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遵義會議上是誰投了毛澤東關鍵性的一票?

遵義會議會址。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義會議在此召開。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吳義國,原題:遵義會議:「我們走自己的路」

懷著崇敬的心情到達遵義時,已是黃昏。

街道上掛著的紅紅的中國結,在綿綿春雨的滋潤下顯得更加鮮艷。

遵義是一座古城,老城與新城夾湘江而建,城牆高聳,雉堞相望。

遵義黨史研究室的劉暢告訴筆者,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過,街道以丁字口為中心,紅軍到遵義時,古城風貌猶存。

遵義會議會址在以文化名人鄭子尹(鄭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臨街有一個大宅院,它原是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府第。

大門上有毛澤東一生中為革命舊址唯一的題詞:「遵義會議會址。

」這6個大字飛灑、遒勁,充滿革命豪情,令筆者想起了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在這裡召開了挽救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

共產國際這根「拐杖」甩掉了

「通道會議以後,經過毛澤東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站在遵義會議的大樓前,講解員郭婉瑩深情地回顧起遵義會議。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占領黎平。

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等討論了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

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與會者中大多數人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這次會議後,毛澤東參與中央紅軍最高領導層工作。

按毛澤東「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紅軍揮戈西進,所向披靡。

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主張的正確性,強烈要求儘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

而此時,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兩個師向沅渡疾進,李雲傑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4個師、周渾元2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紮。

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4個師集於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岩門渡以西百餘里的十幾個渡口,企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隻,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而此時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與中央其他領導人爭吵不休,並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

周恩來後來回憶說:「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後渡烏江,到達遵義,沿途爭論更激烈」,他們的言行導致了部隊思想的混亂。

紅軍到底何去何從?生死攸關的選擇再一次擺到了中央紅軍的面前。

1934年底,紅軍到達烏江邊,根據毛澤東在黎平會議上的建議,準備強渡烏江,直取遵義,並以此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然而,就在中央紅軍緊鑼密鼓準備強渡烏江之時,博古、李德卻拖起了後腿。

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說:「烏江更大,紅軍血浴湘江的悲劇將在這裡重演。

」博古深嘆了一口氣,回應道:「我們不能在相同的問題上再失敗一次。

」兩個人深聊了一個晚上。

12月31日,博古找到周恩來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對毛澤東提出的「西進貴州」的進軍路線重新討論。

於是,就在這一天的下午,中共中央決定在貴州猴場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會上,李德、博古堅決反對毛澤東「強渡烏江」的提議,但是當大家要求他們提出新的方案時,他們卻一籌莫展,對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沒有任何建設性意見。

這個會議跨了一個年度,一直開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

會議決定,中央紅軍繼續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強渡烏江、直取遵義」。

另外,會議還通過了一項決議,就是今後軍委再做出新的作戰部署時,必須在20人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才能執行。

從此,「最高三人團」對紅軍的指揮權被「政治局二十人團」所取代。

著名的軍旅作家王樹增評論說:「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李德、博古的決議遭到了集體抵制,雖然研究的只是軍事方針問題,但是在客觀上造成了一個政治態勢,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終於向李德、博古說『不』了。

」

1935年1月6日,中央紅軍全部突破烏江天險。

次日,紅軍占領貴州省北部重鎮遵義。

此時,烏江成了紅軍的天然屏障,剛剛到達貴陽的薛岳也正忙著搶奪貴州大權,而遵義附近的其他部隊也難以對紅軍造成實質性的危險。

由此,一直被動挨打的紅軍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此時,遵義會議的召開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在毛澤東等領導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進行總結之時,作為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也十分糾結,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

1月10日,博古找到周恩來說:「一兩個月來,毛、張、王、彭、林等人對我們很有些意見,大家要求開會,檢討一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行動。

」周恩來早已想「趁這個能喘氣的時候,好好地總結一下」,因此回應道:「是要好好地總結,起碼要準備兩個報告:一個是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一個是研究下一步的軍事方向。

」博古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了。

「一把手」的報告被否決了

會議是在柏輝章的舊宅召開的。

舊宅主樓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建築,一樓一底,青瓦灰牆,上下兩層均有迴廊,廊柱上砌拱券,東、西兩端有轉角樓梯,屋頂保持中國傳統樣式,窗上鑲彩色玻璃。

二樓東側呈長方形的客廳,就是遵義會議主會址。

一樓的東側則是紅軍總部第一局機要科所在地。

走進這間屋子,筆者仿佛看到這裡文書飛傳的畫面,聽到老式的發報機向紅軍各部傳遞和接收信息的聲音。

但這裡卻聽不到李德、博古期待的來自共產國際的聲音。

「1934年10月,作為和共產國際聯繫中轉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壞,損失了一大批電訊器材,中央蘇區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中斷。

」遵義紀念館館長陳松介紹說,「誰也沒有想到,這次聯繫中斷卻醞釀著我黨歷史上的一次大變革。

」

就在遵義會議召開期間,遠在蘇聯的共產國際,只能從零星得到的情報中,得知那支他們一直遠程控制的紅軍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

而恰恰是這種相對的隔絕,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

根據俄羅斯公布的中國檔案資料,僅1923年至1927年間,聯共中央政治局就為中國革命問題召開了122次會議,作出了738個決定,甚至規定了連領導人選都必須經過他們的同意或指定。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張樹軍說:「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常講的三次『左傾』錯誤,都跟共產國際有關係。

」

接到會議通知後,毛澤東就對住在一起的張聞天說:「老張,你應該準備一個報告,在會上說說咱們的意見,對『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批評。

」張聞天說,如果開會,非得把一年來的「三人團」在軍事上的失誤講出來,讓他們看看,「特別是那個洋顧問,十分頑固,今後不能再讓他指手畫腳了」。

經過秘密的醞釀和策劃,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確定了兩條方針:一是只討論軍事問題,不涉及政治問題；二是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把各軍團首長召來開會。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能爭取到最大多數領導人的支持,以達到更換領導層,改變中國命運的目的。

」劉暢解釋說。

1月15日晚上七點,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共20人。

遵義紀念館製作了一個3D模擬情景劇,反映了遵義會議召開時的基本情況,生死攸關的方向問題是會議的切入點。

在劇中,博古作報告時有些趾高氣揚。

他說,紅軍一路來堅持的路線政策大體上是正確的,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人太強大。

博古的講話並沒有得到認同。

接下來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對大家說:「這次戰爭,我們之所以沒有取勝,有各種客觀原因,不容否認。

但軍事上,我們犯了錯誤。

」接著,周恩來對軍事方面存在的問題作了一個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主動地承擔了責任。

在情景劇中,張聞天接著周恩來的話說,「我反對博古同志的報告,把失敗的原因歸結於敵人強大是不對的。

敵人一直都很強大,前4次反「圍剿」為什麼勝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裡流露出驚詫的神情。

會場的空氣也隨之緊張起來。

「一把手」的報告被否定了,怎麼辦?會議如何進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

這時,張聞天從口袋裡取出準備好的報告提綱,邊看邊對大家說:「針對剛才博古同志講的,我想講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對的地方,請諸位批判。

」

張聞天批評了「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錯誤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些錯誤表現為堡壘對堡壘；兵力分散；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在戰略轉移與突圍行動上犯了逃跑主義錯誤；在部隊不利的情況下,仍堅持去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是機械的戰略方針作祟的結果……聽著張聞天的報告,博古不停地拿著茶杯喝水,手裡的鉛筆在紙上畫來畫去。

張聞天的發言宛如剝筍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引爆了與會者積壓多時的對「左」傾錯誤領導的不滿和怨氣,從而有力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

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

張聞天的報告作了一個多小時,這個時候,時針已經指向深夜十二點半。

博古說:「今天的會議就進行到這裡,明天晚上繼續。

」第一天的會議,博古沒有說一句話,但大家從他的眼裡看到了憤怒。

「張聞天對博古雖然有一些嫌隙,但從沒有這樣激烈地在會上反對過他。

過去他們之間的一點距離,好像又拉長了,這是博古無法理解的。

」遵義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張黔生介紹說。

博古的軍事報告讓大家很是不滿,張聞天的反報告又讓會議劍拔弩張。

路到底該如何走下去?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天的會議。

「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

第二天晚上的會議,毛澤東第一個要求發言。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報告里,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因,我認為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誤作辯護。

我以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

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

毛澤東的發言矛頭直指李德,談出了問題的實質,好像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戰役擬就了一個提綱,只待大家修改、補充和完善。

大部分與會人員對毛澤東的發言點頭贊同,但是當時負責共青團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卻突然站起來發難。

在情景劇中,何克全說:「毛澤東的指揮也不見得有多高明,他的戰術是從《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兩本書中學來的。

」

毛澤東聽了何克全的話,也火了,站起來反唇相譏道:「你沒讀過《孫子兵法》怎麼知道我的戰術是從那裡來的?李德同志受過專門的軍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道,只靠著一幅並不準確的地圖瞎指揮!」

聶榮臻接過毛澤東的話說:「李德同志對部隊一個軍事哨應放在什麼位置,一門迫擊炮放在什麼位置,這一類連我們軍團指揮員一般都不過問的事,都橫加干涉,這不是瞎指揮,是什麼?」李德坐在門口一個勁地抽菸,一言不發。

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身體,用一隻手輕輕按著腹部的傷口說:「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於其他原因,客觀因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

」

對於行軍打仗,沒有誰比總司令朱德最有發言權,他嚴肅地說:「有什麼本錢,就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朱德表明了態度,支持毛澤東。

一向沉穩的朱德,還說了一句當時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話。

伍修權在《往事滄桑》中這樣記載:「朱德在劉伯承的發言後,向大家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錯誤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

聽了朱德的話,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沉默了。

就在這時,王稼祥從擔架上支著身子,堅定地說:「同意總司令的看法,我再重複一句,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得重新考慮。

」王稼祥明確提出要換領導班子,其他紅軍指戰員紛紛同意。

王稼祥的建議像一聲驚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

幾十年後,毛澤東回憶起遵義會議中王稼祥對自己的支持時說:「是他投了我關鍵的一票。

」

第二天的會議到此結束了。

當天晚上博古一夜未眠,他感到十分委屈、沮喪、痛苦、憤怒,各種情感交織在一起。

《長征風雲》這部書中記錄了博古當晚寫下的一段似詩非詩的話:「我是多傷慘,光陰猶如膽。

何日膽光轉,紅軍出青天。

」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博古是多麼希望看到紅軍早日擺脫困境,但是他不懂軍事,沒有辦法改變紅軍的被動局面。

第三天的會議,周恩來主動承認錯誤,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對「三人團」所犯軍事路線錯誤的批評,並主動承擔責任。

他也支持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

周恩來說:「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由過去用正確的軍事原則擊退敵人進攻的人來接替。

」

李德、博古對周恩來的講話驚呆了,而其他的與會者則熱烈鼓掌表示贊同。

1月17日深夜,遵義會議閉幕,會議做出了以下幾項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各黨支部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14年的艱苦努力和曲折鬥爭,中國共產黨以無數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換來了這個偉大的轉折,「遵義會議是我們黨開始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

1982年,伍修權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出毛澤東同志傑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

他在會議上,只批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

遵義會議已經過去了81年,但它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讓它穿透歷史的塵埃依然熠熠生輝。

照搬別人的理論寫不出自己的歷史,複製別人的模式開闢不出自己的道路,這是遵義會議留給我們黨最重要的歷史遺產。

正如習近平同志強調的:「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