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之後，王明、博古和李德最後的結局

王明（1904——1974）：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領導人，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屬金寨縣）人，1904年4月出生於小商人家。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

1930年從蘇聯回國後，打著「反對立三路線」旗號，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奪取了中央領導權，至1934年間，在黨內推行了一條以教條主義、媚蘇親蘇為特徵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危害。

抗日戰爭開始後，王明又回到國內，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抗戰初期在武漢任長江局書記時給黨帶來很大損失。

1941年後王明因病長期休息。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嚴厲批評。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

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1942年黨整風運動時，王明態度惡劣，拒絕參加整風。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

終於，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二當選。

「七大」之前，王明主要從事婦女和統戰工作。

「七大」以後，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1948年12月改為法律委員會），中央仍任命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王明領導該委員會出色完成了制定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還在山西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6年9月召開黨的「八大」前夕，中央曾於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

9月8日，王明回電錶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

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

這樣，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但長期留居蘇聯，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歷史，攻擊中國。

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憲，字則民，出生在山明水秀、人傑地靈的江蘇無錫。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圖為博古 王明 周恩來

1931年9月-1935年1月，秦邦憲為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秦邦憲在六屆四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線影響，負責上海臨時中央的領導。

1933年初遷到瑞金，對中央蘇區的影響更大。

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盲目聽從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指揮，致使紅軍傷亡慘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即長征。

秦邦憲在遵義會議後雖然失去了最高統帥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他是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紅四方面軍較量的幹將，在涉及中央紅軍內部利益時，他站在毛澤東一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秦邦憲與周恩來等人趕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變順利和平解決。

1937年1月，秦邦憲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1941年3月，秦邦憲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聞隊伍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秦邦憲等人到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擔任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

王若飛、秦邦憲等於4月8日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向中央匯報請示。

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機包括葉挺將軍、王若飛等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延安《解放日報》總編輯余光生，副總編輯艾思奇、陳克寒在《悼念我們的社長和戰友博古同志》一文中，說：「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同志的最傑出的導師和模範。

」

李德（1901——1974）：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又名華夫，還曾用名李特羅夫。

李德是我黨我軍歷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最高三人團成員。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

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

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

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32年春畢業後，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因與王明較熟,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

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

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

紅軍長征開始時，是軍事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之一。

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利。

後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

抗日戰爭初期，任中共中央軍委軍事研究編委會主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授。

1939年夏去莫斯科。

遵義會議後的一個個勝利，使李德漸漸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態度轉變，紅軍長征至四川巴西地區時，李德已調到新組建的紅軍大學當教員。

到延安後，李德不再被邀請參加中央的任何會議。

1937年底，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

李德多次找王明和張聞天請求共產國際把他召回蘇聯。

王明則竭力勸阻，蘇聯正在搞肅反，等待他的可能是流放甚至槍斃。

李德暫時打消了回蘇聯的想法。

但他還是想在適當的時候去蘇聯。

1939年秋天，周恩來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胳膊骨折，造成重傷。

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李德同機前往莫斯科。

李德結束了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回到蘇聯後，由於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犯有錯誤，李德被進行了審查。

但他並沒有受到殘酷迫害，只是喪失了以前的政治地位。

之後，他被分配到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蘇聯紅軍。

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

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定居，潛心著譯。

1964年任德國列寧著作德文版主編。

對中國革命歷史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在東德逝世，終年7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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