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精神」的隱微面

那麼隱微的「長征精神」是什麼呢？我認為，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正確的政治路線指引下，建立在思想、戰略、組織高度統一基礎之上的，堅強有力的領導。

在長征之前，這並不存在。

是長徵實現了這一點。

因此可以說，長征鍛造了黨，也成就了黨，同時，也正是飽經磨練、不斷成熟的黨成就了長征。

緊接著要問的是：黨和紅軍自身到底有什麼需要克服與戰勝的危險呢？不妨通過長征途中可說是最為重大的兩個黨內事件來看。

一是遵義會議，二是張國燾另立「中央」。

遵義會議表面要解決的是軍事指揮權問題，實質卻是路線問題。

紅軍長征的直接原因是軍事上的挫敗，但軍事戰略戰術的失誤又是源於思想、政治、組織路線的錯誤。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那個錯誤導致我們多數革命根據地受挫折，使三十萬革命軍隊減少到三萬。

我們為什麼要長征？長征是被迫進行的。

」黨的生存危機，根源還在內因，在於自身的失誤啊。

我們黨賦予遵義會議那麼大的意義，說它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一點兒也不為過。

通過遵義會議，黨才回到了正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軍事指揮權交給了正確的人。

在遵義會議以後，黨內一度出現的最重大危機是張國燾造成的。

張國燾把紅四方面軍視為自己的「親軍」，隱然不服從中央指揮，在雙方匯合之前就有了苗頭。

兩河口會議並沒有解決問題，更多只是權宜之計。

張國燾以為憑藉多於中央紅軍的軍事力量可以另立「中央」、乃至對抗真正的中央時，實際上是以「軍事」對抗「政治」，以「力」對抗「理」。

即便從軍事戰略看，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也是錯誤的，最後不得不在失敗後北上。

更關鍵的在於，張國燾表現出的是一種自私狹隘貪婪黷武的軍閥做派，而非共產黨人應有的風範。

毛澤東與他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瑞金時期最失意的時候，哪怕自己是對的，中央是錯的，毛澤東也仍然服從中央的決定。

他把自己作為黨組織的一員，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而張國燾卻非如此。

由此再來看張國燾另立「中央」事件，他實際上破壞了「黨指揮槍」這一根本的政治軍事原則和規矩。

要知道，紅軍之所以是紅軍，之所以區別於別的什麼軍隊，與這一原則和規矩緊密相關。

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包括「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這樣的重大關頭，中國共產黨才使一支主要由農民戰士組成的軍隊實現了新生。

就此而言，長征的偉大也在於它對黨領導的軍隊進行了更深刻的鍛造，實現了進一步的升華，為以後的政治軍事鬥爭造就了一批合格的領導骨幹。

總結一下，我想說的是「長征精神」的隱微面，即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在長征中戰勝自身所面臨的內部危機時所體現出的精神力量與政治品質，這是黨和紅軍能夠戰勝外部敵人的根本憑依之所在。

它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英明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這是一切的前提；二是思想組織戰略上的高度統一，尤其是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嚴格遵守，否則也不可能產生出力量。

只有在此二者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可能是堅強有力的。

(作者劉晨光系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