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每一個新政出台都是反對聲一片,惟有這項改革出台後沒有一個反對派說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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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主持的變法雖然主要側重經濟方面,但也有人事制度改革的嘗試。


最初,宋王朝的蔭補制度是為了防止出現現代社會的五十九歲現象而設置,(古人的政治智慧並不比現代人弱多少)是希望這些官員在為治下生民謀福祉的同時,不會有後顧之憂。

哪知道良法在發展百年之後,早已經背離了初衷。

因此而導致的冗官問題成了帝國財政沉重的包袱,由此而衍生出的社會問題更是數不勝數!


仁宗年間,由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因抑冗官過於激進,希望一舉改變仁宗朝的冗官面貌,招致了朝野上下官僚集體的不滿與憤怒。

由於反對者勢力浩大,使得范仲淹的慶曆新政草草收場。

慶曆新政希望澄清吏治導致被人攻訐的殷鑑不遠,所以王安石一直在琢磨帝國冗官的深層次成因。

神宗登基之後宋廷財政吃賢、百弊叢生,社會新問題不斷湧現,社會矛盾愈顯複雜化。

王安石提出的改革包含了對諸多制度的改革內容,神宗希望趁機對宗室蔭補制度進行整頓改革。


當時王朝在京官員月俸共計四萬餘緡,京畿地方禁軍軍費月支出為十一萬緡,而宗室每月的開支就高達七萬餘緡,這個數字尚不包括生日、婚嫁、喪葬和逢年過節的賞賜數額。

王朝財政收入無法平衡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冗兵與宗室的費用太過龐大。

對此,君臣上下早就有了共識。

神宗與王安石希望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當然需要對宗室問題下大力氣整頓,以維護王朝統治的安定。

熙寧二年(1069)十一月,神宗下詔「別其親疏,異其等殺」,將宗室劃分為三個層次,並相應作出明確規定:

宣祖(趙弘殷)、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盡故殺其恩禮。

「環衛官,無定員,無職事,皆命宗室為之」環衛官又稱南班官,《容齋隨筆》對此的解釋是「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

惟一的實際意義就是按月拿一份俸錢,是屬於光吃飯不幹事的閒人。

(占著茅坑不拉屎的主兒)

這次宗室改革條例一頒布,既得利益受損害最嚴重的就是宗室袒免以外親(五服之外)的遠親。

這些人不敢去與神宗爭辯,把怨氣全部撒在了王安石的身上,眾人等王安石下朝之後,一擁而上攔在王安石馬前討要說法,七嘴八舌嚷道:「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


對這些無理取鬧的龍子鳳孫,王安石理直氣壯地厲聲回答:「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按:先祖神位安奉入廟稱為「祔」或「升祔」;搬出稱為「祧」或「祧遷」。

關於王安石主張趙匡胤高祖僖祖趙朓祧遷之事,關乎宋王朝禮制,此處略過不表。

聽了王安石義正辭嚴的回答,這些老趙家的不肖子孫集體啞火了,雖心有不甘,但也只好四散而去。

在唐代,袒免以外的血親已經和庶民無異。

但在宋初,寬厚仁義的趙匡胤規定:凡是宗室子弟,都能授官並享受宗室待遇。


宋神宗這次大刀闊斧的對宗室蔭補制度進行改革,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之事。

炎黃子孫歷來有重家族、重血緣、重倫理的傳統,宋神宗與王安石發起的這次改革其實是在向傳統倫理的挑戰。

改革調整宗室授官制度減少了宗室開支,宗室官員數量銳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冗官冗費的財政危機。

此舉,王安石需要有勇氣、有擔當,神宗皇帝也需要有絕大魄力。

就在王安石心下惴惴不安的時候,卻意外發現,這一次沒有一個朝臣跳出來對此項改革說三道四。


司馬光對此項改革不置可否,向來反對變法的蘇東坡則不吝讚美之詞,稱王安石此舉「深計遠慮、割愛為民」。

在遏制宗室冗官惡性膨脹之事上,變法派與反對派之間難得的達成了高度一致,一時間朝堂之上出現了短暫的和睦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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