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眼中的遵義會議

文/劉明鋼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毛澤東為會議的成功召開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遵義會議。

不僅如此，關於遵義會議，毛澤東還有許多回憶與論述。

認真研讀這些論述，對於深刻理解那段歷史，深刻認識遵義會議的重要意義，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一、關於會議的情況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毛澤東曾多次回憶遵義會議，談會議的籌備、會議上的鬥爭、會議召開的時機、策略考慮以及一些領導人的貢獻。

「老是三票對四票下去不行，我們擴大一下」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蘇區，開始了長征。

11月底，經過血戰，突破湘江封鎖線，跳出了包圍圈，使蔣介石消滅紅軍於湘江東岸的計劃失敗，但紅軍自身卻付出沉重的代價，由出發時的八萬六千餘人，銳減為三萬多人。

部隊不斷受到損失，導致士氣低落，首先在領導層中，對於當時的錯誤指揮有所議論，醞釀著不滿。

由於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一些犯過「左」傾錯誤的領導同志也開始覺悟。

張聞天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就說過，李德這樣指揮怎麼行，這樣怎能打勝仗？據賀子珍回憶：由於王明路線的執行者給毛澤東加上種種罪名，一直到長征時都沒有勾銷。

在離開中央蘇區前，任何人都不同毛澤東講話，毛也不去找任何人。

在長征初期，人們仍不同他講話，而他卻打破沉默，主動找同志們談話。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軍委的同志一個個地談話，反覆闡述他的意見。

這樣，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很多領導同志已經支持毛澤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道：「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

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同時，會議還作出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到遵義地區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

圖為黎平會議舊址。

黎平會議後，紅軍強渡烏江，挺進遵義。

在此期間，毛澤東一直在考慮政治局會議的力量對比問題。

據毛澤東身邊人員回憶，毛澤東在遵義會議20多年後，曾在一次黨內高層小範圍的談話中講道：

「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裡我只有一票。

後來我實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

這樣，政治局開會，經常是兩種意見，一邊是我、王稼祥、張聞天，三票；他們那邊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兩位。

每次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永遠不能解決問題。

不知開了多少會，一直是三票對四票。

後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就說，老是三票對四票下去不行，我們擴大一下，我把擁護我們主張的下面的人找來，你們把擁護你們主張的下面的人也找來，搞個擴大會議。

」毛澤東還提議：「我看這次會議應該擴大範圍，除了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把軍委的負責同志和各軍團的主要領導人都請來參加，他們處在鬥爭第一線，應該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

」（《葉永烈採訪手記》，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毛澤東的建議得到周恩來、張聞天等人的支持，博古也表示同意，這樣，原計劃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變成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除隨中央紅軍長征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領導同志也出席了會議。

而這部分領導同志大部分贊成毛澤東的主張。

「遵義會議承認博古政治路線，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而沒有討論政治路線問題，為什麼？毛澤東這樣解釋：

「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則主要地是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反映。

」還說，「遵義會議承認博古政治路線，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

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於政治路線的解決，組織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書記而以洛甫（張聞天）代之，因為當時只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內部。

」

遵義會議決議沒有指出政治路線的錯誤，而且還認為「軍事領導的錯誤」對「整個路線說來不過是部分的錯誤」，這是大智慧。

對此，參加長征的李維漢有如下的說明：

一是黨內思想還不一致，條件還不成熟，多數同志還沒有認識到其政治路線也是錯誤的；再就是鑒於緊迫的戰爭環境，因此，毛澤東等同志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這樣做是非常正確的，因為當時是處在沒有根據地，敵人前堵後追的戰爭環境中，戰爭的勝負是關係到革命成敗的主要問題。

這時，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線也是錯誤的，會使黨內受到過分的震動，引起大的爭論，對打仗非常不利。

政治路線問題可以留待以後討論，這樣做對於保持黨的團結和統一，爭取長征的勝利，有重大的意義。

「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由博古主持，並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

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

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

隨後，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

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會議上，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爭論異常激烈。

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講到凱豐當時用反批評的方式來維護博古、李德。

他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

」

凱豐的話刺激了毛澤東的求知慾望。

毛澤東說：「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

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

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

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

其實他也沒有看過。

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

遵照會議的決定，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政治局通過後印發各支部。

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原則。

「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能成功召開，除周恩來發揮了重要作用外，張聞天與王稼祥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王稼祥因為沒有得到半數選票而落選。

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非常吃驚。

6月10日，毛澤東向全體代表作了《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力薦王稼祥。

他說：

「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同志們把好的帳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好多別的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和贊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

但是，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

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

」

「昨天選舉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

」

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使代表們加深了對王稼祥的了解。

大會進行了候補中央委員的投票。

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補中央委員選舉結果，選出候補中央委員33人，按得票多少先後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當選。

楊尚昆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是「毛主席幫助稼祥同志『競選』」。

「事物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錯誤有一個暴露的過程」

黨的六大後，革命運動出現復興局面。

由於中共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國國情、卻得到共產國際信任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手中，結果導致除陝北以外各根據地的丟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的嚴重破壞，給黨和紅軍造成巨大損失。

延安整風運動以前，長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吳亮平，曾經和毛澤東討論過同「左」傾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錯誤作鬥爭的問題。

吳亮平回憶說：在延安時，我問毛主席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能否早些進行呢？毛主席說：怕不能，因為事物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錯誤有一個暴露的過程。

如果早一兩年，譬如說，第五次反「圍剿」初期，雖然我們已經看出了教條主義的錯誤，但是他們還能迷惑不少幹部和群眾。

如果那時進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那麼黨內會發生分裂。

首先必須照顧革命大局。

只有經過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和長征第一階段的嚴重損失的反面教育，絕大多數幹部的認識提高了，認識一致了，在這樣的條件下，遵義會議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二、關於會議的評價

關於遵義會議的評價，最有權威的文獻當屬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複雜的過程，它是在毛澤東主持和主要參與下起草和完成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充分表達了毛澤東的主張與觀點。

關於遵義會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

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的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在此之後，毛澤東曾多次評價遵義會議，雖然只是隻言片語，但對我們認識遵義會議的意義很有益處。

「實際上張聞天當召集人，我管事」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指出：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筆者認為，這「事實上」幾個字不可少。

大家知道，遵義會議並沒有確定毛澤東擔任總書記，而是推舉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

但是，由於毛澤東領導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由於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豐富經驗，由於他總結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和軍事原則已經為中央領導集體所公認，特別是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長征中多次提出的軍事主張，以及為紅軍制定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已經被遵義會議所接受、被中共中央所肯定，因此毛澤東在中央已經處於核心地位。

1971年8月，毛澤東再次離京南巡，沿途同各地負責同志談話，多次談到黨的歷史。

在與華國鋒的談話中，毛澤東說：「遵義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推翻了王明的領導，張聞天負總責，實際上張聞天當召集人，我管事。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毛澤東所說符合實際情況，他雖不是總書記，但他卻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曾任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也指出：「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

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

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行軍的行動。

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

儘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只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

」（鄧力群：《介紹和問答——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出版社，1981年）

「中國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共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將共產國際實際上也就是蘇聯共產黨的指示貫徹實施的歷史。

共產國際及其在中國的代表給了中國共產黨許多幫助，對此應當肯定。

但是，由於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並不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其錯誤指導也給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帶來許多消極影響。

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階級關係以及革命道路等問題提出一系列錯誤論斷。

「左」傾教條主義者照搬照抄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

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失敗的切膚之痛，推動著中國共產黨從「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下解放出來，認識到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思想路線的重要性。

◆遵義會議會議室照片。

由於長征時中共中央已經同共產國際失去電台聯繫，因此遵義會議第一次沒有受到共產國際的干預，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和黨內重大問題的起點。

1963年9月，毛澤東在同外賓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

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麼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

教條主義者說蘇聯的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

以遵義會議為起點，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標誌著黨經歷了曲折的道路，終於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毛澤東在回憶民主革命時期黨的歷史時曾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在很多時候，毛澤東談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總是習慣把遵義會議視為關鍵點、轉折點。

1942年2月21日，在致周恩來的電報中，毛澤東指出：「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間曾詳盡檢討了過去路線問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中央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好幾個嚴重原則錯誤，『九一八』至遵義會議中央路線是錯誤的。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路線是正確的。

」

毛澤東的這種認識，對中國共產黨研究與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影響極大。

比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並鍛鍊了黨和紅軍的基幹，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也指出：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機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本文為頭條號作者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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