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的背景

《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編撰的一部編年體通史。

由司馬光本人擔任主編，在劉攽、劉恕和范祖禹的協助下，歷時19年而編撰完成。

全書分為294卷，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截止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按照時間順序記載了共16朝1362年的歷史。

一、司馬光的早年經歷

司馬光（1019—1086年），北宋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

其父司馬池，宋真宗時進士及第，歷任永寧縣主簿、光山縣令及鳳翔府、杭州、晉州等地方長官，頗受好評。

其事跡載於《宋史》卷298《司馬池傳》。

司馬光生於河南光山，字君實，自號迂夫，晚年號迂叟。

祖籍陝州夏縣（治今山西夏縣）涑水鄉，後人稱「涑水先生」。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68歲的司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獲贈爵號「溫國公」，諡號為「文正」，故後世稱之為「司馬溫公」和「司馬文正公」。

司馬光的事跡，主要見於《宋史》卷336《司馬光傳》，以及蘇軾撰寫的《司馬溫公行狀》。

司馬光是一個早慧之人，兒童時代的砸缸故事，見於惠洪（1071—1128年）所著《冷齋夜話》等宋人筆記，也被《宋史·司馬光傳》收錄。

據說在北宋末年，東京開封和洛陽等地就流行著《小兒擊瓮圖》，以表彰其事。

據蘇軾撰《行狀》記載，「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

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

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

年十五，書無所不通。

文辭醇深，有西漢風」。

《春秋》三傳中的《左傳》，是分量最重的經書之一，還特別講究微言大義，七八歲的兒童聽講之後即能「了其大義」，若非誇張，實在是不簡單。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20歲，中進士甲科，以奉禮郎任華州判官。

不久，其父調往杭州任官，於是司馬光申請改簽蘇州判官事，以就近照顧雙親。

寶元二年（1039年）到慶曆元年（1041年），司馬光的母親和父親相繼去世，他連續服喪五年，不任官職，潛心讀書，撰寫了多篇史論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和《賈生論》。

慶曆四年（1044年），司馬光服喪期滿，皇帝下敕回復其官職，這份命令文書的起草人是時任右正言知制誥的歐陽修。

司馬光時年26歲，接下來的兩年多時間裡，他先後擔任了地方的佐官和縣令。

從慶曆三年（1043年）開始，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主持了「慶曆新政」，嚴厲懲治地方官員的腐敗，進行政治改革。

從慶曆四年下半年開始，改革派逐漸被打壓。

任職於地方的司馬光在朝廷政治中還沒有多少發言權，但他未放棄對政治的關心，大量閱讀經史，並撰寫了《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河間獻王贊》等十幾篇史論。

其中有一些史論和政論文章，後來經過修改被用到了《資治通鑑》的評論「臣光曰」之中，《才德論》即是一例。

慶曆六年（1046年），司馬光奉調進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間司馬光擔任的職務主要集中在文化學術崗位上，如任兼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殿校書、直秘閣等。

這些職位的歷練，對司馬光的學術積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過，仁宗時期的司馬光儘管寫了許多文章，但基本屬於個人積累，在政治上發揮重大影響的，只有勸仁宗確立接班人一事。

宋仁宗老年無子，至和三年（1056年，九月改元嘉祐）春，仁宗因病數月不能上朝，皇位繼承問題再次緊迫地被提出來。

不少朝中重臣先後上奏，建議定立皇儲。

司馬光此時在并州（治陽曲縣，今山西太原市）任通判，連上三篇奏狀，請仁宗早建皇儲，以安天下。

到了嘉祐六年（1061年），司馬光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開始了其諫官生涯。

在諫官的位置上，司馬光再次提出立儲問題，並積極爭取宰相的支持。

這個建議起到了關鍵作用，仁宗將侄兒宗實立為皇子，即後來的宋英宗（即位後改名趙曙）。

皇位繼承問題因此得以解決。

後來歐陽修在給宋神宗推薦司馬光的劄子中，還特別提及此事，說司馬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

進士及第後的20多年裡，司馬光一邊做官，一邊讀書著述，既沒有放棄對現實政治的關心，也沒有捲入到高層政治的漩渦之中，這就使得他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歷練和學術積累。

早慧而不過早地成名，對於司馬光後來的學術成就、個人聲望和政治作為，都是大有裨益的。

而司馬光本人很看重學術的長期積累和人生的歷久沉澱，反對急功近利。

他自號迂夫，晚年號迂叟，並著《釋迂》一文以表達自己的人生理想。

擔任諫官之後，司馬光開始活躍於朝廷政治舞台。

從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在長達5年的諫官生涯中，司馬光直諫敢言，針對當時許多現實問題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進行批評，所以歐陽修在《薦司馬光劄子》中說他「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

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胞弟曹佾（即傳說中八仙之一的曹國舅的原型）擔任宰相，司馬光就公開上疏表示反對。

英宗要給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馬光卻上疏堅決抵制，指斥其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宋史》卷468《宦者任守忠傳》）。

在宰相韓琦、歐陽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貶。

又如，英宗被立為繼承人後相與親近的王廣淵，在英宗即位後受到重用，要被任命為直集賢院。

司馬光上疏論其姦邪，告誡皇帝不可親近如此小人。

他引用歷史上的典故說，漢代的衛綰因為不陪著太子飲酒，所以漢景帝特別看重他。

後周時的張美因為私下將公錢給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

而王廣淵在陛下被立為太子後，百般巴結，私自托於陛下，豈忠臣哉？重用這種人，將何以激勵人臣守節？再如，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司馬光上《言張方平札子》（見《傳家集》），針對朝廷用翰林學士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明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方平文章之外，更無他長，姦邪貪狠，眾所共知」。

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對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台諫官員中並不奇怪，但司馬光卻是其中最為突出的諫官之一。

儘管英宗沒有聽取他的意見，但這些言論使得司馬光開始變得聲名顯赫。

二、編修《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參與政治的一種特殊方式

英宗對司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賞識，沒有因為這些不同意見而疏遠他。

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任命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

這是一個接近皇帝的要職，對中樞決策能夠發揮重大影響。

而司馬光考慮通過歷史來影響皇帝的方式參與到最高層政治之中。

司馬光還在仁宗時期就計劃寫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對於這樣一部史書的編撰做了大量準備。

他乘機將一部八卷本《通志》進呈與英宗，此書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訖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後來成書的《資治通鑑》的前八卷。

這部書引起了英宗的重視。

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設立書局，由司馬光自行選擇協修人員，編輯一部《歷代君臣事跡》。

48歲的司馬光，因此走上了實現少年理想、成為偉大歷史學家的人生道路。

英宗為司馬光置局修書的決定，是在司馬光擔任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的背景下做出的。

無論對於英宗還是對於司馬光來說，編修此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給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覽的歷史教科書。

由於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無由可成」（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的困難，司馬光開始專心修書。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馬光接受任務還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

繼位的宋神宗對司馬光更加重視，要任命他為翰林學士。

據蘇軾《司馬溫公行狀》記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宋神宗後來強行將官告塞進司馬光的懷裡，司馬光這才被迫接受任命。

到了十月，司馬光為神宗進讀《通志》，神宗覺得此書非常重要，「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為其賜名《資治通鑑》，並親自作序，當面賜給司馬光，令其「候書成後寫入」。

宋神宗將自己做穎王時王府的藏書全部賜予司馬光，供其參考。

他對司馬光講史非常著迷，曾當面說過，「聞卿進讀，終日忘倦」（《續資治通鑑》熙寧元年）。

在這篇預先作好的所謂「御製序」中，神宗對司馬光所著書的評價很高，寄託的期望也非常高。

他說：

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關於這篇《御製序》，後來編寫完成進呈上去的時候，神宗當有所補充。

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二百九十四卷是書成之後的總卷數，治平四年（1067年）的時候應該還只有前八卷。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同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視，次年就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變法。

司馬光則堅決反對變法，認為祖宗法度不可改變，新法必定生事擾民。

他和協助王安石主持變法的呂惠卿辯論說，「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宋史·司馬光傳》）。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請求辭去相位，宋神宗則希望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司馬光六上札子，堅決推辭。

他說：「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不然，終不敢受命。

」神宗派人對他說：「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詞。

」但是，司馬光始終沒有接受。

隨著王安石主持變法的繼續，司馬光無法在朝中久任，從翰林學士出為知永興軍（治今西安市）。

他要求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書。

熙寧四年（1071年），司馬光乾脆辭去地方長官，改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這樣一個冗散之職，淡出官場，不言世務，在洛陽專心編撰《資治通鑑》。

元豐五年（1082年），司馬光又接受了一個新的任命，擔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完全是一個只領俸祿而沒有實際職掌的差遣。

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完成了《資治通鑑》的編撰，上表進呈於宋神宗。

從治平三年（1066年）設局修書開始，至此已經過去了19年，他離開京師也已經15年。

那是司馬光從48歲到63歲的15年，對於從事史書著述來說，或許是一個黃金年齡段。

司馬光將自己的後半生基本上奉獻給了編撰《資治通鑑》的事業。

但是，他並非與世隔絕地在修書，而是密切關注著從熙寧新法到元豐改制的朝廷政治動向，以修書這樣一種特殊方式參與到政治之中。

正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

宋神宗也始終關注著其修書的進展，沒有棄之不顧。

南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24記載：

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潁邸舊書賜司馬光。

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

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趨之。

熙寧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

邵博的祖父邵雍是司馬光的好友，父親邵伯溫更師事司馬光，所以邵氏對司馬光的評價多有溢美，但書中所記神宗對司馬光的眷顧當是事實。

畢竟，北宋時期的史學與政治並無疏隔，司馬光所依託編撰《資治通鑑》的書局，與王安石所依託主持變法的制置三司條例司，實際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隱一顯兩個智囊機構。

《資治通鑑》是在北宋錯綜複雜政治背景下奉敕編撰完成的史書。

雖然司馬光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求居閒職專意編書，書中也有不少內容和議論有著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認為此書是政治鬥爭的產物或結晶。

司馬光編撰此書，是為了給重視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歷史借鑑，而不是專門為了打擊王安石的。

其「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這部史學巨著中無疑得到了很好的實現。

三、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並未影響《資治通鑑》的史學地位

至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無論是他們的師長輩如歐陽修，還是他們的學生輩如蘇軾，都無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斷，遑論千年之後的當今讀者！陳寅恪所說的「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許是歷來政治家和讀書人的共同選擇。

司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與王安石的不畏浮雲、銳意進取，都體現了宋代士大夫開誠布公、敢於擔當的精神。

當司馬光給王安石去信告誡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懂得「知人論世」的政治家。

當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響亮地答覆司馬光，「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改革家。

元豐七年（1074年）年底，因為編撰完成《資治通鑑》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意在復用。

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

五月，司馬光被任命為門下侍郎。

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擔任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成為宰相。

68歲的司馬光在做了八個月的宰相後，因病去世。

司馬光的晚年和身後，都陷入到激烈的黨爭之中。

但是，《資治通鑑》一書卻一直受到重視。

因為，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的過程中，能夠注意將個人的憤激之論與歷史的資治價值區分開來，將傳統史學的鑑戒功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編修期間相對遠離政治，也使得此書的史事選擇與歷史情懷能夠超越於其時的政治鬥爭，真正做到「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

無論從中國史學發展史來說，還是從當今吸取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來說，《資治通鑑》都是不可替代的。

自宋朝以後，此書就不斷受到推崇，即是由於此書可以「資治」，無論對於治國理政還是修身齊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

」曾國藩《致某書》說得更加直接：「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論事）能竊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

閣下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

」《資治通鑑》在當今依然具有顯著的資治功能，除了據以了解中國古代的國家盛衰、民生利害，還可以在領導藝術、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養等方面給我們以啟迪和借鑑。

綜括言之，《資治通鑑》是宋朝以前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我們學習傳統政治智慧的最好入門之作。

書中總結的有關治亂興衰的「經世大略」，無疑是以治國理政為主體的管理學的最高層次。

甚至可以說，是否用功研讀過《資治通鑑》，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衡量政治人才的一個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