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卓越領導鑄就長征輝煌勝利

1935年10月15日，陳雲在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會議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在中國西部的遠征之所以取得勝利，首先要歸功於黨的領導的正確和堅強。

」紅軍長征是人類軍事史上彪炳史冊的偉大壯舉，歷時兩載，行程數萬里，最終勝利會師，掀開了歷史的新篇章。

長征輝煌勝利的鑄就，最首要、最根本的在於黨的卓越領導，這既是來自歷史的啟示，也是面向未來的昭示。

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了組織和軍事問題，為長征勝利提供了堅強領導保證。

1934年10月，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徹底破滅，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踏上了長征路。

長征初期，「左」傾領導人博古、李德等人不諳軍事卻又盲目自大，排斥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正確意見，致使紅軍陷入困境。

湘江之戰，被罈罈罐罐限制機動性的中央紅軍損失慘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

在黨和紅軍何去何從的危急關頭，毛澤東建議轉進貴州，並獲得周恩來、張聞天等大多數領導人支持，解決軍事指揮和組織問題的條件日益成熟。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重大問題的會議，標誌著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後，「英明領袖來掌舵，革命磅礴向前進」。

中國共產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作風，為長征勝利提供了銳利思想武器。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最應該講求實事求是。

但在一段時期，黨內存在將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神聖化、模式化的傾向，導致「左」傾教條主義思想愈演愈烈。

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始終堅持用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分析形勢，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見，並逐漸為全黨全軍所認同，最終在遵義會議上，中央多數領導人認清了教條主義的危害，肯定了毛澤東的主張。

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領導下，黨中央真正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在作決策、抓落實時注重一切從實際出發，及時根據客觀情況的新變化作出調整。

有了實事求是這個銳利思想武器，黨制定方針政策更具科學性，對紅軍長征的領導更加有力,「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中國共產黨科學制定堅決執行北上政治路線，為長征勝利提供了明確目標引領。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制定了以冒險主義、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為特徵的錯誤政治路線，最終導致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長征開始後，紅軍一度陷入被動，直至遵義會議召開，黨和紅軍才逐漸清除了「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制定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和統戰政策，最大限度減少了紅軍前進的阻力。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根據國內形勢發生的新變化，著眼未來抗日鬥爭的實際需要，果斷提出北上的戰略任務，並排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干擾，率陝甘支隊直趨陝北。

中央到達陝北後，黨和毛澤東著眼全國抗日情緒高漲的形勢，明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將黨的政治路線真正扭轉到正確軌道上來，在中央正確路線指引下，「澤東路線三軍戴，勝利會師到渭陽」。

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倡導並自覺踐行群眾路線，為長征勝利提供了深厚群眾基礎。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曾說，長征「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

在這場苦難行軍中，紅軍將士鬥志昂揚、勇往直前，沿途民眾也慷慨解囊、踴躍參軍，充分展現了黨的群眾路線巨大威力。

尤其是遵義會議後，中央領導率先垂範，平時始終以普通黨員、普通一兵身份與大家同甘共苦、共渡時艱，朱德等同志還親自為戰士們尋找和辨識野菜、主動將馬匹讓給別人，戰時黨員幹部靠前指揮，與戰士們同生共死、患難與共；在對待沿途群眾上，從中央領導到普通黨員，都時時處處以群眾利益為重，嚴守紀律、秋毫無犯，贏得了沿途各族群眾的擁護支持。

長征途中，「紅軍戰士有困難，群眾自動來支援。

遇到艱苦和危險，幹部帶頭走在前」，為鑄就長征輝煌勝利夯實了深厚群眾基礎。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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