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分析法運用與長征勝利

習主席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重要講話中指出，紅軍長征這一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

我們知道，紅軍長征面臨的形勢極其險惡，面對的矛盾錯綜複雜。

但黨中央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特別是科學運用矛盾分析法，在危難局勢中成功處置各類矛盾，為奪取長征偉大勝利提供了保證。

充分利用敵人矛盾，在重兵圍堵夾縫中前行

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分析國內統治階級時指出，「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

這深刻揭示了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性。

國民黨蔣介石雖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其內部依然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有國民黨中央派系之間的矛盾，有蔣介石「中央軍」與地方軍之間的矛盾，也有地方軍與地方軍之間的矛盾。

發現和利用敵人的矛盾，攻擊敵人的薄弱環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方法。

長征中，國民黨內部的各種矛盾凸顯。

一方面，從第五次「圍剿」紅軍開始，蔣介石便試圖藉機迫使國民黨地方軍閥與紅軍惡戰，以收「一石二鳥」之效。

另一方面，國民黨各地方軍閥如粵系陳濟棠、湘系何鍵、桂系李宗仁、黔系王家烈、川系劉湘等人對蔣介石的用意十分清楚，時刻防止被蔣介石吞併。

因此，對蔣介石圍堵紅軍的命令，地方軍閥的態度普遍是，只要紅軍不深入其腹地而只是過境，便在不得罪蔣介石的情況下儘量避免與紅軍惡戰。

長征中我黨敏銳地洞察到了這一點，十分注重利用國民黨內部的這些矛盾，實現了以弱勢兵力在敵人重兵之間穿插前行。

湘江戰役後，毛澤東根據貴州國民黨軍內部分裂為王家烈、猶國才、侯之擔、蔣在珍等四個派系的情況，提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既定方針，改向貴州進兵。

之後，國民黨內鬥爆發，蔣介石派薛岳直取貴州，奪了王家烈的權。

中共中央借敵人內鬥之機，在遵義休整12天，並召開了意義非凡的遵義會議。

待貴州事務初步穩定後，蔣介石又糾集西南各省地方軍閥及「中央軍」40餘萬人合圍中央紅軍。

但王家烈前車之鑑猶在，國民黨各路地方軍閥與蔣介石貌合神離。

毛澤東充分利用敵人之間的互相戒備和猜忌，指揮中央紅軍在敵人重兵集團之間運動作戰，將數十萬敵軍甩在身後。

黨中央審時度勢，準確分析和利用了敵人內部矛盾，為紅軍成功轉移創造了條件。

正如毛澤東事後所總結的那樣，國民黨內部那種「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鬥」，是「不大不小的缺口」和「又癢又痛的矛盾」，「對於革命的人民卻是有用的」。

準確把握民族矛盾，堅持北上抗戰建立根據地

紅軍長征之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加劇、中華民族危機不斷加深之際，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

長征中的黨中央緊緊抓住了這一主要矛盾，在與四方面軍會合後決定北上抗日，最終在陝北建立根據地。

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開始就不斷發表通電、聲明、倡議，主張全民族抗日，並身體力行。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之前，曾派出紅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

可以說，無論形勢多麼險惡，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的使命沒有變。

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合後，一方面紅軍已跳出敵人重兵包圍且力量大大加強，另一方面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且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革命主要矛盾。

這時，緊緊抓住革命主要矛盾，突出抗日使命就成為紅軍下一步行動的首要考慮。

關於這一點，1935年7月中旬毛澤東在會見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幹部時已明確指出，「今後一、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發展」。

因此，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問題，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明確規定「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

此後，雖然經歷張國燾率部南下、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事件，但黨中央北上抗日決心從未動搖，並於1935年9月下旬率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9000餘人到達甘肅通渭縣榜羅鎮。

在這裡，黨中央通過報紙了解到陝北有蘇區和紅軍存在，立即召開會議，決定堅持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針，並正式提出將長征落腳點定在陝北。

至此，黨中央北上創建陝甘根據地的主觀選擇與陝北存在蘇區和紅軍的客觀實際實現了完美結合。

隨後，部隊向陝北開進，最終與徐海東、劉志丹、程子華領導的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

堅持抗日的黨中央，在長徵到達陝北後很快便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政治局面。

有效解決內部矛盾，在團結進步旗幟下勝利會師

長征途中，黨和紅軍內部也存在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

如果不能有效解決自身矛盾，取得長征勝利將是十分困難的。

黨中央從政治高度著手，通過講原則、講道理、講團結，圓滿化解了內部分裂危機。

講原則，就是高高舉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建軍根本原則，全軍必須無條件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長征前，四方面軍與中央發生直接聯繫較少，極少數人對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建軍根本原則認識不清、知之不深。

因此，黨中央首先強調這一原則。

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決議闡明了一、四方面軍與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工農紅軍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相互關係，鮮明指出：「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唯一的絕對的領導之下生長與發展起來的」「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更進一步的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

通過對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重申與強調，明確了政治底線與政治規矩。

講道理，就是深入分析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錯誤，指出其究竟錯在何處，使廣大官兵明辨是非。

一是指出張國燾路線在哲學上是機械論和經驗論，對革命形勢的判斷只看到局部，看不到全局。

二是指出張國燾路線在政治上是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看不清革命大勢，把敵人力量估計得過於強大。

三是指出張國燾路線在軍事上是軍閥主義，製造黨和紅軍的分裂。

通過講清道理，使廣大官兵在對比中深刻理解了黨中央路線的正確，從而增進了無條件服從黨中央領導的政治自覺。

講團結，就是牢牢把握「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經過批評和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新的團結。

張國燾南下率領的八萬紅軍，是一支必須團結和爭取的力量。

黨中央北上後，不斷給張國燾發電，闡述北上的道理。

在批評張國燾錯誤路線時，中央將張國燾與四方面軍廣大官兵區分開，指出「過去紅四方面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同志負主要的責任」，並對四方面軍廣大官兵的浴血奮戰給予充分肯定和致以深切敬意。

事實充分說明，黨中央開展對張國燾錯誤的鬥爭是十分成功的，不僅最終使得三大主力紅軍終於勝利會師，而且使全黨全軍在新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團結。

今天，中國共產黨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這無異於又一次新長征。

在這一征途中，我們仍將面臨紛繁複雜的諸多矛盾，既有國際的，也有國內的，既有政治的、經濟的，也有軍事的、文化的。

學習研究黨中央在長征中分析處理複雜矛盾的成功經驗，對努力提高解決各種矛盾的本領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比如說，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的外交鬥爭上，我們就應充分利用於我有利的各種矛盾；在制訂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時，應緊緊抓住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等等。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習主席深刻指出，「對待矛盾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直面矛盾，並運用矛盾相輔相成的特性，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

」我們應牢牢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熟練運用矛盾分析法，準確認識問題，有效破解矛盾，奪取新長征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