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望所歸：毛澤東領導權威形成的歷史過程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事實上，在遵義會議前，毛澤東的領導權威有一個逐漸形成的歷史過程。

毛澤東「坐冷板凳」處境的結束

1933年9月，南京政府以百萬重兵對中共各蘇區發動大規模圍剿，僅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就達50萬。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吸收了過去幾次圍剿失利的教訓，採取了「涸澤而漁」的方略，軍事上實行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經濟上對中央蘇區嚴加封鎖。

臨時中央總書記博古不懂軍事，又死抱著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地理觀念，怕承擔責任，不敢採取「誘敵深入」的戰法，將軍事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使熟悉游擊戰法的紅軍不能施展其長技。

李德的頂頭上司是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遙控指揮。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國際路線」的威信降到低谷，成為各種意見的眾矢之的，來自軍隊的意見最大。

到五次反圍剿的後期，中央蘇區失守已成定局，博古等人和毛澤東的關係似乎也有了某種轉圜的苗頭。

1934年五六月份，博古派人到莫斯科，給王明捎口信說，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

長征前，他們還讓毛澤東給部隊撰寫關於游擊戰的小冊子，把實地考察紅軍突圍路線這樣重大的事情也託付給他。

這些都表達了「國際派」中央對毛澤東的倚重之意，儘管最初只是從游擊戰專家角度表達的倚重，但毛澤東坐冷板凳的日子就要結束了。

隨著中央蘇區的軍事形勢日益惡化，「國際派」內部也發生了分化。

中央一、二號人物博古與張聞天之間在反圍剿的許多問題上多有齟齬，政見分歧越來越大，以至發展到公開化的程度。

廣昌保衛戰失敗後，在中革軍委總結會議上，張聞天與博古發生了激烈爭執。

張聞天批評他們同敵人死拼，使紅軍主力遭到不應有的重大損失。

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評，反譏張聞天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起義那樣的機會主義思想。

張聞天當即反駁，還批評博古過於重用李德。

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

這場爭論使張聞天感到，博古不具備掌握中國革命大局面的能力。

後來，張聞天在閩贛巡視回來後，多次主動看望毛澤東，關心病情，噓寒問暖，就當前局勢交流看法，進一步溝通了雙方的思想認識。

長征出發前，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曾決定將政治局成員作為中央代表分散在各軍團，張聞天對此不滿。

毛澤東得知後，向中央建議，將他與張聞天、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建議得到了批准。

從後來的情況來看，這是一個深謀遠慮的先招。

鼎立三足的「國際派」折了兩足

在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電台被國民黨政府破獲，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中斷了聯繫。

直到紅軍到達陝北，與莫斯科才恢復了聯繫。

在這種情況下，事事須聽命於莫斯科的代理人領導體制失效，必須獨立自主地解決一切問題。

在解決黨和紅軍的生存危機中，李德、博古等人進退失措，領導權威不斷流失，毛澤東以此說服許多高級幹部。

毛澤東說服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路線圖是這樣的：毛澤東與王稼祥、張聞天一路同行，進入湘南以後，就對他們說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博古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提出要改變中央領導。

張聞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並且在中央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錯誤方面的鬥爭。

爾後，毛澤東又同周恩來、朱德等談話做工作，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過了湘江後，毛澤東向中央提出討論軍事失敗的問題。

張聞天不懂軍事，只了解一些軍事理論，寫寫文章，是紙上談兵。

毛澤東則是在游擊戰爭的惡劣環境中歷練出來的，實踐經驗豐富，深諳帶兵打仗之道，對紅軍過去的各次戰役戰鬥如數家珍，是「掌上談兵」。

在對付博古、李德的問題上，他們有著理論與實踐的互補性。

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在反圍剿作戰中就與李德多有衝突。

黎川作戰失利後，李德要嚴懲守將肖勁光，是王稼祥與毛澤東共同把肖勁光保了下來。

在廣昌會戰等軍事方針上，王稼祥也與李德相左，而與毛澤東接近。

另外，王稼祥雖然有傷在身，但在軍事上有發言權，有著做軍隊將領工作的方便。

毛澤東做通了張聞天和王稼祥的工作，能夠爭取到他們的支持，「國際派」的鼎立三足就折了兩足。

這樣，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孤掌難鳴的局面就可以得到改變了。

敵人的電報證明毛澤東正確

1934年11月下旬，紅軍強渡湘江時，遭到國民黨軍的夾擊，損失極為慘重，八萬人銳減為三萬餘人。

部隊軍心浮動，怨聲四起，對最高「三人團」的領導能力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

博古本人也深感責任重大，十分內疚，心情非常沮喪。

在渡過湘江後，從過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開會，討論紅軍的行軍方向。

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開始在政治局內部公開批評中央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問責博古、李德等人。

博古、李德並不認帳，反說是因為毛澤東、張聞天的中央縱隊行動遲緩，有意拖延，給主力部隊造成了重大損失。

經過渡江後十幾天的奔波，1934年12月12日，紅軍占領了湖南西南的通道縣，與尾追敵軍暫時拉開了一段距離。

中央臨時決定召開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討論進軍方向。

會議參加者有博古、周恩來、李德、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朱德等人。

會上，李德提出了一個不無異想天開的建議：讓追擊紅軍的國民黨部隊趕到前面去，紅軍從他們背後轉向北進，與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贛川三省交界處創建一大片根據地。

毛澤東當即予以激烈反對。

他說，紅軍主力現時北上湘西，將會陷入敵軍重圍，後果不堪設想。

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

對毛澤東意見最有力的支持，應是來自紅軍破譯敵台的電報材料。

這份材料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構築起四道防禦碉堡線，張網以待。

敵人的電報證明了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

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會議通過了西進貴州的決定。

通道會議開了一個半小時，能作出轉兵的決定已屬不易，很難再有更大調整。

但是，會議突破了過去最高「三人團」獨斷專行的決策方式，可以認為是中央權力轉移的最初開端。

遵義會議前的一場過場戲

1934年12月15日，紅軍進入黎平。

國民黨追剿軍一時失去方向，使紅軍獲得了可貴的休整時間。

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繼續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問題。

通道會議討論的是紅軍迂迴行動的戰術行動，黎平會議是要解決紅軍落腳的戰略問題。

博古等認為，紅軍繞道貴州已經避開敵人的追擊了，應該繼續執行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放下行李再去打擊敵人。

毛澤東馬上表示反對，主張根本放棄原定會合計劃，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境建立根據地。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王稼祥、張聞天等人的積極贊成。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決定採納毛澤東的意見，否定了在湘西創立新的根據地的意見。

周恩來的立場態度完全倒向毛澤東一方，是對已經焦頭爛額的最高「三人團」的釜底抽薪，給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擊。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公開活動，聯合行動，共同商討，提出意見。

許多重大問題都由他們首先議定，形成意見後提交中央討論通過並布置執行。

12月下旬，張聞天和王稼祥在行軍途中交談，分析當前形勢，感到這樣下去不行。

張聞天說：毛澤東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還是要讓毛澤東出來。

王稼祥把這個意見先後告訴了彭德懷和毛澤東，並與劉伯承等幾位紅軍將領進行了溝通，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1935年1月1日，周恩來找毛澤東商量並徵得博古同意，在甕安縣猴場鎮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

這次會議是黎平會議的繼續延伸。

猴場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重申了黎平會議確定的行動方針。

會議還作出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

」這實際上取消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而使沒有軍職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有了軍事上的發言權。

猴場會議是遵義會議前的一場過場戲。

至此，最高「三人團」的最高決策權已是名存實亡，已經只是一個空殼了。

十幾天以後，遵義會議召開，名正言順地宣告了最高「三人團」的壽終正寢，宣告了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權威的實質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