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 之間的差距就在於這個人

1914年，這位蔣志清青年，車中悶坐無聊，「深思看陽明格言」，突有所悟，全身一震，遂將「志清」之名改為「中正」。

「中正」出自王陽明心學之「大中至正」。

蔣中正之字號，正是「介石」。

「突有所悟、全身一震」這八個字形容的真的是太貼切了，像極了我當時領悟到陽明心學真諦時候的情境，而我對我當時自己的形容是「慧星襲心，如雷似電，身心一震，頓有所悟」。

1905年，日本軍神東鄉平八郎，率領裝備處於劣勢的日本艦隊，大敗俄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日本天皇為其舉辦慶功宴，在眾人一片誇讚之聲中，東鄉平八郎高舉起一塊腰牌，上面寫著七字：一生俯首拜陽明。

陽明心學對日本影響甚深，陽明心學後來更是成為戰後日本崛起之重器。

日本經營之聖的稻盛和夫，三菱集團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日本國立銀行創始人、實業巨擘澀澤榮一，早稻田大學創始人、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數之不盡的日本政治家、企業家，都將王陽明及陽明心學奉若神明。

2015年，日本超過150年的企業有21666家，而中國不足100家。

日本為何這麼牛？答案就是：無所不在的匠人精神。

而匠人精神之核心，就是陽明心學。

被中國人遺忘的王陽明，被日本拾起，成為其崛起之引擎。

王陽明對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快速步入工業化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陽明心學對日本的影響遍及各行各業，是全方位的、深入人心的。

深入了解後，蔣介石慨然長嘆，於是便有了「中日兩國的差距就在於一個王陽明。

」不僅如此，他還在各種場合的演講中為王陽明振臂高呼：「王陽明的眼光，超過他同時代的一切讀書人」、「王陽明哲學是非常之有價值的。

」

同時，蔣介石還叮囑自己的兒子蔣經國要多看王陽明的書。

在他的影響下，蔣經國對王陽明尊崇有加，說：「陽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學問，而且能將學問實用實行」，並教育自己的部下：「我們要做總裁的信徒，為陽明的學生。

」

在蔣經國59歲時，蔣介石還不忘寫文章提醒他：「余所重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

此心有立，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

」

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們不能忘記王陽明！

陽明心學深深的改變了我，讓我度過生命中一個個難關，並將使我的人生達到一個原來不敢奢望的高度，一切都在發生，不信，請拭目以待。

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上臨近最頂端的人物之一，所以大家會對關於他的「傳說」見怪不怪，但是試問像我這樣一個普通人憑什麼可以發此「豪言壯語」呢？

且聽我慢慢道來。

既然說起了蔣介石，就不得不提與之同時代的華夏另一位偉人。

1917年，24歲的毛澤東，讀罷王陽明的心學後，慨然而生經略四方之志，下筆一揮而就《心之力》，湖南一師楊昌濟老師驚嘆其文之氣概，在滿分100之上另加了5分。

《心之力》就源自陽明心學，此並非妄言。

據歷史學家王元化研究，毛澤東很早便通讀《王陽明全集》，並逐字逐句批註。

作為毛澤東的授業恩師，楊昌濟更是王陽明的忠實信徒。

在他的指引下，毛澤東對陽明心學深入研究，並以一句「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餘子」來表達對王陽明的敬仰。

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以後，時任北大倫理學教授的楊昌濟將毛澤東召到北京，視如己出，並將他引薦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解決了他的就業問題。

兩年後，楊昌濟病逝，他的楊開慧又解決了毛澤東的婚姻問題，楊昌濟對毛澤東的影響是既深且巨的。

作為一名有理想、有思想的叛逆青年，毛澤東與父親毛順生長期不合，留洋歸來的楊昌濟便在毛澤東早期扮演了亦師亦父的角色。

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被這位人品學識都堪稱典範的「懷中先生」深深折服，在給蕭子升的信中，他嘆道：「弟觀楊先生之涵宏盛大，以為不可及。

」在給亦師亦友的黎錦熙的信中稱楊昌濟「弘通廣大，最為佩服。

」在談到新民學會成立的原因時，毛澤東曾經總結道：「諸人大都系楊懷中先生的學生，與聞楊懷中先生的緒論，作為一種奮鬥和向上的人生觀，新民學會乃從此產生了。

」

在毛澤東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確立這一重要的人生階段（從20到25歲的一師求學生涯），楊昌濟言傳身教的是什麼呢？

是王陽明的心學思想。

在給黎錦熙的信中他多次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

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

」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

」

「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這與王陽明「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矣」的表述基本一致。

楊昌濟將陽明心學總結為：「一則求理於事物，一則求理於吾心」。

毛澤東則把陽明心學歸納為：一在貴我，一在通今。

貴我者，「橫盡虛空，山河大地，一無可恃，而可恃者唯我」；通今者，「豎盡久劫，前古後今，一無可據，而可據惟目前」。

毛澤東在一師求學期間，積累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批註。

《講堂錄》是毛澤東剛入一師時的聽課筆記。

彼時其思想體系尚未成熟，卻發現他歷史上著名的「陽明格竹」一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講堂錄》中寫下「陽明格物，思筍生之理」以立此存照。

《倫理學原理》是當年楊昌濟講授倫理學時採用的教材，這本書成了毛澤東馳騁思辨的樂園，而那些批註也擁有了研究毛澤東早年哲學思想獨一無二的地位。

且看批註中都有什麼內容：

「個人有無上之價值」；

「以我立說，乃有起點，有本位」；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觀之道德律，獨立所有者主觀之道德律也。

」

「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無損於人而不盡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盡之完之。

」

「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閉，固不見物也。

」

這與王陽明哲學體系三大思想之一的「心即理」是多麼的吻合！「明體方能達用，內聖而後外王」，「心即理」在明確「心外無理」的同時，更強調了「此心在物則為理」，意在表明：心中之理只有與客觀現實發生聯繫才有意義。

這就將個人與社會，知與行聯繫到一起，避免了成為口耳之學，這對應的是王陽明另外兩大思想「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

再看看批註中的其他內容：

「凡吾所知者，吾皆有所行之義務」；

「最圓滿之道德，亦由天縱者以其本能實現之，吾極主此說」；

「直覺論（道德是通過心理體驗直接意識到的），殊未必然」；

這對應的正是王陽明另外兩大思想「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

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澤東，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學過馬概毛鄧的大家肯定熟悉，那就是《實踐論》，美國史家學會會長的魏斐德在他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巨著《歷史與意志》一書中寫道：「任何受過中文教育的讀者在看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時，就會立刻聯想起王陽明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中的「知」是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良知就是「是非之心」，王陽明曾言 「只一個好惡便盡了是非，只一個是非便盡了萬事萬物」。

王陽明認為，心（良知）之發動而為「意」（意識），意之所在便是物（事）。

由此可見，知（良知）行（做出的事）不一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意識出了問題。

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毛澤東就將王陽明的「良知」稱作「良心」。

毛澤東駁斥了「道德律出於神之命令」，認為「吾人一生之活動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應當「舉其（良心）所得於己者而服從之」，這與王陽明的主張「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吻合，異端曲學，一戡盡破」一脈相承。

毛澤東將「意」命名為「衝動」。

認為「良心與衝動理應一致」，良心有「諫止衝動」的責任，從而達到「調和而非衝突」的目的，仔細讀來這就是對王陽明「良知指導、糾正意識，意識落實為行為，最終知行合一」最貼切的表述。

到了《實踐論》，毛澤東將早年的心得整理後得出了更通俗、更圓滿的表述：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

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這就是陽明心學的最終命題——致良知：通過在「行」中應接萬物，將刺激反饋到「知」，再用「誠意」的功夫來歸納總結，覺悟到內心的良知。

良知體認後，又反過來指導監督「知」，最終落實到「行」，也是一個周而復始，不斷向上的過程。

縱觀毛澤東一生，其巨大的精神魅力就在於他熔鑄了兩種格格不入、截然對立的性格氣質，詩人浪漫主義的激情與政治家現實主義的眼光在他身上奇特交融，奏出了一曲曲扣人心弦、波瀾壯闊的交響樂。

毛澤東之所以長於決斷、應變無窮，又能在革命事業的低谷期安時處順，「勝似閒庭信步」，同陽明心學的支撐密不可分。

一方面，「心即理」使毛澤東以狂者的姿態橫空出世，「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瀟洒倜儻、才華橫溢的詩人氣質，令古今中外無數的政治家黯然失色。

而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讓毛澤東表現出獨特的務實冷靜的態度，極少表露出情緒起伏。

他始終將政治運作牢牢地紮根於中國社會的現實土壤之中，拒絕一切主觀臆斷和非理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