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諸葛亮，真實但並不偉大

從劉備託孤與《出師表》及北伐、斬馬謖等事看諸葛亮其人

公元223 年，蜀漢昭烈帝劉備連連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東部咽喉重鎮荊州在曹魏和東吳的夾擊下被奪取，隨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將關羽、張飛接連身亡，他親自帶軍出征卻在夷陵之戰中大敗而歸，最後終於在白帝城病故。

劉備病危之時，召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託孤，命二人輔佐其子劉禪，其間劉備與諸葛亮曾經有一段對話，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是這樣的：「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

這段話和事情的經過，就是被後世人所津津樂道，推舉為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的千古佳話的白帝託孤。

此段加上後來諸葛亮為北伐而上的《出師表》，一直以來被作為推崇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範事例和佐證。

對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諸葛亮，作為一個在亂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韓之術的人物，其面目絕非象一直以來文人騷客們所描繪的那樣謙恭，而是一個懂得時刻要牢牢把持權利和實力，關鍵時刻對任何人都絕不手軟的政治家，包括對其第二個主子劉禪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內，莫不如此。

我們先來看看白帝託孤。

白帝託孤，劉備對諸葛亮說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話和諸葛亮後來的「鞠躬盡瘁」，既不是劉備首創，也不是僅僅只發生在諸葛亮身上。

遠的不說，在三國早期，東吳奠基人孫策在臨終時就已經上演過這樣一齣戲文。

《三國志》《吳書》《張昭傳》： 「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

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張昭）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

權悲感未視事，昭…… 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

」

此時孫權年約十九，而劉禪是十七歲登基，兩人的年紀大體相仿。

但孫策死的時候，正值各路軍閥混戰、孫策勢力東征西討乘機擴張之時，其勢力並未得到鞏固，顯然比不得早已扎穩根基的蜀漢政權，所以張昭受孫策臨終囑託後，其「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

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等一系列的舉動，比之劉備託孤後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

而論地位，張昭之於東吳不遜於諸葛之於蜀漢，再論發生年代也是孫、張在前，後世人等獨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顯然並非是記性不好忘記了此事，這掠人之美的舉動，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讓孔明專美於前。

因此認真說起來，此事並無什麼值得大肆褒揚的地方，真要說也應該先說孫策和張昭才對。

另外劉備在白帝託孤之時，並非只找了一個諸葛亮，還有一個李嚴在側。

劉備能把遠在成都的諸葛亮召來託孤，說明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考慮和處理這個問題，因此託孤於諸葛亮、李嚴二人，並非是僅僅因為李嚴在身邊方便之故，而是應該有其很成熟的考慮的，甚至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的。

我們知道，蜀漢政權的根基主要是由三個勢力集團組成：占主導地位的劉備嫡系荊楚集團，前益州刺史劉璋時期的東州集團，本地人為主的益州集團。

益州集團從劉璋時期開始就沒能在政治上占據大的舞台，一直處於一個陪襯的地位，所慮不大，這一點，我們從《三國志》的傳記就可以知道，蜀漢就是除去王室成員，列傳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約只占了三分之一強，而且無一是高層官吏，均為下級官吏和侍郎一類的閒官。

因此需要考慮的乃是荊楚、東州集團之間的問題。

此前戰略要地荊州的丟失，關、張敗亡以及夷陵之戰，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荊楚集團遭到了重大創傷。

而在這個時候劉備又一病不起，當然會想到自己身沒以後，這三者之間的矛盾和蜀漢政權的鞏固問題，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對諸葛亮並不是完全信任和沒有顧慮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既然以這樣的方式將這話明白地說了出來，那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這樣的態度，來明確地表示他惟有盡忠而死也不會取而代之一途了。

不管怎麼樣，在那個年代裡，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應一聲「好」的。

但是如此一來，倘若日後劉禪昏庸而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個輔佐不力，背主食言的罵名，在政治、輿論以及民心上都將會面對「不臣不忠不義」的罪名，並因此導致師出無名而居於劣勢。

所以劉備這話與其說是信任與託孤，不如說是一種先發制人的威脅策略，亦或者是無奈之下欲擒故縱的一種權謀。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嚴，在劉璋時期就是東州集團中的佼佼者。

自劉備入主成都以後，他在任上又屢次以少數兵力平定大規模的叛亂，充分表現了他的出色軍事和政治能力。

相比較而言，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眾能力，但在軍事上並沒有什麼建樹的機會，因此劉備很明智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1 ）。

實際上，在劉備臨終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經把李嚴拔為尚書令，在官階上可與諸葛亮比肩了。

由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嚴則主掌內外軍事，這樣的分配正好能讓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

而從當時蜀漢政權的權利機構的構成和實力分配來看，也讓我們相信，劉備要防備坐大的一方，絕非是當時不處在權利中心和主導集團領袖地位上的李嚴。

在短短的一年多內，通過將李嚴從犍為太守地方長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書令，並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礎，人為地將李嚴製造成為了實際上的東州集團代表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劉備對李嚴更多的是籠絡，而不是提防。

劉備將這樣一個快速提升起來、以前從未進入過權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嚴，列為兩名託孤重臣之一，並且命其「統內外軍事」，再聯繫「君可自取」的言語，顯然說明劉備要防備、制衡的目標是諸葛亮無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為一個君主的劉備，又是肯定希望他們二人能夠全力合作來加強其政權的。

正好李嚴除了前面說的那些優勢外，另外還有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他是南陽人，與「諸葛公僑客茲郡，有鄉黨之分」，因此劉備希望這樣二人可以多點「必能協規」的可能性（2 ），從而通過這兩大集團的領袖人物的通力合作來協調兩大集團，以應付他身沒以後蜀漢政權可以想見的、必定會面臨的各種危險局面，進一步地鞏固蜀漢政權。

遺憾的是，諸葛亮的性格和一貫的志向，使他並不願意看見李嚴與他分享權利，甚至連李嚴進入政治權利中心機構所在的成都他都極端地不願意。

兩個託孤重臣，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應該居於首都成都，尤其李嚴還是「統內外軍事」這樣一個相當三軍司令的人物。

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東吳處於敵對狀態，李嚴留鎮永安是必須的話，那麼在蜀漢與東吳在建興元年「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4 ）後，還是將李嚴這麼一個「統內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並列的託孤重臣，繼續置於和東吳交界的永安，顯然是不合適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於建興四年春李嚴卻去了面對東吳的二線城市江州，依然沒能進入政治權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為一個混跡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利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最後逐漸被人遺忘。

而他還不至於也不會敢想去自立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願求居江州。

從他後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3 ）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權利中心的。

只是既然不能進成都，那隻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當然相信他也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這也許僅僅是他一種表達不滿和要求的姿態而已。

但是不管怎麼樣，這都可以說明他並不是自願遠離政治和權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這一點的，蜀漢舉國上下惟諸葛公一人而已。

他們二個照後世的稱謂，乃是「顧命大臣」，因此從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權利分配上講，都應該是基本並列的。

但事實上自從諸葛亮扶劉備靈柩回成都之日起，李嚴就被已經撇在了一邊：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建興元年，封（李嚴）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勛。

」

——《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同是託孤重臣，諸葛亮此前已假節鉞，現在晉封鄉侯，並且開府、領益州牧，其中的開府、領益州牧，意味著他可以向朝廷推舉府屬官吏，並成為了益州的最高軍政長官，都是把握實權的舉動，而李嚴雖然也晉封鄉侯、假節，但卻只加了個光祿勛的虛銜，相比之下顯然分量就輕得多了。

我們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觀地去看待的話，從諸葛亮那篇被後世百般推崇的《出師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覺到當時諸葛亮大權獨攬、權傾朝野，明顯地時常對後主劉禪指手畫腳，甚至還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脅態度來迫使劉禪就範，同時在他心裡還有著許多憂慮。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當時蜀漢朝廷權利鬥爭的激烈狀況。

《出師表》中，先說了當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勢嚴峻，而後話鋒一轉道：「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

這其中的「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說，就把劉禪的「宮中」和他開府的「府中」歸成了「俱為一體」，將皇帝的宮中等同於他的丞相府。

然後說「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這就進一步地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的事體也要交給他「開府」 後的幕府來管，不用宮中的管理機構來處理了。

而如若劉禪不答應的話，那就是「內外異法」了，那麼「陛下」你就有不「開張聖德」，不「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偏私」並且不「平明」的嫌疑。

我相信在看見諸葛丞相羅列了這麼多不答應之後會產生的罪狀之後，劉禪大約是不敢不應的。

這些話更象是一個上司在教訓屬下，那裡是一個臣子對皇帝說的話，然而卻是出自諸葛亮這樣一個被後人推舉為千古第一人臣，被稱為「一身唯謹慎」的臣子之口，難道不奇怪麼？

只是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事體交給他的幕府處理後，諸葛亮又舉薦了將軍向寵「為督」，掌管京師的近衛軍，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

此前執掌皇室保衛的近衛軍頭領是劉備的心腹趙雲，劉備以趙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在進成都後升為翊軍將軍，翊，衛也，依然是劉備的頭號保鏢統領。

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保薦的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是聯繫《出師表》的前後語義和當時形勢，不能說一點都沒有其他目的在內。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話又顯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說誰，我們現在卻不得而知了，不過這也是拜諸葛公不設史官所賜。

諸葛亮除了對劉禪提出了這樣一些不能不從的「建議」外，當然也不會忘記安排他北伐離開成都後朝中的人事問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

我們可以發現，諸葛亮提出在他離開成都後，要後主「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的人選，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荊楚集團的骨幹，東州和益州人士一個也沒出現。

尤其是李嚴，作為這樣一個和諸葛亮並列、「統內外軍事」、官拜尚書令的託孤重臣，在北伐這件關乎國計民生的軍國大事上未能有一點說話的機會，而在諸葛亮不在的情況下，也理應是由他來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諸葛亮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後朝中主持工作人選的表章中，連提都沒提他，不管從那個角度而言，這都是不正常的。

而諸葛亮所謂的「親賢臣」，要劉禪親信的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等荊楚集團人士雖然的確都是賢臣，然換而言之，李嚴、費觀、何宗、王謀（6 ）等人難道就不是賢臣了嗎，而且他們或是託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員，單就官階論也要遠高於這幾位侍中、侍郎，不提他們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因此諸葛亮這樣做絕非是偶然的。

在諸葛亮的內心，他是始終將自己擺在一個凌駕於眾人之上的位置上的，一直以為蜀漢在他「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7 ）。

同時相信他也很清楚劉備安排李嚴和他共同輔佐劉禪的目的，是利用李嚴來制衡他。

因此為了保證他對蜀漢政權的操控性，他是絕不會允許李嚴這樣一個能在政治上對自己形成威脅的人，來進入權利中心和掌握軍事實權的。

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嚴進入成都這個政治權利中心外，已經在開始北伐前又進一步地發動了削弱李嚴的實質性行動。

在前面我說過，諸葛亮在北伐前並沒有在軍事上大展身手的機會，始終是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現他的才華，剛剛結束的南征，由於對手是被視為蠻夷的少數民族，也並不能給他帶來太多軍事上的聲譽。

而在他發動北伐後，魏國「以蜀中惟有劉備。

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的反應，也說明了曹魏根本沒有將他作為一個軍事上的對手來考慮。

因此諸葛亮發動北伐，固然有蜀漢政權在戰略上的需要，但在面對著李嚴這樣一個在軍事上有很強能力、二名託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對手，以及朝中另一批對他並不心悅誠服的政治勢力時，還有著其個人在政治上的強烈需要。

諸葛亮在發動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後漢中會出現軍事力量空虛的理由為名，向李嚴提出了要李嚴帶駐紮在江州的部隊前往漢中的要求。

假設李嚴真的去了漢中，很明顯實他的軍隊就會被收編，成為由諸葛亮統帥的北伐軍中的一支，而他也將成為諸葛亮帳下的一名將領，那麼他這個被劉備定為「統內外軍事」、與諸葛亮並列的託孤大臣，將就此徹徹底底地喪送與諸葛亮相提並論的地位和實力，李嚴是很清楚這樣的後果的，於是以各種理由拒絕了諸葛亮的要求。

而諸葛亮在對此事的處理上，就相對顯得比較無力。

因為江州是蜀漢東部與東吳、曹魏交界處的二線重鎮，和面對北方曹魏勢力的漢中地位相當，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將李嚴與江州部隊調到漢中理由。

而富有政治經驗的李嚴這個時候不但拒絕了諸葛亮這一要求，還藉機發起了反擊。

他乘勢提出將蜀漢東線的巴、巴東、巴西、涪陵等五郡組成巴州，並由他擔任刺史。

剛才我說過，早在建興元年，諸葛亮就已經「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此後「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而作為僅次於諸葛亮的尚書令，又是兩名託孤重臣之一的李嚴，卻只被授了一個光祿勛的虛銜，並被棄於遠離權利中心成都的江州，這樣實際產生的後果，就是導致象北伐這樣大的軍事行動，完全沒有他這個被劉備遺命「統內外軍事」的託孤大臣說話和發表意見的份。

因此他以這樣的舉動明確表示了他的不滿，並提出了在政治上享受與諸葛亮「領益州牧」那樣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為巴州刺史。

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設置巴州並由李嚴任刺史，那等於將整個蜀漢東部都划進了李嚴的勢力範圍，而作為尚書令的李嚴，就可以與諸葛亮這個丞相兼益州牧在各個方面都平起平坐了。

他的這一要求，按照他當時的身份和在蜀漢政權中的地位，應該說是正當的、並不過分的。

只不過作為諸葛亮而言，是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的，但此時他卻又拿李嚴毫無辦法，因此不得不將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暫不再提起將李嚴與江州部隊調往漢中的事情（8 ）。

李嚴第一次發出的對他被壓制的抗議，使得蜀漢政權兩個託孤大臣之間首次冒出了公開的、不和諧的聲音，這也使諸葛亮進一步意識他在蜀漢政權里的地位是有威脅的，東州、益州集團的勢力不可小覷。

因此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表現出來那些耐人尋味的舉動，以及對劉禪所說的如：「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些話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同時也表現出當時蜀漢政權內部的權利鬥爭開始激烈起來。

建興六年春，這場由諸葛亮籌劃已久的北伐終於開始，但卻由於諸葛亮親點的先鋒馬謖嚴重缺乏實戰經驗，所統帥的數路大軍被「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9 ）的曹魏五大名將之一張郃，輕易於街亭一帶先後擊敗，導致蜀漢政權這場由諸葛亮策劃的首次北伐不但整個無功而返，而且還遭受了一定的損失。

做為被諸葛亮親自提拔的先鋒大將的馬謖，當時並沒有象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裡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後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後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後，還沒來得及執行，就於獄中病故。

馬謖潛逃案還導致了與馬謖關係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幹向朗（向寵叔父），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此後優遊無事達二十年之久（關於此事見《諸葛亮沒有殺馬謖》一文）。

可以這樣說，首次北伐失利使荊楚集團和諸葛亮都開始面臨劉備死後的最嚴重的打擊和考驗，而這次危機的源頭，完全是源自於諸葛亮的剛愎自用。

在此次選拔北伐先鋒人選的問題上，諸葛亮充分表現出了他性格當中剛愎自用的一面。

劉備臨終前，或許是由於知道馬氏兄弟與諸葛亮的親密關係，因此曾特別提醒過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然而在劉備去世以後，「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可見諸葛亮並沒有把劉備的告誡當回事，說嚴重點，此舉甚至可以說是「背主」行為。

而諸葛亮的一意孤行，將魏延、吳壹等宿將棄之不用「違眾拔謖」的舉動，也是可以想見會讓這些人很不高興的（10）。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戰果，這些問題自然是煙消雲散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無功而返，還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問題便顯得格外嚴重起來。

首先，諸葛亮要遭受來自魏延、吳壹等這一干軍隊中實權派們的質問，為什麼先帝明確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還要違背先帝意志、不用我們而「違眾拔謖」；其次當然是來自朝中的政治對手李嚴等人的詰難。

以李嚴等人為首的東州、益州集團，一直遭受以諸葛亮為首的荊楚集團的排擠打壓，在這次北伐整個過程中，身為「統內外軍事」的託孤大臣李嚴甚至未能有一點點發表意見和起作用的機會，雖然他不至於會對這次完全由諸葛亮策劃和指揮的北伐進行掣肘和為難，但對於這樣一個難得的、有可能徹底打跨諸葛亮和荊楚集團的機會，他們顯然不會輕易放過，必定會乘機大做文章。

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危機，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貶：「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

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然而他也知道僅僅是「授任無方」、「明不知人」這樣的說法，是不可能擺脫李嚴、甚至於是魏延、吳壹等人的責難的，因此另一方面諸葛亮還需要有一個人來承擔這次由他全權指揮的北伐戰役失敗的責任，以便給自己一個脫身的機會，而這個機會顯然就只能來自於馬謖。

於是其後果終於、也只能是「戮謖以謝眾」，諸葛亮則貶為右將軍，但是卻依然「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11）。

馬謖則做了他的替罪羊，成為了這場政治和權利鬥爭中的犧牲品。

在此次事件中馬謖被殺這個結果，我以為正是諸葛亮本人造成的。

理由有四：

1 ，正是諸葛亮背劉備遺命而「違眾拔謖」，其罪在先；

2 ，這次北伐是由他全權指揮，雖然馬謖在街亭有「違命之闕」，但而後的行動中卻還有「箕谷不戒之失」，這個總不能也怪罪於馬謖吧，因此追究起來還是他「授任無方」「不能訓章明法」，完全委過於馬謖有失公允；

3 ，馬謖雖然「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然而有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做為一個前線指揮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即使戰敗也罪不致死。

4 ，最後一點，實際上也是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諸葛亮從來都不是象人們所稱讚的那樣執法公允而嚴明的，他的執法嚴明是要看對象和是否有政治需要的，也絕對沒有任何所謂的公允可言。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說：「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

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

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

』亮答曰：『主公……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法正在蜀郡作威作福，僅僅因為以前的睚眥之怨，就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而諸葛亮面對他人的舉報和要求他去請求劉備勸阻法正濫殺無辜的建議時，卻連對轉達的請求都一口回絕，非但如此，他甚至進而還說既然法正能讓劉備「翻然翱翔，不可複製」，那現在為什麼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

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麼大的功勞，正是大王面前的紅人，他殺幾個人算什麼，連在他已經殺了數人後，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沒必要的，因為那會讓他不痛快。

這哪裡是一個執法嚴明之人所會說出來的話，分明是一個慣於予取予奪之人的口吻。

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的反應和處理方式，與他一貫被人推崇的所謂的「賞罰之信，足感神明」風格和品質，出現了極大的偏差。

但我以為這才是他真實的一面，因為在他而言，所謂的國法、軍法要不要執行，純粹是取決於被執行對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執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於對象事實上是不是有過失和犯罪行為。

因此我才說在馬謖生死的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要是有實現的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權利讓他不死的，並且他也絕不會去顧慮什麼執法嚴明的形象問題，只要看看他對待法正「擅殺毀傷己者數人」這個事件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

作為一名與諸葛亮過往甚密，又長期處於權利中心、熟知蜀漢軍政事宜和局勢的謀士，馬謖當然是知道他這一敗在政治、軍事上的後果的，也很清楚這樣的結果將會給諸葛亮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帶來的危害，同時他也更深知諸葛亮的為人，相信這才是他畏罪潛逃的真正原因所在。

因此在獄中他才會在給諸葛亮的信中這樣寫道： 「原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12），他援引「殛鯀興禹」這個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這樣的語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無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倖免的形勢下，能以他來承擔罪責的這一舉動，換取讓諸葛亮躲過對手攻擊，再繼續主導蜀漢政權的局面，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地理解諸葛亮為什麼不顧蔣琬等人的一再勸阻，甚至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丞相參軍李邈進行處罰，並堅持要殺馬謖、還惟恐殺不成的態度。

其實，以諸葛亮和馬良、馬謖兄弟同為荊楚集團骨幹的關係，平素又稱兄道弟的親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於執法需要而無奈斬殺馬謖，那應該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心懷感激才對，但事實上他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說很厭惡，並不惜進行行政處罰：

「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

——《三國志》《蜀書》《李邵傳》

這充分說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馬謖去死，不然就不會對勸阻殺馬謖的人厭惡到如此地步。

由此可見他一再堅持要將馬謖處死，而在判決馬謖死刑時卻又「為之流涕」，馬謖死後又「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的態度，絕不僅僅出自與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在內，也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他非殺馬謖不可，而且還惟恐殺不成。

實際上，真正可以導致馬謖被處死的罪狀，乃是馬謖畏罪潛逃一事。

但奇怪的是，在諸葛亮請罪自貶的表章中，對此事卻連一個字也沒提起，這也正是諸葛亮的厲害之處。

因為此刻的諸葛亮，需要讓馬謖來承擔起北伐失敗的主要責任，如果馬謖是因為畏罪潛逃而被處死，顯然在北伐失敗的問題上，諸葛亮所要承擔的責任就要更大一些。

這一來對他自己所做的處罰就會顯得輕了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帶來的這場政治危機，因此他才對此一字不提。

而這樣做的結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馬謖之死，暫時解脫了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在蜀漢政權中主導地位的危機。

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在我看來完全不象一直以來人們稱讚不已的那樣，是表明諸葛亮執法嚴明過於孫武，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例證，相反地如果聯繫他縱容、變相支持法正濫殺無辜的事例來看，正好表現了他剛愎自矜而又老於政治手腕，做為一名權臣在政壇上善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一面。

諸葛亮雖然借馬謖的人頭，成功地暫時擺脫了這場軍事和政治上的危機，但是他既沒有取得軍事上的成果，也沒能在政治上進一步穩固自己的地位，更嚴重的是他非但沒有證明自己在軍事上的能力，還給李嚴以及象魏延、吳壹這樣軍中的宿將和在軍事上有著多次成功記錄的對手們，留下了對他軍事能力進行質疑的把柄。

因此他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沒有達到，甚至在政治上還可以說是完全失敗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有鑒於此，無論是出於他對蜀漢政權戰略判斷上得出的需要，還是出於他本人的政治需要，諸葛亮都必須再次開始北伐來擺脫這樣的局面。

北伐雖然是諸葛亮主動發起的，但街亭之敗卻猶如啟動了一輛連他自己也無法使其停止的戰車，使得他不論是否願意，都必須跟著、而不是駕御著北伐這輛戰車向前衝下去，將他此後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問題的關鍵在於他確實是個出色的御手，雖然北伐戰車已經停不下來，但是他依然可以操控其方向，因此這使得他在最後還是成功地達到了他人生里程中最輝煌的頂點。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開始，蜀軍圍陳倉，但是由於軍糧耗盡再次無功而返。

次年的建興七年，三次北伐開始，諸葛亮遣大將陳式攻魏之武都、陰平。

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軍迎戰，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還，亮取二郡。

至此，後主詔諸葛亮復丞相職。

然而這數次北伐中，依舊不見李嚴等一干東州和益州集團骨幹人士的蹤影，相信李嚴他們對此肯定是不會沒意見的。

李嚴在諸葛亮北伐期間，也沒有閒著，他積極地策反原蜀漢降將、曹魏的上庸守將孟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這樣的語句來招降孟達：「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從這裡可以知道，他一直以來對自己與諸葛亮並列為託孤大臣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時刻不忘的，也是時刻以此為己任和十分看重的。

但蜀漢前後三次北伐這樣重大的行動，諸葛亮都沒有一絲讓他參與的做法，也是肯定讓他十分不滿的，因此他除了發出前面所說的要將「王郡之巴州」等等表示不滿的信號外，還以另一種方式展開了對諸葛亮一直以來排擠他這一舉動的反擊。

他在一次給諸葛亮的信中「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這和孫權勸曹操稱帝相仿佛，但又很難說清楚他是想把諸葛亮擺上眾所矢的的位置，還是在嘲諷諸葛亮。

總之不管怎麼樣，諸葛亮很清楚李嚴這一舉動絕沒安什麼好心，因此明確表示自己不會上這個當：「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13）

不過諸葛亮這話卻有點前後矛盾，前面他說「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似乎對目前位極人臣的狀況已經心滿意足，但後來卻話鋒一轉急轉直下。

稱王受九錫，就成了有著自己封「國」的諸侯，乃是那個時代人臣所能達到的顛峰，諸葛亮在回絕了這一不知道是有著什麼居心的建議後，在結尾時又偏偏來上了一句「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這話就與他前面表現的心滿意足的態度產生了矛盾，非但矛盾還跡近於大逆不道，「雖十命可受」，就是說他甚至可以接受超越稱王受九錫的待遇，那猶如直說稱帝了。

這樣的說話出自諸葛丞相之口，與他歷來被說成「謹慎謙恭」的風格是極不相稱的，但我卻以為這才是他個性和思想的真實寫照，他雖然拒絕了李嚴的建議，但卻不自覺地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於漠視劉禪的態度。

陳壽對他的評語，有幾句是相當中肯的：「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

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這幾句，一說出了諸葛亮的生平抱負是「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二說出了諸葛亮對自己的評價，表現出他自視極高、當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態度，實際上諸葛亮的一生，都是圍繞著這幾句話而展開的。

建興八年，魏大將軍曹真三路攻蜀，諸葛亮拒之，隨即準備第二年出軍進行第四次北伐。

這回他再次要求李嚴率軍北上漢中受他節度，諸葛亮在後來列舉李嚴罪狀的表章中，對李嚴當時的反應是這樣寫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

」（14）

李嚴這個時候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顯然正如諸葛亮所言的那樣是「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而李嚴以司馬懿等開府辟召為藉口向諸葛亮逼利，也並不是隨便拿來就用的藉口，他對諸葛亮開府而他沒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於懷的，此刻他看似隨便地舉了這麼一件事情做例子來逼諸葛亮，事實上正是表達了他北上漢中的條件，是要得到他這個和諸葛亮並列的託孤重臣所應該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諸葛亮一樣，可以開府選拔官吏。

諸葛亮當然是不可能答應也不會允許發生這樣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對曹魏勢力強大的壓力下，與李嚴這樣長期僵持下去並不是什麼好事。

而李嚴和他二人，雖然在權利鬥爭中互不相讓，但在對維持蜀漢政權生存的這一根本點上，卻是絕對沒有分歧的。

因此他做出了妥協，「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繼續把江州一帶保留給李嚴；而相對他的妥協，李嚴也作出了對應的姿態：「將二萬人赴漢中」，同時接受諸葛亮的任命，擔任中都護署府事（15），並將自己的名字由嚴改為平。

按那時的解釋，平字含義大致為行事有序、平定亂事，這相當符合當時的形勢。

李嚴終於去了漢中，在劉備死後首次與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諸葛亮和李嚴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

建興九年春，蜀軍在諸葛亮的統帥下四次北伐，兵出祁山與魏軍對峙。

然而諸葛亮這次依然運氣不太好，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碰上了連續暴雨天氣，導致漢中的糧運不繼。

而後的整個事件就顯得比較富有戲劇性了：「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籓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

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

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

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

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

」

之所以說這次的事件有戲劇性，是因為以李嚴這樣一個極富政治經驗和軍事能力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級的錯誤，僅僅由於暴雨而導致糧運不繼，他就先讓參軍狐忠、督軍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線以朝廷名義召諸葛亮撤軍，然後上表後主說諸葛亮撤軍是誘敵之計，而當他在漢中聽說諸葛亮開始撤軍時，卻又假裝吃驚地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種種互相矛盾的的漏洞前後非一，導致最後「辭窮情竭，首謝罪負」。

不過這件事情，雖然因為蜀國「國不置史」和各種原因造成資料不足，因此不足以讓我們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釋，但從邏輯上來講，以李嚴這樣的人物，犯下這樣的低級錯誤未免顯得過於愚蠢了些。

如果說他設計這個圈套的目的是在於「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的話，那麼他又焉能想不到他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諸葛亮和後主的手中，「前後手筆書疏」都「違錯章灼」歷歷在目，他這個目的顯然是不可能得逞的。

斷糧退軍在蜀漢北伐中並非首次出現，況且由於天降暴雨導致道路不暢的糧運不繼，也並不會對他政治生涯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在如此小的問題上去冒如此大的風險，而且還明顯是把自己的把柄拱手送到對手和皇帝面前去讓他們來處理自己，這樣的錯誤和圈套也實在過於弱智了些。

要是李嚴連這些都意識不到的話，那他這個筋斗載得一點都不冤，因為這完全不象是他這樣一個擁有幾十年軍事、政治鬥爭經驗的人所應該犯的錯誤。

不過，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樣子，李嚴最終被貶為了平民，在與諸葛亮的權利鬥爭中敗了下去，這標誌著蜀漢政權中再沒有可以威脅荊楚集團地位的勢力存在，而諸葛亮也再找不到一個有足夠分量和他分庭抗禮的對手，徹底地鞏固了他的地位。

在蜀漢政權中，甚至將皇帝包括在內，他也都是唯一掌握著蜀漢最強實權的第一人。

諸葛亮當時在蜀漢政權內的威勢，可以從諸葛亮的屬官丞相參軍、犍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見一斑。

諸葛亮死後劉禪曾下令全國素服發哀三日，李邈不以為然地上疏道：「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奸萌生。

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

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

他這話說得非常有趣，諸葛亮在世其間，「臣常危之」，諸葛亮一死，他頓時覺得「宗族得全」，於是一家人「大小為慶」，因此上書勸諫劉禪不必太隆重地要全國都素服發哀三日，結果被劉禪砍了頭。

不過砍頭歸砍頭，他的話卻透露了不少有用的、值得重視的信息。

李邈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說諸葛亮雖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權勢太強，「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以至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這個恐怕正是他掉腦袋的原因，居然說劉禪因為諸葛亮手握重兵而怕了他，導致國內姦邪萌生，這叫後主劉禪的臉往哪兒擱。

至於說幾句諸葛亮的不是，那還不至於要到摘他腦袋的地步，因為劉禪和諸葛亮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和諧的。

據載：「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

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

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於是始從之。

（16）」看看，連大臣們聯名上表，要為諸葛亮這個劉禪的「相父」立廟，這劉禪都是再三阻撓，心不甘情不願的，二人的關係從中當可略見一斑。

其次，李邈說諸葛亮一死，他李邈才終於可以「宗族得全」，並且「西戎靜息」，於是「大小為慶」，這說明他對北伐不以為然，是反對的。

從歷史記載來看，象他這樣態度的人，在蜀漢政權大小官吏中，是為數不少的。

例如諸葛亮親自點定的繼任者蔣琬和費禕兩人，對北伐就壓根不感興趣，並且還都一致地長期壓制要求北伐的姜維，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繼任者蔣琬，十數年內一次也沒真正發動過北伐。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李邈的態度，是代表了蜀漢政權內部相當一批數量官吏的想法的。

這從以下的要舉證的兩則資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證，同時我們還可以從這些資料中發現其他一些問題，以及可以知道當時身處社會下層的許多百姓，對諸葛亮的北伐政策也是相當反感的，絕不象一些人所描繪的那樣，是歡呼雀躍衷心擁護的。

《三國志》《蜀書》《呂乂傳》：「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

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

《三國志》《吳書》《薛綜傳》：「孫休時，珝為五宮中郎將，遣至蜀求馬。

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這兩則資料表明，由於諸葛亮連年出兵北伐，兵員不足，遂調各郡兵補充北伐部隊，然而各郡大約是以各種藉口為由而拒不發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

而在諸葛亮死後，軍隊中大量士兵和職業兵戶更是紛紛逃亡，做為地方長官的呂乂，數年中僅在一個蜀郡就查出了萬餘名逃避兵役者。

延續至蜀漢後期姜維北伐期間，蜀漢已經出現了「經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見連年北伐對蜀漢經濟造成的傷害之大，因此百姓們對北伐不支持是比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個時代，從根本上百姓們總是厭戰和期望和平的。

另外一個問題，乃是諸葛亮作為一個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對申韓之術習之精而用之果，史稱其對官吏「用法峻嚴」，而且大權獨攬，「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杖二十以上親決」其負面效果就是直接導致蜀漢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諸葛亮這樣強勢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後，政治上整個統治機構出現了「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一片闇然的局面，經濟上則是「經其野民皆菜色」，對這樣的後果，諸葛亮這個蜀漢政權實際統治者、所有既定方針的制定者，應該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們必須承認，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對蜀漢皇朝的忠誠令人感嘆，然而作為一個周旋於政治、軍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權臣，他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個特定的舞台上遊戲規則的制約，因此他絕不是一個沒有缺陷和沒有污點的人，一個歷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軍事能力，在長期以來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發展到最後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說明問題的資料被視而不見，或者被斥為不可信的資料，這是不客觀的。

對我而言，歷史的真實總是被隱藏在拆開裁減過的文字里，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真相，但我們需要發現和發現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