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陳橋兵變不是偶然的黃袍加身，而是趙匡胤蓄謀已久的奪位行動

五代末，顯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後周朝廷接到鎮、定二州的軍情急報，說北漢勾結契丹，大軍聲勢甚盛，南下侵入邊境，形勢十分危急。

宰相范質、王溥等商討後奏准太后，立即派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諸將領兵出征。

大將慕容延釗簡選精銳，率前軍先行啟程。

趙匡胤調集各路人馬，領大軍也隨即北征。

初三，軍隊駐紮於開封東北40里的陳橋驛，諸將聚謀，以為主上幼弱，他們出死力破敵，有誰知道?也為國家著想，不如立太尉為天子，然後北征也不晚。

乃找匡胤之弟、時任供奉官都知的趙光義和掌書記趙普商議。

光義以為：「哥哥忠赤，不會同意。

」趙普認為：「外寇壓境，大敵當前，應先禦敵，戰歸再議。

」

而眾將堅持說：「若太尉不受命，六軍難以向前。

」此時，趙匡胤卻醉酒臥營不省，眾有擁立之意的將士便環立待旦。

次日黎明，軍營四周吶喊聲起，震動原野。

光義與趙普入營告知，而諸將士也直叩寢帳之門，高呼：「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

」趙匡胤驚起披衣，未及應酬，便被扶到議事廳，有人把皇帝的黃袍加到他身上，眾人都羅拜庭下，口稱萬歲。

國胤要推辭，眾人不答應，並相與扶匡胤上馬，擁逼南行。

匡胤在馬上說：「你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那就必須聽從我的命令，不然我不做這個皇帝。

」眾將下馬回答：「惟命是從。

」然後匡胤嚴肅頒布了有關入京以後士兵秋毫無犯的約法，並令眾立誓，這才率軍返回開封城，遂取代後周政權，建立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節，主要意譯自宋代最具權威的史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記載也差不多。

從其具體過程考察，此次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發事件，是遵循五代將士擁立主帥的舊例行事，趙氏集團事先並不知情，趙匡胤完全是被動接受眾將的請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

然而從其他相關史料分析，卻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問的，黃袍加身應是一次有預謀有準備的政變，所謂「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岳蒙泉《綠雪亭雜言》）

趙匡胤出身將門，22歲時投到後漢樞密使郭威帳下效力，因戰功卓著，30歲就升至殿前都指揮使。

他以拜把子的方式，團聚了一批生死與共的高級將領鐵哥們，號稱「義社十兄弟」，開始發展自己的勢力。

顯德六年（959），33歲的趙匡胤升任殿前都點檢，執掌了禁軍最精銳部隊。

六月，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時才7歲，太后也年輕少謀，孤兒寡婦無能力執政，幾位宰相也較懦弱。

而這時在京城的禁軍兩司將領，除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外，基本上都是趙國胤的結義兄弟或好友。

可以說一場政變在如此成熟的條件下已開始醞釀，問題只在於找一個怎樣的契機發動而已。

據司馬光《沫水記聞》記載：「及將北征，京師喧言，出師之日，將策點檢為天子。

故富室或攀家遠避於外州，獨宮中未之知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也說：「時都下歡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

」說明此事，早在政變之前已於京城一帶傳得沸沸揚揚、且能斷定政變將發生於「出師之日」，此絕非普通民眾所能猜測和指定的。

所謂只有「宮中未之知」，應指宮廷中後周皇帝的孤兒寡婦還被蒙在鼓裡。

不能判定的是：這些傳言是趙氏集團為政變故意所做的輿論準備，還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關徵兆的預見中所做的推測？大軍在開拔途中，一個號稱諳知天文的軍校苗訓，也指點了當時「日下復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將改朝換代的「天命」。

這一宣傳與京城傳聞相配合，使人感到有故意做輿論準備之嫌。

此傳聞在京城造成民眾如此的恐慌，應該說絕大部分人都會聽說，那麼宰相范質、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曉呢?如果知曉，他們仍派趙國胤率軍出征，是否與趙氏集團同謀呢?不過從後來事態的發展來看，范質與王溥似乎又不知情。

據有關記載、兵變消息傳到京師，范質受到太后的諭責，退出朝門，握住王溥的手道：「倉促遣將，竟致此變，這都是我們的過失，為之奈何？」王溥聽了發愣而無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聲來，原來范質握手之指甲已陷入他手腕皮膚，幾乎出血。

趙國胤入城後，還對范質等人「鳴咽流涕，具言擁逼之狀……（范）質不知所措，乃與（王）溥等降階受命」（《宋史·范質傳》）。

等到趙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之時，召文武百官就列，班定禮儀程序之時，獨缺周帝禪位制書，這時翰林學士承旨陶谷出諸袖中，進曰：「制書成矣。

」遂完成此禪位之禮，使趙國胤登上皇帝寶座。

其中，像翰林學土之類的官員已早有準備，而宰相范質等居然一點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難說得過去。

《宋史·杜太后傳》載，杜太后得知其子趙匡胤黃袍加身後，脫口說道：「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

」依然談笑自若，沒有任何驚詫之表情。

《沫水記聞》也載，杜太后說：「吾兒生平奇異，人皆言當極貴，又何憂也。

」據說，匡胤年輕時，杜氏勸他好好讀書，匡胤奮然回答：「治世用文，亂世用武，現世事擾亂，願習武藝，安邦定國。

」杜氏笑道：「兒能繼承祖業，便算幸事，還想什麼大功名哩。

」匡胤道：「唐太宗也不過一將門之子，後造成帝業，兒想與他一樣干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母親以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說，世上說大話的人，後來往往沒用，還是讀書去罷！」而這時，連年老的母親都變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驚，說明趙氏集團對這事的準備應已相當充分。

所以後人以詩諷譏道：「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反道帝無心。

」

一些宋人筆記記載，趙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廟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據說自小校以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卦皆不應，最後唯剩「天子」時，一擲而得此卦。

這事真偽已無法考定，然而從其為當時廣為流傳的鐵聞而言，也或是趙氏集團所做的輿論準備，至少說明趙匡胤自己早已對此事有所謀劃。

而政變發生之際，趙光義和趙普馬上派快騎入京，通知其死黨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審琦，讓他們在京城做好改朝換代的接應準備。

有意思的是，此時趙匡胤居然醉酒臥營不省，而使將士們環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

這一情節是真實的，還是故意做作，抑或後人編造？也令人頗感困惑。

大軍返回京城，城門早在石守信諸將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順利，整個京城也沒有因此發生大的動亂。

時正早朝，副都指揮使韓通聞訊，還沒來得及集結軍隊應變，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將王彥升追殺，並誅滅其全家。

這是後周將相中唯一的罹難者，他還沒來得及組織起反抗，就被迅速剿滅，如沒有事先布置安排，怎麼會如此周全。

當然，事後還要掩飾一番，將韓通以禮葬之，並嘉其臨難不苟，贈中書令之職。

有意思的是，後來宋太祖幸開寶寺，見壁上供有韓通的畫像，立即令塗去，應是內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邊境軍情告急，這才令趙匡胤率軍北征，為何黃袍加身後便率軍回京，而不用去抵禦強敵了呢？有所謂「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查初白《敬業堂集》）。

一般認為，鎮、定二州是在謊報軍事，以配合此次政變。

這樣，鎮、定二州節度使也理應是趙氏集團的成員了。

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鎮、定二州軍情並沒有謊報，《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契丹國志》諸重要史籍都有相關軍情記載。

而二州節度使郭崇和孫行友，據《宋史》兩人的傳記所載，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

監軍密奏：「崇有異心，宜謹備之。

」同時，「孫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詔不允。

建隆二年，乃徙其祭康，召集丁壯，繕治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

」被人告密，令舉族遷赴都城，審問後削奪官爵，勒歸私第，並嚴懲其部下。

可見，兩人不可能屬於趙氏集團成員。

那麼，為什麼北漢與契丹入寇之軍隊沒有長驅南下，確實令人不解。

其後，郭崇曾來報「契丹與北漢軍皆道。

」為什麼會自動撤退呢？難道是其趁後周「主少國亂」之機起兵入侵，而得知政變後「宋立國安」，就自動退兵了嗎？五代諸帝多由軍隊擁立，如唐廢帝李從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鎮割據後軍人擅廢立之權而留下的遺風，自然為儒家正統思想所不齒。

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獻中，都把陳橋兵變說成趙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內情，以洗刷其篡奪王位的千古罵名，於是在有關文獻中遮遮掩掩，弄得歷史記載矛盾百出，整個過程疑團叢生。

再如邵伯溫在《聞見錄》中引證王禹倆的《建隆遺事》，認為趙光義壓根兒就沒參與陳橋兵變，那時，他正留在開封城裡陪母親杜氏。

而有的史書（《太祖實錄》新版）卻說，陳橋兵變後軍隊入城，秋毫無犯，是光義叩門而諫，才有太祖約法立誓之舉。

這裡是乘機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見官方在有關文獻記載中所做的手腳。

實際上，趙匡胤後來的開國措施結束了五代動盪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開了經濟與文化都頗為繁榮的宋代序幕，是有功於社會歷史發展的，人們對其如何取得政權的細枝末節已不太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