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官學與漢魏之際的學術變遷——看得頭暈的純歷史論文

小編也寫過歷史論文，也是受過史學正規訓練的學生。

純歷史論文，是發表在論文期刊上的，平時在地鐵里、公交車上或者晚上躺在床上刷客戶端看歷史文化類文章就圖個樂呵。

純歷史論文，看得頭暈！下面的文章還是一篇小論文。

荊州官學與漢魏之際的學術變遷

漢魏之際的學術變遷中有一個過渡階段，即三國時代（公元220年至公元280年）[ 關於三國時間的界定，本文採取學術界通行說法，從曹丕代漢至西晉滅吳。

往往被人忽視。

如果說兩漢的學術講「家法」，「師承」，那麼東漢末年至三國時代的學術師承則是窺測漢魏學術變化的不二法門。

三國時代的學者們留下來的歷史材料相當貧乏，尤其關於是他們的學術活動的事跡。

東漢末年，荊州是少有的安定區域之一，這裡學術文化氛圍濃厚，形成了被後人稱之為的「荊州學風」，本人試圖從荊州官學的角度分析漢魏之際的學術變化。

湯用彤先生曾今指出了荊州學術對於王弼玄學形成的意義[ 湯用彤：《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本文就循著這一思路展開論述。

(一) 山陽王氏地望

王弼未必曾今在荊州居住，然而他的家世與荊州頗有關係。

《三國志·魏志·王弼傳》注引《博物記》記載：

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

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

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之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

業子長緒，位至謁者僕射。

子宏子正宗，司隸校尉。

宏，弼之兄也。

由此可知，王弼的祖父是王凱，而王凱是劉表的女婿。

《三國志·魏志·王凱傳》記載：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

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三公……獻帝西遷，

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

……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乃之荊州依劉表。

……表卒。

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闢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

……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

後絕。

由此可知，王粲為漢魏時期的兗州上陽郡高平縣人。

董卓脅迫漢獻帝西遷，王粲一度隨遷都人群流落長安，後與族兄王凱結伴投奔了已經割據荊州的劉表。

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定荊州後，山陽王氏家族隨曹操回到了北方，建安二十年王粲病逝。

（二）荊州官學的主要情況

荊州學派的重要領袖人物是割據該地區達十九年之久的荊州牧劉表，《三國志·魏志·劉表傳》記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

少知名，號八俊。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

靈帝崩，代王睿為荊州刺史。

又《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謝承《漢書》載：「表受學於同郡王暢。

」

《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英雄記》記載：

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館，博求儒士，使，，，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劉表安定荊州之後，建立官學。

劉表是荊州官學的創立者，而實際負責教學工作的則是宋衷。

宋衷亦作宋忠，留下的歷史實際極為貧乏，事跡見於《釋文敘錄》 ：「宋衷字仲於，南陽章陵人。

後漢荊州五等從事」。

衷與忠通，五等從事，即《荊州文學官志》中的「五業從事」。

五業，指五經的學業；從事，是州牧的僚屬，負責某郡或某部門的工作。

宋忠是著名的古文經師。

其他經師可考者，有綦毋闓和司馬徽。

[ 荊州官學所立經學主要為古文經學不同於東漢官學之今文經學。

按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的說法，綦毋闓屬於「耆德故老」一類的老年儒生，在荊州官學興辦之後，他帶著他的門生弟子趕來。

綦毋闓的生平已不可考。

司馬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今河南禹州）人，建安十三年(208)九月，曹操大軍到新野，直指荊州，徽被曹操徵聘。

曹操對徽慕名已久，而徽卻得病去世。

徽與襄陽名士龐德公相友善。

據《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司馬徽別傳》講，司馬徽「有人倫鑑識，居荊州。

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

於是不問時事，隱居在野。

《三國志·向郎傳》注引《襄陽記》記載：「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 。

當時的荊州既存在以劉表為核心的政治當權派集團，宋衷，蔡瑁，王粲等在朝人士，也包括以龐德公為代表的地方在野名士集團。

荊州人才濟濟，在人物品評方面非常著名，後文將有論述。

（三）荊州學風概況

荊州士大夫共同的學術風尚，表現為反對繁瑣虛偽，追求簡約自然和儒道兼融。

由於資料缺乏很難恢復其中的全部面貌，下面從經學的變化、黃老思想的復興以及刑名之學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兩漢立於官學的一直是今文經學，古文經學一直未能取得官學地位，荊州官學的設立是今文經學正式立為官學的開始。

[ 王莽時期，古文經學曾今立為官學，但是東漢光武帝時期取消，終東漢之世雖有《左氏春秋》由光武帝特許立博士，古文經學一直未能取得官學地位。

經學的學術風氣發生了重大變化。

兩漢時期，今文經學是官方學術，從長安洛陽的太學到各郡縣所立之學校，都是講授今文經。

由於今文經中間夾雜著讖緯，更因為其繁瑣，東漢時期開始衰落，民間最活躍的學術思想基本上是古文經學，古文經學「通訓詁」、「舉大義」受到歡迎，私學之盛在於古文經學。

東漢一代的古文經學大師輩出，如賈逵、許慎、馬融等，然而古文經學一直沒有取得官學地位，所以荊州官學開官學設古文經之始。

尹默和李譔因為不滿益州今文經學而遊學於荊州向司馬徽，宋衷學習古文經學，充分說明了古文經學在荊州的地位

《三國志·蜀至·尹默傳》記載：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

益都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

《三國志·蜀至·李譔傳》記載：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

……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遺憾的是荊州諸儒改造的《五經後定》已失傳。

但從《隋書·經籍志》所留下來的劉表的《新定禮》一卷，《通典》引用劉表的《喪服後定》，可以略知荊州經學的大致內容。

劉表關於喪服的規定，表現出簡約明了之風。

如「既除喪，有來吊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

」當然荊州官學中同樣有緯學的存在。

例如，《晉書·天文志·雜星氣》 ：「圖緯舊說，及漢末劉表為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睿集天文眾占，名《荊州占》。

」宋衷注釋過《易緯》 、《樂緯》、《春秋緯》和《孝經緯》[ 《文選》卷二十八中有記載。

]

二，荊州學術界盛行黃老之學，對黃老之學的復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兩漢之際黃老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嚴遵的《老子指歸》，楊雄的《太玄經》[ 楊雄是嚴遵的學生。

然而在兩漢的學術氛圍之下，《太玄經》未能在知識分子中廣泛流傳。

到了漢魏之際，《太玄經》受到重視，在這一過程中，宋衷是個關鍵性人物。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記載陸績回憶其學習太玄的經歷說：

績昔常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嘆揚子云所述《太玄》。

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

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

……草創註解，未能也。

章陵宋仲子為作解詁，……仲子之思慮，誠為深篤。

又《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記載：

肅字子雍。

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王肅的思想明顯受到其老師宋衷的影響。

三，荊州地區以荊州官學為中心盛行人物品評之風。

與人物品評密切相關的黃老刑名之學即名理學也很興盛。

《三國志·蜀志·龐統傳》記載：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

少時樸鈍，未有識者。

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

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眾人也。

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捬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

」

《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 ：

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

德操曰：「儒士俗生，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此間有伏龍、鳳雛。

」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

司馬徽所品評的三位人物劉廙、諸葛亮和龐統，少年時代在荊州成長，後來成了著名的政治家。

並且這三人也都以「知人」而著稱於世。

《三國志·魏書·劉廙傳》中提到，劉廙很早就預測出魏諷必將作亂，並且勸誡他的弟弟劉偉不要與魏諷來往。

諸葛亮著有《知人篇》，提出七種鑑別人物的方法。

，龐統曾今對陸績、顧邵的才性做出過品評。

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馬能負重致遠也。

」

刑名之學在荊州很興盛，並且對蜀漢和曹魏政權的名法之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文心雕龍·論說》記載：「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叚、王粲，校練名理。

」 傅叚與王粲後來都在曹魏政權任過職。

參與制定過曹魏的一些典章制度。

諸葛亮治理蜀漢，外道內法，打擊豪強，清明政治，以推行名法之治。

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第一篇第四章「思想學術的變化—魏晉玄學的形成及其發展」中指出：漢魏的學術變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詳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第一：作為兩漢的正統官學的經學日見衰微，以至於曹魏京師萬名大小官吏和太學生中，通經知禮的「略無幾人」。

第二：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名法二家之外，儒、墨、道德、縱橫以致兵家都在魏晉時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第三：魏晉玄學的形成與刑名之學和黃老之學以及人物品評息息相關。

荊州學風無不反映了漢魏之際這種大的的學術變遷的背景。

那麼荊州官學的意義在哪裡呢。

他和漢魏之際的學術變遷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東漢末年，戰亂頻繁，文化極易受到破壞，而荊州是少有的安定區域。

荊州官學保存了東漢以思想進步的精華，確立了古文經學的官學地位、發展了黃老刑名之學，使得自東漢以來的那些新的因素得以發展壯大，對三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山陽王氏曾客居於此，耳濡目染，王弼的思想受到了荊州官學的影響，促進了魏晉玄學的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