠、司馬徽為核心人物，從建安三年始至建安十三年，短短十年就成為當時中國學術的一大派系，即「新學」派，以對應中原地區以鄭玄為代表的「舊學」派。

這新、舊學之間的差別或者說學術分歧，核心表現是如何解《易》，這為魏晉玄學的產生起了一個頭。

有一種史學觀點是認為，荊州學派在建安十三年後分成了兩股人，一股隨曹操至許，一股隨劉備入蜀，因此蜀漢的人才也很豐富。

這個觀點的主論據是：

諸葛亮與龐統長期在荊州生活，並由司馬徽介紹給劉備，而司馬徽是荊州學派核心之一，因此，他們二人必是荊州學派重要人物。

在這個認識前提下，《三國志·蜀書》里所有出身荊州的文官，都被認為是由劉備、諸葛亮帶進西川的荊州學派人物，諸葛亮就是他們的首領。

因此，探究一下諸葛亮以及龐統是否是荊州學派就成了一個關鍵。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亮）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裴松之註：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我們來看這兩段話里傳遞的信息：

（一）、跟諸葛亮天天泡在一起遊學的三個人都是「汝穎奇士」，當為中原學派。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們的治學模式是遊學，所以不大可能參與荊州學派那種立學校搞研究的模式。

（二）、諸葛亮的治學方式與其他三人頗有不同，他們是「務於精熟」，而諸葛亮「獨觀大略」。

這說明諸葛亮不傾向於做純學術研究，而是要儘可能地掌握經世致用之「術」。

（三）、諸葛亮自比的是管、樂，一個人自比某人，必然要皈依此人的學說和思想，因此諸葛亮到底治的什麼學就值得研究。

《諸葛亮集·為先帝與後帝遺詔》：

（劉禪）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由此可見，諸葛亮終身研讀、最有心得的是《申》《韓》《管子》《六韜》這些法家、兵家之書。

因此他在履行後主太傅職能時，為劉禪撰寫的才可能是這些書的講義。

而荊州學派是研究什麼的呢：

「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後漢書٠袁術劉表列傳》）——是專研儒學經書的。

以此三點看，諸葛亮當非荊州學派中人。

伏龍、鳳雛並稱，諸葛亮既然如此，想必龐統也相類。

《諸葛亮傳》下裴松之注載：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

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很明顯，司馬徽自己雖然是荊州學派領袖，但他主動把荊州地區的人才分為兩類：一類是「儒生俗士」；一類是「俊傑」。

至少「儒生」的代表是荊州學派中人，而「俊傑」是與他們不同的，不以儒經為學問，而以「識時務」為要旨，這些「俊傑」的代表就是諸葛亮、龐統。

因此，諸葛亮、龐統二人必定不是荊州學派中人。

既然伏龍、鳳雛都不是荊州學派，那麼蜀漢文官里那些荊州人士會不會是荊州學派呢？我們說有可能有，但比率應不會大：諸葛亮本人是地道的「法家」，他為蜀漢定的政治框架基本就是法家治國。

在這種情況下，隨他入蜀並得任用的荊州人士更可能是法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