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死後，掌握軍事大權的是他，後被諸葛亮幹掉！

在蜀漢政權中，李嚴（字正方，後改名李平）的文韜武略均屬麟角，這可由史實加以證明。

他在荊州劉表處做事時候，就以過的人才幹稱著於世，所以歷任諸縣郡不辱使命。

曹操接收荊州時，李嚴去益州投奔劉璋，先任成都令，後以才能升任為護軍，並被派往綿竹抗擊劉備，這是他第一次由行政長官轉入高級將領直接領兵打仗的開始。

李嚴到綿竹之後並沒有分兵布防，而是開城歸降了，在封建社會士大夫眼中，此舉當然會遭到譴責，是朝秦暮楚的貳臣；在劉備眼中，李嚴與法正一樣，正是他所需要的，既然要以益州做後方，就必須有益州籍或者准益州籍的頭面人物輔佐自己，以便軟化益州士族對外來者的排斥情緒，並把他們攏絡在周圍。

李嚴原是南陽人，本該屬於荊州籍，但他到益州已有十一年之久，同益州士族的淵源關係亦頗深厚；加之才幹又十分突出，在益州上下很有威望，是典型的准益州籍，需加以延攬。

李嚴投奔劉備後，先任命為裨將軍，後又升為獨當一面的鍵為太守，興業將軍。

在任期間，馬秦、高勝等率數萬民眾舉行起義，並從妻（右邊有軟耳）縣（今四川中江東南）向資中進攻，當時劉備在漢中無暇北顧，形勢是十分嚴峻的。

李嚴得到情報後，沒有向成都的諸葛亮或它郡求援，僅率本郡五千守備軍前往征討，並一舉斬了農民軍領袖馬秦、高勝等，部眾數萬人隨之星散。

不久，越巂（今四川越西）少數民族發動起義，並包圍了新道縣，李嚴又率部眾飛馳往救，將這次起義鎮壓了。

姑且拋開這兩次戰爭的階級性，只從軍事角度進行評估，李嚴的膽識和軍事才能都十分傑出，對蜀漢政權的忠誠亦不容懷疑。

正因如此，劉備加李嚴為輔漢將軍，仍由其領健為太守。

由於劉備的經歷坎坷，蜀漢政權的文臣武將大體分為三個籍別，涿州籍（東漢時，全國分為十三州部，涿州僅是冀州的一個縣份。

但劉備發跡於涿州，故以此命名）：將領有關羽、張飛、魏延、劉琰、趙雲等，劉封雖是荊州人，但被劉備收為義子，自然成為涿州籍；文官有糜竺、簡雍、孫乾等。

荊州籍：將領有馮習、張南、申耽、申儀等，文官有馬良、伊籍、董和、劉巴、陳震、董允等，更有文武兼備的諸葛亮（雖籍貫山東，但從荊州入仕，且與荊州士族淵源頗深）、龐統、廖立等。

益州籍：將領有吳壹、霍峻、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鄧芝、張翼等，文官有許靖、張裔、楊洪等，更有文武兼備的法正與李嚴。

劉備主蜀時，考慮到複雜的派系關係，所以將政權搞成了三駕馬車，以涿州籍將領駕轅駐守要地，以荊州籍左驂輔助政理，以益州籍右驂分輔軍事及政務，劉備不僅是乘者還是御者。

永安宮託孤時候，劉備是否真有讓諸葛亮取代劉禪的意圖姑且不論，但從安排看，仍然是三駕馬車的構想。

所不同的是，情勢已發生很大變化，涿州籍的「鐵哥兒」關羽、張飛、劉封、糜竹等已死，跟隨入川的人員也逐漸凋零，兒子劉禪又是可為乘者卻無能力成為御者的角色，所以將原先的三匹馬卸下來重新換套，改由荊州籍駕轅，益州籍左驂，涿州籍右驂，所以定下了「託孤於諸葛亮，李嚴為副」的格局（益州籍代表人物法正在之前已經物故）。

並遺詔於兒子劉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見《三國志·先主傳》）。

值得重視的是，又以時為尚書令的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駐永安」（見《三國志·李嚴傳》）。

李嚴成了蜀漢政權的兵馬大元帥，掌握了最為重要的軍權，並從外部實行監督。

軍政分理後，涿州籍的劉琰、魏延、趙雲等居右側平衡力量。

即是說，由諸葛亮李嚴共同協助兒子擔任御者。

諸葛亮把李嚴視之為最大障礙，但是李嚴手握軍權且羽翼豐滿，不是一句話就可以搬掉了，得一步步逐漸實施。

為了達到拔除李嚴的目的，諸葛亮採取了三個手段：

第一是奪取軍權。

建興元年，諸葛亮被封為武鄉侯，開府治事，不久又擔任了益州牧。

蜀漢政權僅局限於益州一地，州牧就成為事實上的皇帝了；更加之開府治事，「政事無巨細，威決於亮」就成為必然。

皇帝得有軍權作保證，否則便流於傀儡以至於死囚，這一點諸葛亮當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必須掌兵劉備夷陵失敗後，南面的益州地方勢力雍凱首先發動叛亂，割據稱雄；接著少數民族在高定率領下發動了起義；再之後，又有牂牁太守朱褒發動叛變。

按常規，由李嚴領兵鎮壓最為合適：他是兵馬大元帥，職責是當；他有卓越的軍事才能，有多次取勝和以少勝多的經驗；叛亂發生在南方，距巴州較近（巴州即重慶，在成都東南六百四十里處，南征必須走成渝之間的棧道），從這裡出兵省時省費。

但是諸葛亮藉口「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見《三國志·王連傳》）。

當王連勸阻他「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時，諸葛亮確曾動搖了，故「停留者久之」（即久久不出兵）。

寧可不討伐叛亂以安邦國，也不讓李嚴出兵，顯然是出於一已私利的原因。

在躊躕了近三年時間之後，終於作出了親自領兵的決斷，遂將軍權收攬過來。

當年秋南征回來後，再沒有還權於李嚴。

當移駐漢中準備北伐時，遂調李嚴到江州，再之後，命其率二萬人入駐漢中，做了北伐軍的後勤部長。

第二是虛銜撫慰。

為了麻痹李嚴的驚惕，諸葛亮在爵位上給了他很多甜頭：建興元年封其為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勛，建興四年又封為前將軍。

然而此時前將軍只是虛銜，不能同關羽的前將軍相提並論。

而且，又封魏延為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屬縣侯，高於鄉侯一個等級）、涼州刺史等，這雖然也是虛銜虛職，卻也壓李嚴了一個頭，但是這勉強能解釋得通，魏延畢竟是劉備勛舊，功勞殊多，而且還得利用他。

第三是堅決摘除李嚴的羈絆。

劉備設計的新三駕馬車，是以兒子劉禪作乘者的，諸葛亮既然懷有取而代之的念頭，當然要將三駕馬車的政治格局加以改變。

相比較，涿州籍勢力最弱，一時半時還難以構成威脅，而且其代表人物劉琰已被虛懸，已「不預國政，但領兵千人，隨丞相諷議而已」（見《三國志·劉琰傳》）；趙雲雖也是劉備勛舊，然能力有限，缺乏號召力；魏延雖成為涿州籍代表人物，可又是糾糾武夫，與政治一竅不通；且在性格上有制命弱點，即善待士卒而傲於士大夫，故難當代表人物的重任。

荊州籍李嚴就不同了，在諸葛亮眼中，這是位「部分如流，趨舍罔滯」（處理事務如行雲流水，十分得當，該取則取，該舍則舍從不遲疑）的人物，有殺罰決斷；他是荊州人，但入川較早，同這兩州官員都有淵源，容易形成自己的獨立體系；白帝城託孤雖處於副貳地位，但掌握著兵權，這是一柄懸在自己頭上的利劍。

既然這是位威脅自己登上九五皇位的代表人物，當然要加以剪除。

當諸葛亮獨攬政務，自任益州牧並開府治事後，李嚴請求分益州五郡為巴州，並由他任州刺史；並以司馬懿已開府治事為談話由頭，啟發諸葛亮准許他開府治事。

諸葛亮把這些請求都視為不懷好意，是向自己公然挑戰，當然要嚴詞拒絕。

但為了麻痹對方，也做出一定的妥協，既任李嚴兒子李豐主督江州，算是不菲的安慰了。

再從李嚴的角度考察其似乎極為「卑劣」的要求。

永安宮託孤時候，他是副貳。

表面上看，是讓他協助諸葛亮。

稍一思索則大謬不然，劉備的用意，是讓他協助諸葛亮輔佐新皇劉禪的！又讓他以中都護身份「統內外諸軍事」，且駐節江州。

這種安排當然含有更為深刻的用意：軍、政分開，不要混淆，便於他自成獨立體系，以維護新三駕馬車的正常運行；駐節江州是作為王室的藩屏使用，可對皇室變生時腋起牽製作用。

中都護不符合漢時官制，是劉備的發明創造，官名本身已經賦與李嚴以特殊使命——保護皇室及都城。

看到皇權被架空，三駕馬車被摘套，李嚴當然有反對的充分理由。

請示劃五郡由自己擔任刺史，啟發諸葛亮批准自己開府治事等，不是要分皇室權力，而是分已被諸葛亮獨攬的權力，是完成劉備寄與的監督與制約使命，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顯然，不是李嚴挑釁了什麼原則，而是李嚴觸犯了諸葛亮砸碎三駕馬車的意圖。

李嚴被廢為庶民是咎由自取。

細究李嚴傳，不難發現他在與諸葛亮相處之中，犯下了三個制命的錯誤：其一，輕而易舉地交出了兵權。

南征討伐叛亂時，李嚴應當仁不讓地領兵出師，但是因軟骨病困擾，當諸葛亮以「諸將才能不及已」為藉口欲自己領兵出師時，李嚴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當諸葛亮遲疑不敢出兵時，自己更沒有主動請纓。

軍權交出去之後，自己就已成為砧上魚肉，被殺被剁只是個時間的選擇。

其二，不該書寫「勸進表」。

當他發現諸葛亮欲做皇帝的意圖後，本應該據理力爭，或乾脆退身隱居。

這雖然無補於事，也維護了自己的清正名節。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為投諸葛亮所好，公然寫信去，「戒以勿拘之道」（不必遵守臣子忠君的名節），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為王」。

勸進表一出，就失去輔臣的身份和形象，是公開賣身投靠。

賣身投靠並不能打消對方的戒心，只能以失去荊、益士族的支持做代價。

其三，調到漢中擔任北伐軍後勤部長後，更名李平耐人尋味。

自古至今，成功者考慮到姓名中積澱了太多的政治資本，所以罕見更名者，除非有特殊原因，如避諱。

李嚴是在說不清也道不明的情況下更名的，嚴字有嚴厲、嚴肅等含意，進而有堅持大節不隨世流俗的延伸。

更名可以理解為想痛改性格中過於嚴厲的弱點，但他沒有這個弱點。

從更名時間上觀察，更像一封效忠信！表示他能放棄原則決不信守劉備的囑託，不再堅持忠於劉禪的立場，心如止水，不生波瀾，能心平氣和地接受並擁護諸葛亮取而代之的舉措。

也許，這一分析不符合李嚴更名的本意，但已經準確無疑地傳達了以上的信息。

更名是一個強烈的信號，是低三下四地懇求諸葛亮信任自己。

然而在諸葛亮看來，李嚴為劉璋駐守綿竹時，就曾變節投降了劉備；如令又變節。

如此反覆無常的小人豈能使用！向以忠順作為選才第一標準的諸葛亮，當然十分厭惡這類人了。

然而李嚴是大才，己不用必為人用，定會對自己構成巨大的威脅，當然是廢除為好了。

彈劾李嚴的理由不過是「欲加之罪」。

諸葛亮是在準備不足情況下進行第四次北伐的，糧草並沒有先行，而是隨後不斷給甘南輸送。

時值秋夏之際的霖雨天氣，又是婦女、兒童推著所謂的木牛即四輪車向前線運送糧食。

一輛木牛裝四、五百斤糧食，群行時，一天只能走二十里路程，即令有油布之類遮擋大雨，但在崎嶇不平的棧道上行走，特別是上下台階時得卸上卸下地不斷折騰，糧食肯定會淋雨霉壞。

而且，運送者衣食及健康都受到嚴重威脅。

面對如此艱難的處境，李嚴派人請諸葛亮退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但李嚴患有軟骨病，更怕諸葛亮乘機殺他，所以見面後又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這個表演太拙劣也太低級，倒持干戈的結果，只能是授人以柄！已經犯下了語無倫次的錯誤，更不該再用新錯誤掩蓋舊錯誤。

大概是為了拍馬逢迎諸葛亮，又寫表章給劉禪：「軍偽退，欲以誘敵與戰。

」

對諸葛亮來說，這是除掉李嚴的大好時機，哪裡能輕易地放過！他當然不領李嚴為已開脫的人情，遂拿出他前後不能自圓其說的書信奏疏，並向劉禪詳細奏明了事件本末。

證據一擺，李嚴除認罪之外，當然沒有可說的理由。

倒是劉禪還有頭腦，對諸葛亮罷黜李嚴的奏章並沒有朱批。

讀者自然要反問：「有依據嗎？」有。

否則，不會有諸葛亮與劉琰、魏延、袁琳、鄧芝等二十三人彈劾李嚴的第二份奏章，諸葛亮這次拉著其他二十二人聯合俱奏的目的，是在向劉禪施壓，造成一個非罷黜不可的態勢。

在第二份奏章送達之後，劉禪不得不依著諸葛亮意見，將李嚴「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流放到梓橦郡去做庶民。

怕是李嚴至死也沒有想到他被廢黜的真正原因，所以聞知諸葛亮死訊之後，竟失望的激憤而死。

細讀李嚴傳，觀其前半生時候，不失轟轟烈烈的大丈夫形象；現其後半段，又顯得媚態百生，極其猥瑣，其悲劇也就成為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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