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到底是總書記還是「負總責」

文/李忠傑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來，到底出過哪幾位領袖？這個問題很不好回答。

那就再簡單一點，有哪幾個人擔任過黨的最高領導職務？這個問題好像很簡單，但其實也很複雜。

人數並不多，你可以扳著指頭一個一個數。

但就是沒法確定一個數字。

要問原因，很複雜，既有政治的，也有歷史的，當然，也與黨章的規定有關。

其中有一個人，叫張聞天。

張聞天算不算我們黨的領袖？據我所知，迄今都有爭議。

那麼，他有沒有擔任過黨的最高領導職務呢？過去曾經不承認。

但改革開放以後，黨中央已經為他平反，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和政治地位，當然也就承認他擔任過最高領導職務了。

但他到底擔任過什麼最高職務呢？是什麼頭銜呢？直到今天，都沒有明確的結論。

鄧小平說他擔任過「總書記」，陳雲說他是「負總責」。

我們的黨史著作沒法決定，只能兼顧起來，用一個括弧解決問題：「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

張聞天的職務之困，折射出當年中央領導機構的巨大變動及其複雜性。

以往的專家大都是從政治和歷史的角度分析。

但我在這裡卻想另闢蹊徑，撇開政治因素和史實辨析，簡單梳理一下黨章的有關規定以及黨的最高領導職務的變化，再從組織規範的角度來看張聞天到底擔任的是什麼職務。

黨的五大時，黨的最高領導人稱總書記。

但是五大之後，國內政治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大革命很快陷於失敗，黨的組織和領導機構也隨之發生了一連串很大的變動。

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陳獨秀離開中央最高領導崗位。

此後到六大，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一直空缺。

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

在組織上，選舉出中央臨時政治局。

8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常務委員會委員，瞿秋白為中央臨時政治局主席。

11月9～10日，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增選羅亦農、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8年2月增加項英，5月增加羅登賢、任弼時。

1928年6～7月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支部、縣委、省委、黨團均設書記，但有關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的文字卻去掉了。

僅規定：「中央委員會由其本身委員中選出政治局以指導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前後期間內黨的政治工作，並選舉常務委員會以進行日常工作。

」為什麼去掉總書記一職？原因不詳。

至於由誰來主持中央工作，職務是什麼，黨章沒有明確規定。

由此，便引出了一個實際問題：黨的六大有沒有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呢？現有對六大會議的介紹都未作說明。

但由曾慶紅任編審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共同編纂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明確記載：「總書記向忠發（1928.7～1930.12）」「總書記向忠發（1931.1～6）」。

另外，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聯合編纂了一本《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

賀國強任編委會主任，孫英、張柏林、趙洪祝、谷安林等任副主任。

我擔任編委會副主任並直接負責編纂工作。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霍海丹具體操作並為此書立下汗馬功勞。

該書同樣明確載明：「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向忠發（1928年7月～1931年6月）」。

由於《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我們籌備組織已故黨和國家領導同志誕辰紀念活動，涉及職務問題，都是以這套資料為準的。

所以向忠發任總書記一職，除非有其他明確的反對資料，我傾向於可以認定。

六大結束之後，六屆一中全會於7月19日召開。

由於會議的重要性，布哈林、米夫都出席了。

布哈林作了重要講話。

米夫提出了政治局人選名單，並說明以往都是上屆中央政治局提出名單，而這次是由共產國際直接提出的。

全會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正式委員是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候補委員是李立三、楊殷、徐錫根。

而瞿秋白、張國燾則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7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決定常委分工，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為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

六大之後，由於政治環境的複雜性，也由於黨內連續出現幾次「左」傾錯誤，中共中央的領導機構及其成員連帶著發生多次變動。

首先是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乃至常委因「犯錯誤」被解除職務，或者被捕叛變，或者犧牲、去世。

所以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多有減少或增補。

1930年9月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補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10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三人組成。

1931年1月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改選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

王明（陳紹禹）進入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會由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王明組成。

此後，由於黨的工作重心已經轉向根據地和武裝鬥爭，上海政治環境也日益惡化，多位政治局和常委會成員前往根據地工作，中央機構處於不穩定、不健全狀態。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與會者合影。

左起，前排：項英、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特別是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隨即被殺。

總書記（中央主要負責人）一職便一直空缺了。

據有關資料，從6月到9月，曾由盧福坦主持了一段中央工作（即所謂「代理總書記」）。

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由盧福坦、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任常委。

根據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提議，中央工作由秦邦憲負總責。

此時到五中全會的中央稱為臨時中央。

1934年1月15～18日，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改選中央政治局，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設立中央書記處，也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選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洛甫）、陳雲、王明、張國燾、項英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博古仍負總的責任。

1935年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隨後，又在雲南扎西（今威信）連續召開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的各項任務，並決定以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

遵義會議後，張聞天與毛澤東團結合作。

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三年多時間裡，中共中央的許多電報，都由「洛毛」或「毛洛」聯名發出。

1938 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前，張聞天一直是主持中央常務工作，即負總責的書記。

◆張聞天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致的開幕詞。

迄今未能確定的是，從秦邦憲到張聞天，他們到底有沒有擔任過中央總書記？以往人們大都從政治或史實上加以推導分析。

但我認為還要從組織程序和與共產國際關係的角度來考察。

按照組織原則，總書記應該是由中央全會選舉產生，而六大前後的「主席」一職只需中央政治局選舉或決定。

因此，總書記的權威性要高於當時的「主席」。

這一點，很多人不清楚，應該注意。

秦邦憲的任職，雖然遭到長期詬病，但他經歷了五中全會，而且有共產國際和王明支持，擔任總書記理論上沒有問題。

但如果共產國際和王明有其他考慮，讓秦邦憲只當總負責，而不當正式的總書記，或者當時博古資歷太淺，先不當正式的總書記，這也是有可能的。

張聞天稍有不同，遵義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從組織原則來說，並無權力選舉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只能選舉像瞿秋白、向忠發那樣的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會主席。

而且，遵義會議事先沒有報告共產國際。

改變中央主要領導這樣的大事，也沒有事先報共產國際批准。

因此，即使當時推舉張聞天擔任總書記，至少從組織手續上來說是不完備的。

◆左起：王稼祥、陳雲、吳玉章、鄧發、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在延安。

鑒於這種原因，陳雲到莫斯科去匯報遵義會議情況，僅說張聞天負總責而不是擔任了總書記，應該是一種留有餘地、合乎情理的選擇。

如果陳雲明確報告共產國際，說我們選舉了一位新的總書記。

共產國際會作何感想？如果反問一句：「誰讓你們改選的？我們批准了嗎？你們懂不懂組織原則？」陳雲怎麼回答？如果共產國際因而惱怒起來，否決遵義會議的決定，事情豈不更糟？

而且，如果由張聞天正式擔任黨的總書記，那就應該由共產國際批准，並由隨後的六屆六中全會確認。

但到六中全會時，毛澤東已經真正崛起，張聞天已經不可能獲得這樣的批准了。

本文為頭條號作者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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