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與蜀漢的命運有何關係？

公元223 年，蜀漢昭烈帝劉備連連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東部咽喉重鎮荊州在曹魏和東吳的夾擊下被奪取，隨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將關羽、張飛接連身亡，他親自帶軍出征卻在夷陵之戰中大敗而歸，最後終於在白帝城病故。

劉備病危之時，召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託孤，命二人輔佐其子劉禪，其間劉備與諸葛亮曾經有一段對話，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是這樣的：「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

這段話和事情的經過，就是被後世人所津津樂道，推舉為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的千古佳話的白帝託孤。

此段加上後來諸葛亮為北伐而上的《出師表》，一直以來被作為推崇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範事例和佐證。

其實劉備在白帝託孤之時，並非只找了一個諸葛亮，還有一個李嚴在側。

劉備能把遠在成都的諸葛亮召來託孤，說明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考慮和處理這個問題，因此託孤於諸葛亮、李嚴二人，並非是僅僅因為李嚴在身邊方便之故，而是應該有其很成熟的考慮的，甚至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的。

矛盾的糾紛

我們知道，蜀漢政權的根基主要是由三個勢力集團組成：占主導地位的劉備嫡系荊楚集團，前益州刺史劉璋時期的東州集團，本地人為主的益州集團。

益州集團從劉璋時期開始就沒能在政治上占據大的舞台，一直處於一個陪襯的地位，所慮不大，這一點，我們從《三國志》的傳記就可以知道，蜀漢就是除去王室成員，列傳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約只占了三分之一強，而且無一是高層官吏，均為下級官吏和侍郎一類的閒官。

因此需要考慮的乃是荊楚、東州集團之間的問題。

北伐可能為轉移內部矛盾

建興六年春，諸葛亮籌劃已久的北伐終於開始，但卻由於諸葛亮親點的先鋒馬謖嚴重缺乏實戰經驗，所統帥的數路大軍被「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9 ）的曹魏五大名將之一張郃，輕易於街亭一帶先後擊敗，導致蜀漢政權這場由諸葛亮策劃的首次北伐不但整個無功而返，而且還遭受了一定的損失。

做為被諸葛亮親自提拔的先鋒大將的馬謖，當時並沒有象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裡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後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後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後，還沒來得及執行，就於獄中病故。

馬謖潛逃案還導致了與馬謖關係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幹向朗（向寵叔父），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此後優遊無事達二十年之久（關於此事見《諸葛亮沒有殺馬謖》一文）。

可以這樣說，首次北伐失利使荊楚集團和諸葛亮都開始面臨劉備死後的最嚴重的打擊和考驗，而這次危機的源頭，完全是源自於諸葛亮的剛愎自用。

在此次選拔北伐先鋒人選的問題上，諸葛亮充分表現出了他性格當中剛愎自用的一面。

劉備臨終前，或許是由於知道馬氏兄弟與諸葛亮的親密關係，因此曾特別提醒過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然而在劉備去世以後，「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可見諸葛亮並沒有把劉備的告誡當回事，說嚴重點，此舉甚至可以說是「背主」行為。

而諸葛亮的一意孤行，將魏延、吳壹等宿將棄之不用「違眾拔謖」的舉動，也是可以想見會讓這些人很不高興。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戰果，這些問題自然是煙消雲散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無功而返，還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問題便顯得格外嚴重起來。

打壓東州、益州勢力

首先，諸葛亮要遭受來自魏延、吳壹等這一干軍隊中實權派們的質問，為什麼先帝明確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還要違背先帝意志、不用我們而「違眾拔謖」；其次當然是來自朝中的政治對手李嚴等人的詰難。

以李嚴等人為首的東州、益州集團，一直遭受以諸葛亮為首的荊楚集團的排擠打壓，在這次北伐整個過程中，身為「統內外軍事」的託孤大臣李嚴甚至未能有一點點發表意見和起作用的機會，雖然他不至於會對這次完全由諸葛亮策劃和指揮的北伐進行掣肘和為難，但對於這樣一個難得的、有可能徹底打跨諸葛亮和荊楚集團的機會，他們顯然不會輕易放過，必定會乘機大做文章。

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危機，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貶：「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

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然而他也知道僅僅是「授任無方」、「明不知人」這樣的說法，是不可能擺脫李嚴、甚至於是魏延、吳壹等人的責難的，因此另一方面諸葛亮還需要有一個人來承擔這次由他全權指揮的北伐戰役失敗的責任，以便給自己一個脫身的機會，而這個機會顯然就只能來自於馬謖。

於是其後果終於、也只能是「戮謖以謝眾」，諸葛亮則貶為右將軍，但是卻依然「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馬謖則做了他的替罪羊，成為了這場政治和權利鬥爭中的犧牲品。

在此次事件中馬謖被殺這個結果，我以為正是諸葛亮本人造成的。

理由有四：

1 ，正是諸葛亮背劉備遺命而「違眾拔謖」，其罪在先；

2 ，這次北伐是由他全權指揮，雖然馬謖在街亭有「違命之闕」，但而後的行動中卻還有「箕谷不戒之失」，這個總不能也怪罪於馬謖吧，因此追究起來還是他「授任無方」「不能訓章明法」，完全委過於馬謖有失公允；

3 ，馬謖雖然「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然而有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做為一個前線指揮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即使戰敗也罪不致死。

4 ，最後一點，實際上也是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諸葛亮從來都不是象人們所稱讚的那樣執法公允而嚴明的，他的執法嚴明是要看對象和是否有政治需要的，也絕對沒有任何所謂的公允可言。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說：「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

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

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

』亮答曰：『主公……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法正在蜀郡作威作福，僅僅因為以前的睚眥之怨，就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而諸葛亮面對他人的舉報和要求他去請求劉備勸阻法正濫殺無辜的建議時，卻連對轉達的請求都一口回絕，非但如此，他甚至進而還說既然法正能讓劉備「翻然翱翔，不可複製」，那現在為什麼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

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麼大的功勞，正是大王面前的紅人，他殺幾個人算什麼，連在他已經殺了數人後，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沒必要的，因為那會讓他不痛快。

這哪裡是一個執法嚴明之人所會說出來的話，分明是一個慣於予取予奪之人的口吻。

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的反應和處理方式，與他一貫被人推崇的所謂的「賞罰之信，足感神明」風格和品質，出現了極大的偏差。

但我以為這才是他真實的一面，因為在他而言，所謂的國法、軍法要不要執行，純粹是取決於被執行對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執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於對象事實上是不是有過失和犯罪行為。

因此我才說在馬謖生死的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要是有實現的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權利讓他不死的，並且他也絕不會去顧慮什麼執法嚴明的形象問題，只要看看他對待法正「擅殺毀傷己者數人」這個事件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

作為一名與諸葛亮過往甚密，又長期處於權利中心、熟知蜀漢軍政事宜和局勢的謀士，馬謖當然是知道他這一敗在政治、軍事上的後果的，也很清楚這樣的結果將會給諸葛亮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帶來的危害，同時他也更深知諸葛亮的為人，相信這才是他畏罪潛逃的真正原因所在。

因此在獄中他才會在給諸葛亮的信中這樣寫道： 「原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他援引「殛鯀興禹」這個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這樣的語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無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倖免的形勢下，能以他來承擔罪責的這一舉動，換取讓諸葛亮躲過對手攻擊，再繼續主導蜀漢政權的局面，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地理解諸葛亮為什麼不顧蔣琬等人的一再勸阻，甚至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丞相參軍李邈進行處罰，並堅持要殺馬謖、還惟恐殺不成的態度。

其實，以諸葛亮和馬良、馬謖兄弟同為荊楚集團骨幹的關係，平素又稱兄道弟的親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於執法需要而無奈斬殺馬謖，那應該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心懷感激才對，但事實上他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說很厭惡，並不惜進行行政處罰：

「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

——《三國志》《蜀書》《李邵傳》

這充分說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馬謖去死，不然就不會對勸阻殺馬謖的人厭惡到如此地步。

由此可見他一再堅持要將馬謖處死，而在判決馬謖死刑時卻又「為之流涕」，馬謖死後又「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的態度，絕不僅僅出自與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在內，也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他非殺馬謖不可，而且還惟恐殺不成。

實際上，真正可以導致馬謖被處死的罪狀，乃是馬謖畏罪潛逃一事。

但奇怪的是，在諸葛亮請罪自貶的表章中，對此事卻連一個字也沒提起，這也正是諸葛亮的厲害之處。

因為此刻的諸葛亮，需要讓馬謖來承擔起北伐失敗的主要責任，如果馬謖是因為畏罪潛逃而被處死，顯然在北伐失敗的問題上，諸葛亮所要承擔的責任就要更大一些。

這一來對他自己所做的處罰就會顯得輕了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帶來的這場政治危機，因此他才對此一字不提。

而這樣做的結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馬謖之死，暫時解脫了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在蜀漢政權中主導地位的危機。

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在我看來完全不象一直以來人們稱讚不已的那樣，是表明諸葛亮執法嚴明過於孫武，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例證，相反地如果聯繫他縱容、變相支持法正濫殺無辜的事例來看，正好表現了他剛愎自矜而又老於政治手腕，做為一名權臣在政壇上善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一面。

諸葛亮雖然借馬謖的人頭，成功地暫時擺脫了這場軍事和政治上的危機，但是他既沒有取得軍事上的成果，也沒能在政治上進一步穩固自己的地位，更嚴重的是他非但沒有證明自己在軍事上的能力，還給李嚴以及象魏延、吳壹這樣軍中的宿將和在軍事上有著多次成功記錄的對手們，留下了對他軍事能力進行質疑的把柄。

因此他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沒有達到，甚至在政治上還可以說是完全失敗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有鑒於此，無論是出於他對蜀漢政權戰略判斷上得出的需要，還是出於他本人的政治需要，諸葛亮都必須再次開始北伐來擺脫這樣的局面。

北伐雖然是諸葛亮主動發起的，但街亭之敗卻猶如啟動了一輛連他自己也無法使其停止的戰車，使得他不論是否願意，都必須跟著、而不是駕御著北伐這輛戰車向前衝下去，將他此後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問題的關鍵在於他確實是個出色的御手，雖然北伐戰車已經停不下來，但是他依然可以操控其方向，因此這使得他在最後還是成功地達到了他人生里程中最輝煌的頂點。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開始，蜀軍圍陳倉，但是由於軍糧耗盡再次無功而返。

次年的建興七年，三次北伐開始，諸葛亮遣大將陳式攻魏之武都、陰平。

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軍迎戰，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還，亮取二郡。

至此，後主詔諸葛亮復丞相職。

然而這數次北伐中，依舊不見李嚴等一干東州和益州集團骨幹人士的蹤影，相信李嚴他們對此肯定是不會沒意見的。

內部爭鬥，李嚴失敗告終

李嚴在諸葛亮北伐期間，也沒有閒著，他積極地策反原蜀漢降將、曹魏的上庸守將孟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這樣的語句來招降孟達：「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從這裡可以知道，他一直以來對自己與諸葛亮並列為託孤大臣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時刻不忘的，也是時刻以此為己任和十分看重的。

但蜀漢前後三次北伐這樣重大的行動，諸葛亮都沒有一絲讓他參與的做法，也是肯定讓他十分不滿的，因此他除了發出前面所說的要將「王郡之巴州」等等表示不滿的信號外，還以另一種方式展開了對諸葛亮一直以來排擠他這一舉動的反擊。

他在一次給諸葛亮的信中「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這和孫權勸曹操稱帝相仿佛，但又很難說清楚他是想把諸葛亮擺上眾所矢的的位置，還是在嘲諷諸葛亮。

總之不管怎麼樣，諸葛亮很清楚李嚴這一舉動絕沒安什麼好心，因此明確表示自己不會上這個當：「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13）

不過諸葛亮這話卻有點前後矛盾，前面他說「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似乎對目前位極人臣的狀況已經心滿意足，但後來卻話鋒一轉急轉直下。

稱王受九錫，就成了有著自己封「國」的諸侯，乃是那個時代人臣所能達到的顛峰，諸葛亮在回絕了這一不知道是有著什麼居心的建議後，在結尾時又偏偏來上了一句「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這話就與他前面表現的心滿意足的態度產生了矛盾，非但矛盾還跡近於大逆不道，「雖十命可受」，就是說他甚至可以接受超越稱王受九錫的待遇，那猶如直說稱帝了。

這樣的說話出自諸葛丞相之口，與他歷來被說成「謹慎謙恭」的風格是極不相稱的，但我卻以為這才是他個性和思想的真實寫照，他雖然拒絕了李嚴的建議，但卻不自覺地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於漠視劉禪的態度。

陳壽對他的評語，有幾句是相當中肯的：「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

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這幾句，一說出了諸葛亮的生平抱負是「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二說出了諸葛亮對自己的評價，表現出他自視極高、當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態度，實際上諸葛亮的一生，都是圍繞著這幾句話而展開的。

建興八年，魏大將軍曹真三路攻蜀，諸葛亮拒之，隨即準備第二年出軍進行第四次北伐。

這回他再次要求李嚴率軍北上漢中受他節度，諸葛亮在後來列舉李嚴罪狀的表章中，對李嚴當時的反應是這樣寫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

」

李嚴這個時候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顯然正如諸葛亮所言的那樣是「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而李嚴以司馬懿等開府辟召為藉口向諸葛亮逼利，也並不是隨便拿來就用的藉口，他對諸葛亮開府而他沒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於懷的，此刻他看似隨便地舉了這麼一件事情做例子來逼諸葛亮，事實上正是表達了他北上漢中的條件，是要得到他這個和諸葛亮並列的託孤重臣所應該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諸葛亮一樣，可以開府選拔官吏。

諸葛亮當然是不可能答應也不會允許發生這樣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對曹魏勢力強大的壓力下，與李嚴這樣長期僵持下去並不是什麼好事。

而李嚴和他二人，雖然在權利鬥爭中互不相讓，但在對維持蜀漢政權生存的這一根本點上，卻是絕對沒有分歧的。

因此他做出了妥協，「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繼續把江州一帶保留給李嚴；而相對他的妥協，李嚴也作出了對應的姿態：「將二萬人赴漢中」，同時接受諸葛亮的任命，擔任中都護署府事（15），並將自己的名字由嚴改為平。

按那時的解釋，平字含義大致為行事有序、平定亂事，這相當符合當時的形勢。

李嚴終於去了漢中，在劉備死後首次與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諸葛亮和李嚴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

建興九年春，蜀軍在諸葛亮的統帥下四次北伐，兵出祁山與魏軍對峙。

然而諸葛亮這次依然運氣不太好，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碰上了連續暴雨天氣，導致漢中的糧運不繼。

而後的整個事件就顯得比較富有戲劇性了：「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籓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

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

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

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

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

」

之所以說這次的事件有戲劇性，是因為以李嚴這樣一個極富政治經驗和軍事能力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級的錯誤，僅僅由於暴雨而導致糧運不繼，他就先讓參軍狐忠、督軍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線以朝廷名義召諸葛亮撤軍，然後上表後主說諸葛亮撤軍是誘敵之計，而當他在漢中聽說諸葛亮開始撤軍時，卻又假裝吃驚地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種種互相矛盾的的漏洞前後非一，導致最後「辭窮情竭，首謝罪負」。

不過這件事情，雖然因為蜀國「國不置史」和各種原因造成資料不足，因此不足以讓我們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釋，但從邏輯上來講，以李嚴這樣的人物，犯下這樣的低級錯誤未免顯得過於愚蠢了些。

如果說他設計這個圈套的目的是在於「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的話，那麼他又焉能想不到他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諸葛亮和後主的手中，「前後手筆書疏」都「違錯章灼」歷歷在目，他這個目的顯然是不可能得逞的。

斷糧退軍在蜀漢北伐中並非首次出現，況且由於天降暴雨導致道路不暢的糧運不繼，也並不會對他政治生涯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在如此小的問題上去冒如此大的風險，而且還明顯是把自己的把柄拱手送到對手和皇帝面前去讓他們來處理自己，這樣的錯誤和圈套也實在過於弱智了些。

要是李嚴連這些都意識不到的話，那他這個筋斗載得一點都不冤，因為這完全不象是他這樣一個擁有幾十年軍事、政治鬥爭經驗的人所應該犯的錯誤。

不過，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樣子，李嚴最終被貶為了平民，在與諸葛亮的權利鬥爭中敗了下去，這標誌著蜀漢政權中再沒有可以威脅荊楚集團地位的勢力存在，而諸葛亮也再找不到一個有足夠分量和他分庭抗禮的對手，徹底地鞏固了他的地位。

在蜀漢政權中，甚至將皇帝包括在內，他也都是唯一掌握著蜀漢最強實權的第一人。

諸葛亮當時在蜀漢政權內的威勢，可以從諸葛亮的屬官丞相參軍、犍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見一斑。

蜀漢並不得益州人之心

蜀漢大多是荊州勢力，一直打壓劉璋的東州勢力和當地的益州勢力，諸葛亮i北伐期間更是耗費蜀漢國力，最後是落得「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在後來鄧艾大軍偷渡陰平後，幾乎沒有受到很大的阻力就到了成都。

易中天說：「做能臣不容易。

第一要忠，第二要能。

忠而無能曰庸，能而不忠曰奸，都不是能臣。

但，光是又忠又能，還不夠，還得大家都承認。

這第三條最難。

因為嫉妒別人的能，是官場的通病；懷疑臣下的忠，是帝王的通病。

所以歷史上的能臣，好下場的不多。

不是生前被貶，便是死後挨罵，能做到生前生後都沒有什麼人說閒話的，大約也就是諸葛亮」。

然而諸葛亮活得好累！

葛亮實現了他的諾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其實是累死的（蜀魏交戰，相持五丈原。

蜀使至魏軍營中，司馬懿不問軍事，只問飲食起居。

當他聽說諸葛亮黎明即起，深夜才睡，罰二十軍棍以上的事，都要親自過問時，便斷定說：「亮將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