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的王稼祥

在中國革命激盪的風雲中,安徽這片紅色的熱土上誕生過無數的革命志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領導人、新中國優秀的外交家王稼祥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在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他都鞠躬盡瘁,為黨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貢獻非凡；在革命事業生死攸關的重要時刻,他挺身而出,為結束「左」傾錯誤路線對黨中央的控制而大聲疾呼。

可以說,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王稼祥功不可沒；王稼祥在長征中的卓越貢獻,將被歷史永遠銘記。

一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於安徽省涇縣厚岸村。

他從小勤奮好學,成績優秀。

1924年進入中學後,思想越發傾向進步,逐漸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5年10月,他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於1928年2月入黨。

1930年,王稼祥學成回國,開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運動中。

1931年3月,王稼祥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隨著在蘇區革命實踐的深入,以及與毛澤東接觸的增多,王稼祥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

在中央蘇區,他看到凡是按照毛澤東的主張去辦的,總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的指示去辦的,就往往適得其反。

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並在政治和軍事觀點上越來越傾向於毛澤東。

隨著「左」傾路線領導人逐漸掌握中央大權,毛澤東開始不斷受到排擠。

1932年10月初,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江西寧都舉行,要求將毛澤東從前方調離,撤銷其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讓其專做政府工作。

王稼祥在會上卻做了出人意料的發言,公開支持毛澤東。

這一發言震驚了全場,連毛澤東都感到意外。

這標誌著王稼祥開始拒絕盲從以王明為首的「左」傾中央,開始勇敢地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然而,在當時「左」傾思想占上風的中央,是不會有人鄭重考慮王稼祥的意見的,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軍的領導崗位,這給紅軍的作戰和建設帶來了重大的損失。

此後,隨著「左」傾錯誤思想在中央的影響越發嚴重,由於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的縱容,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在德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下,遭到嚴重失敗。

對此,王稼祥氣憤地指責說:「像李德這樣指揮紅軍,哪能不打敗仗!」據吳黎平(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經濟部部長)回憶:「第五次反『圍剿』時,特別在廣昌戰役之後,稼祥同志公開表示了對『左』的教條主義軍事指揮的不滿。

」

廣昌戰役失敗後,紅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而博古、李德仍冥頑不化地推行他們那一套教條主義的軍事路線,最終導致紅軍節節敗退,不得不撤離蘇區,進行長征。

二

在1933年4月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時,王稼祥身負重傷。

由於當時蘇區醫療條件差,無法把殘留在他體內的彈片全部取出,導致其傷口化膿,引起感染性腹膜炎。

從此,王稼祥一直在瑞金紅軍總醫院住院治療。

長征前夕,博古研究轉移人員名單時,曾經想把王稼祥作為重傷員留在老百姓家裡養傷。

毛澤東得知情況後,據理力爭,認為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須隨軍行動。

博古這才同意王稼祥隨軍轉移。

就這樣,王稼祥躺在擔架上開始了長征。

傷痛的折磨,比不上對紅軍前途的擔憂,王稼祥反覆思考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對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做法,他已是忍無可忍。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

」

長征開始時,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3人被安排在不同的軍團之中,毛澤東立即對這種安排提出了反對。

為了挽救革命,毛澤東必須貫徹自己的正確主張；但要貫徹自己的主張,必須獲得人們的支持。

經過努力爭取,博古破例「開恩」,讓他們走在了一起。

一路上,3人幾乎形影不離,連晚上宿營都在一起。

毛澤東不停地向兩人講解自己的軍事思想,並共同商討關係紅軍前途的一些重大問題,認為要挽救紅軍目前被動局面,必須重新審視李德、博古的軍事路線,必須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改變中央的錯誤領導。

最終他們取得一致意見,形成了一個「三人團」。

1934年12月上旬,紅軍翻越老山界,中央領導內部矛盾越發尖銳,焦點是關於紅軍下一步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

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

在中央領導層,在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中,「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大家與博古、李德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

12月11日,紅一軍團二師五團打下了通道縣城。

12月12日,中央領導人在這裡舉行了緊急會議,討論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

李德全然不顧實際情況,堅持紅軍主力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

毛澤東則力主改變原計劃,認為根據情報,敵人已將重兵部署在那裡,等待紅軍往「口袋」里鑽,如果繼續執行這個計劃,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只有西進,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才有出路。

此時,王稼祥不顧身體的傷痛,在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堅持履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的職責,參加中央軍委和政治局的一切會議,並在會議上堅持自己的觀點,明確提出要支持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大部分領導人對此都表示贊同,但博古和李德仍然固執己見,否定多數人的意見。

12月18日,周恩來在黎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紅軍戰略方針問題。

經過激烈爭論,周恩來決定採納毛澤東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

黎平會議可以說是一次關係紅軍命運、中國革命前途的重要會議,會議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錯誤主張,採納了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

這是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對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進行鬥爭取得的初步勝利,為遵義會議糾正「左」傾錯誤思想在軍事上的錯誤打下了基礎。

在黎平,王稼祥除了集中精力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外,還利用短暫的休整時間,請傅連暲醫生檢查了病情。

當時,他受傷的腸子同傷口相通,蛔蟲從傷口中鑽出來。

這是因為在瑞金時採用保守療法,殘留的彈片和腐骨未能取出,傷口沒有癒合帶來的後遺症。

王稼祥以驚人的毅力,忘卻了傷痛,全神貫注於黨和紅軍的命運。

可是,黎平會議後,博古和李德仍然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略方針。

王稼祥深為憂慮,他意識到,如果讓李德、博古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必須立即變換軍事領導。

於是,他對毛澤東說:「到了遵義要開會,要把他們『轟』下來。

」

「好啊,我很贊成。

」毛澤東囑咐道。

就這樣,王稼祥開始行動了。

王稼祥首先找到張聞天和周恩來,兩人都贊同他的意見,得到他們的支持,王稼祥心中的一塊石頭落地了。

時任紅軍第一團政委的聶榮臻在湘江戰役之後因腳傷感染化膿,坐擔架與王稼祥同行,王稼祥對他說:自己參加的反「圍剿」戰爭取得那麼大的勝利,主要是毛澤東採取誘敵深入,隱蔽部隊,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後打強敵,各個擊破等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指揮的結果。

他認為應該讓毛澤東出來領導。

王稼祥的意見立即得到聶榮臻的支持和贊同,聶榮臻說:「我完全贊同,我也有這個想法」。

接著,劉伯承、彭德懷、楊尚昆……紛紛表示贊成王稼祥的提議。

至此,遵義會議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緒。

遵義會議的召開,是歷史的必然,人心所向,但是「客觀地講,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

時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在進遵義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倡議,他首先找張聞天同志,說了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和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同志來領導,張聞天同志也在考慮這些問題,當即支持了他的意見,接著王稼祥又利用各種機會,找了其他一些負責同志一一交換意見,並取得了這些同志的支持,聶榮臻因腳傷坐擔架,在行軍途中聽取並贊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見」,周恩來和朱德「這次毫不猶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見」。

三

紅軍渡過烏江後,以閃電般的速度,進逼遵義。

1935年1月7日,部隊進入遵義城。

1月9日,紅軍總司令部移駐遵義。

紅軍攻下遵義城後,獲得了難得的休整時機,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條件已經具備。

王稼祥和毛澤東、張聞天被安排住在遵義城古寺蒼原黔軍旅長易少荃的宅邸。

他們在一起對即將召開的會議發言進行了探討,並研定了發言提綱。

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建議由張聞天執筆起草一個報告,闡述他們的意見,對博古等人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出批評。

毛澤東把想法告訴了王稼祥,王稼祥很贊同地說:「好,洛甫(張聞天)理論功底厚,又是政治局常委,在黨內地位比我們重要,由他做報告身份比我們合適。

」

1月15日至17日,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

王稼祥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帶傷抱病參加了會議。

會議事先還特意為他準備了一把藤躺椅,讓他可以躺著聽。

整個會議期間,不管傷痛如何劇烈,王稼祥總是捂著肚子參加,從不缺席。

警衛員勸他請假休息一天,他卻責備道:「這麼重要的會議,還顧得上請假?」

會議一開始,博古做了總結報告,過分強調客觀困難,不承認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

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做副報告。

毛澤東第一個表示不同意博古的報告。

張聞天也表示不同意,他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做了反對「左」傾軍事指揮錯誤的報告。

下午,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態度誠懇,論據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強的說服力。

他主張首先要解決當前存在的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會場上大部分人都贊同和信服毛澤東的觀點。

毛澤東講完後,王稼祥坐起來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和張聞天的報告,嚴厲批評了博古、李德違反民主集中制,在軍事上個人專制的惡劣作風,並且建議:撤銷李德在軍事上的指揮權,毛澤東應參與軍事指揮。

王稼祥一口氣發完言,頓時感到心胸舒展暢快。

緊接著,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李富春等紛紛發言,表示贊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

會議進入尾聲,儘管博古、李德為自己的錯誤進行了辯護,但局面已經完全明朗化了。

會議最後作出下列重要決定:

一、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政治局常委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擔任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後,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後,王稼祥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

3月中旬,為了便於指揮,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全軍軍事行動。

歷史在這裡轉折,革命在這裡找回希望。

對於遵義會議上王稼祥舉足輕重的作用,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

在1945年中共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王稼祥落選,毛澤東特意為此「要說幾句話」,他列舉了王稼祥在革命事業中的功勞,並突出強調了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中的作用,指出「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受到嚴重衝擊。

1972年,毛澤東又一次談話中指出:「他(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

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王稼祥功大於過。

」

四

遵義會議決議詳盡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使廣大幹部明確認識到這種錯誤路線給革命事業造成的危害。

一些受錯誤路線打擊的幹部,更是從切身經歷中感受到黨的陽光和溫暖。

遵義會議後不久,王稼祥就會見了幾位被押解的同志,緊緊握著他們的手,說:「同志們,讓你們受苦了!……我代表黨向你們道歉,黨馬上就要給你們分配新的工作。

」

之後,中央紅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的領導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翻越大雪山,於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同紅四方面軍會師。

在翻越夾金山時,王稼祥傷口痛得支持不住,只能步行,一直踉踉蹌蹌爬到山頂。

擔架員實在過意不去,要他坐擔架下山,王稼祥卻說:「你們也太累了,還是讓我慢慢走吧!」就這樣,他奇蹟般地翻過了夾金山。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擁兵自重、野心膨脹,與黨中央在戰略方針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

6月26日,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圍繞紅軍北上還是西進,與張國燾展開爭論。

會上,王稼祥發言支持中央北上方針,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

最後,會議決定要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爭取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

兩河口會議後,王稼祥十分珍惜兩軍會師後的有利局面,大力維護紅一、紅四方面軍的團結。

他受中央委託,與李富春、劉伯承等人組成中央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進行慰問並宣傳中央決定。

對於張國燾散布的錯誤主張,王稼祥也做了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

7月間,紅軍主力繼續北上,經卓克基、蘆花、沙窩,到達毛兒蓋。

這時,王稼祥因為患病發高燒,停留在沙窩接受治療。

病情稍微好轉,王稼祥便趕赴毛兒蓋。

然而,張國燾卻按兵不動,向中央伸手要權,故意拖延執行《松潘戰役計劃》,導致貽誤戰機。

面對這種形勢,為顧全大局,黨中央滿足了張國燾的部分要求。

8月3日,軍委依據敵情變化,重新制定《夏洮戰役計劃》,準備向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並決定紅軍分兩路北上。

大敵當前,又身處險惡的自然環境,還有什麼比全黨全軍的團結更重要呢?只要還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應該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為爭取團結張國燾,毛澤東同王稼祥商量,請他單獨跟張國燾再談談。

朱德也說:「稼祥啊,很多同志都信服你的話,你再去做做張國燾的工作,叫他不要太固執己見了。

」王稼祥也正為黨內這一嚴重分歧而感到不安,立刻同意與張國燾深入交換一下意見,努力說服對方放棄自己的錯誤主張。

為了照顧王稼祥的身體,談話地點放在他的住處。

為此,王稼祥做了認真準備,叫警衛員找來一點菸葉和磚茶,燉上了一大壺茶水。

兩人的這次談話從太陽落山一直談到第二天凌晨3點多鐘。

張國燾開始還不斷為自己辯解,後來對王稼祥的苦口婆心,索性不置一詞,實際上是以沉默相拒。

最後,張國燾表示,容他回去考慮考慮。

8月21日,毛澤東和王稼祥等隨右路軍通過茫茫草地北上,以堅忍的毅力,經過七天七夜艱苦跋涉終於走出了草地,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

9月1日,毛澤東、王稼祥等聯名致電張國燾,要求左路軍迅速東進,向右路軍靠攏,共同北上。

可是張國燾提出種種藉口,不願北上,並要求右路軍南下。

9月9日,張國燾密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

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以後,迅速趕往紅三軍團駐地,與正在養病的周恩來、王稼祥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和軍委縱隊連夜先行北上,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流血衝突。

為解決張國燾分裂紅軍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並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會議還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的五人團指揮軍事,領導紅軍北上。

隨後,紅軍攻克臘子口,突破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勝利到達陝甘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