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慶曆新政」與范仲淹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曆年，已經統治了80餘年，其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財政危機日益加深。

宋初以來，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勢官富姓，占田無限」的嚴重局面。

土地集中的過程，就是農民們傾家破產、流離失所的過程。

同時，宋初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策和措施，逐漸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

范仲淹

北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嚴重，統治集團面臨危機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須採取措施，擺脫困境。

因而有些人對當時死氣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評，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張。

如寶元二年（1038年）同判禮院宋祁上疏，以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

他主張裁減官員，節省經費。

長期擔任宰相的呂夷簡則指責這些不滿統治現狀的官員是「朋黨」，對他們加以打擊排斥。

在對時政不滿，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員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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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三年（1043年）初，宋廷對夏戰爭慘敗後，農民起義猶如山雨欲來，而宰相呂夷簡對此束手無策。

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於這年三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人為諫官，七月，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與宰相章得象同時執政，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

這一班朝臣中，當時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稱讚，以為可以有所作為了。

宋仁宗在召對中，對范仲淹、富弼等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他們立即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

於是在一片改革呼聲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改革意見，並加以補充發揮，於慶曆三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

這個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范仲淹認為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污、無能之人。

宋仁宗採納了這些意見，連續頒布幾道詔令，規定：1、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

2、嚴格恩蔭制。

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3、改革貢舉制。

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

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操行。

4、慎選地方長官。

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

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主多者儘先差補。

5、改進職田法。

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

6、「減徭役」。

將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東）的五縣廢為鎮，又析王屋縣（今河南濟源西）併入河南府，以精簡鄉村投入。

范仲淹、富弼提出「厚農桑」，「修武備」等建議則並未實施。

宋仁宗

范仲淹的各項改革，在當年和次年上半年陸續頒行全國，號稱「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的推行，雖然主要是為了鞏固北宋王朝的統治，但對官僚機構的整頓，卻不能不觸犯那些在因循腐敗的官僚制度中獲得利益的勢官權貴的利益。

有的庸碌無能的官員確實被撤掉了，慶曆三年十月，宋廷從整頓吏治出發，由中書與樞密院共同廷議了幾天，首先選拔各路的轉運使。

范仲淹在提名時，翻閱名冊，凡庸碌無才的就一筆勾去。

富弼對他說：「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卻說：「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堅決罷了那種不稱職的官員的職事。

正因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種無端的誹謗，攻擊范仲淹、富弼是「朋黨」的論調更是甚囂塵上。

「朋黨」是宋朝統治者極為敏感的一個問題。

為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宋初以來設立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們結成朋黨，他們以唐代牛李黨爭為鑑，明令禁止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之間結成座主與門生的關係。

歐陽修

范仲淹與呂夷簡矛盾發生後，宋仁宗於寶元元年（1038年）詔誡百官朋黨，對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

只是由於國內外局勢險惡，不得不起用范仲淹，並賦以改革重任。

當著朝廷上下、宮廷內外反對改革的叫囂連成一片之際，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特別是當著最敏感的朋黨問題響徹朝廷，歐陽修的《朋黨論》、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諱地承認君子也分朋分黨之時，宋仁宗對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讓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罷去參知政事的職務。

到慶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張綱紀，紛擾國經等罪名貶黜。

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員也都被貶官到地方任職，已經頒行的磨勘（考績）、蔭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廢，「慶曆新政」推行僅僅一年左右就曇花一現地夭折了。

范仲淹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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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徹底雖然失敗，卻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序幕。

慶曆改革失敗後,，社會矛盾並未緩和，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冗兵資費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銳，宋廷財政空虛，就拚命進行搜刮，慶曆年間農民和士兵的鬥爭剛剛下去，各地農民又開始新的鬥爭。

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說，由於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這就是王安石變法。

慶曆改革對熙寧時王安石的改革, 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慶曆新政的基礎上擴大和深化的。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為所有文人志士所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