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的價值

近代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嚴複評價明代王陽明先生說，「夫陽明之學，主致良知。

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為其功夫之節目」，「獨陽明之學，簡徑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這代表了近代中國學者對了陽明心學價值的認知。

陽明山

日本著名學者岡田武彥也說過：「陽明學最有東方文化的特點，它簡易樸實，不僅便於學習掌握，而且易於實踐執行。

在人類這個大家庭里，不分種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實踐陽明的良知之學」。

這代表了近代日本學者對陽明心學價值的認知。

當然，岡田武彥先生是站在日本文化及歷史背景的角度來看待陽明先生以及陽明心學。

這與中國人站在本土文化的角度看待陽明先生以及陽明心學有一定的差異。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陽明心學在其自身傳承、普及的過程中並不象學者所描述的那樣簡單，而是歷盡了坎坷。

也就是說，陽明心學在中國與日本的境遇大不相同。

雖然，陽明心學在中國思想史中具有劃時代的重要地位，但事實上自從它誕生之日起，對中國社會的進步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它的價值沒有被發揮。

原因在於被奉為官學的朱子學所排擠，因而陽明心學的思想長期被邊緣化。

但是，陽明心學反而對日本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

在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二百多年中，朱子學也同樣始終處於官學的地位。

而餘姚的另一位先賢朱舜水先生之所以受水戶藩主德川光圀邀請，從長崎入江戶（現日本東京）講學，最終推動日本「水戶學派」的興起，也是基於此原因。

但是，朱舜水先生排斥同為餘姚人的王陽明先生的心學。

因此，心學在日本的傳播最初在下級武士和市民階層，只是作為非主流的意識形態。

但是，時勢造英雄，幕府末年的政治形勢大轉，維新志士在積極積蓄力量的同時，藉助於心學這一哲學體系，為維新運動造就了一大批叱吒風雲的思想家和領袖人物。

他們以心學作為解放思想的武器，打破了朱子學派傳承者因循守舊的孤陋習氣，開啟了吸收西方科學文化的新氣象，為瓦解日本封建體制的倒幕運動在思想和輿論上做了充分的準備。

因此，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說：「日本維新之治，心學之為用也」。

但是，中國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並沒有沿用陽明心學，而是採用了同為餘姚人的黃梨洲（諱宗羲，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先生的思想，由此也說明陽明心學在中國的境遇。

（當然，由此也說明，近代整個東亞的「主體思想」都由幾個餘姚人的思想在主導。

詳見「暮初的博客」《餘姚文化對近代史的影響》一文）。

鑒於陽明心學在中日兩國的不同境遇，牟宗三先生在為張君勵的《比較中日陽明學》一書所寫的校後記中寫道：「一種學術，流於他國，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為新表現。

或「桔逾淮而為枳」，此其壞者也。

或「天地變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

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惡果，則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

無獨有偶，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著名的陽明學研究者高瀨武次郎曾說，「我邦（註：日本）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乃至維新諸豪傑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於王學所賜予「。

從總體上說，近代的中國學者讚揚陽明心學，僅僅出於學術研究，並沒有拓展到切實的社會應用中。

因此，在中國要做到「不分種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實踐陽明的良知之學」其實很難，缺少文化生態的支持，至少目前還不具備與之相應的人文環境。

尤其在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將其定性為「主觀唯心主義」，讓人們對其有距離感，惟恐避之不及。

再往上追溯，歷朝歷代，中國社會「正統」的價值標準在於「仁、義、禮、智、信」，但往往只是掛在口頭而已，因此相當虛偽。

就連被譽為聖人的朱熹在這個方面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

可見目標與路徑的不匹配，知行不合一。

中國人心中最能體現人性的標準恰恰是「利」，即是否有利於改善與自己相關的事和物，這就是「人心之私慾」。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尖銳地指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因此，人民以「利」為導向，還是以「義」為導向，這是確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根本問題，這也是陽明心學所要解決的問題。

而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路徑。

為此，陽明心學當仁不讓地提出「致良知」的思想，就是要人們用自己的本心去感應天理，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心即理」的理念，以「知行合一」的純粹境界和行為準則，做「致良知」的日用功夫。

從而為全社會達到「仁、義、禮、智、信」的最終目標，鋪設了一條坦道。

也就是以「致良知」作為全社會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以此建立和諧社會所必備的思想基礎。

因此，光是停留在宣傳和研討層面，陽明心學就會流於形式，於人於已於社會並無實際的意義。

而要體現陽明心學的真正意義，發揮它的應有價值，就要注重在社會實踐中的應用，真正實現「知行合一」的要求，而不是知行分離。

也就是說，學習陽明心學最終為了應用，而不是為了裝門面。

任何學問只有進入應用階段，才能對社會和人類文明的進步有所裨益。

這也是反過來驗證學問本身是否具有社會價值的重要環節。

馬克思曾說過，「哲學家們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而王陽明比馬克思更早地注意到了人的「異化」問題，並將其聚焦於「人心」這一哲學範疇之中。

王陽明心學從誕生開始就立足於改變世界這一高度，因而遭到歷朝歷代舊勢力的反阻。

從陽明心學的本意而言，立足於改造「人心」，讓普羅大眾獲得對於「良知」（道心、天理）的感應和體認。

在此基礎上，讓「知善知惡」的良知功夫，與「為善去惡」的格物功夫，成為人們的日用功夫，讓思想和行動真正符合「道心」的要求，從而獲得「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哲學境界，提高心智基礎，繼而促進社會管理運行的效率，消解矛盾，減少內耗，穩定社會秩序，營造一個大和諧的社會環境，繼而實現「人人皆可為堯舜」的大同世界。

因此，心學的應用並不局限於意識形態領域，而是涉及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

例如，中國古代非常重視家庭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傳承，認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的組成部分。

畢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終是陽明心學所關心的根本目的。

因此，在「齊家」方面的心學特色，可以家訓作為代表。

王陽明非常注重兒童的啟蒙教育，曾親自寫過家訓，「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悌；學謙恭，循禮儀；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鬥氣；毋責人，但自治。

能下人，是有志；　能容人，是大器。

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類。

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

吾教汝，全在是。

汝諦聽，勿輕棄」。

這就是在教育子女、建立家庭秩序、行為規範等方面的應用符合儒學的價值觀。

此外，陽明心學在社會管理、軍事、教育等領域也有獨特的用武之地。

也就是說，陽明心學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還是一個全方位覆蓋的實用工具和思想武器。

陽明心學猶如一縷串起顆顆珍珠的紅線，把碎片化的中國儒學思想匯集在一起，把一些腐朽和落後的思想甄別出來，讓中國儒學重新回歸「初心」，使聖人之學真正成為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手段，這就是心學集大成的含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