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自述：六中全會後主動向毛澤東提出「讓位」

職責變動

完全解決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問題，是通過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

在這次在中共黨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上，張聞天堅定地同毛澤東站在一起。

王稼祥帶回共產國際指示

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請求共產國際和蘇聯提供援助。

任弼時於3月底抵達莫斯科。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於1938年6月通過了兩個文件，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全民族的抗日鬥爭。

1938年7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

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時談話。

關於中共中央的領導問題，季米特洛夫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

1950年，張聞天和家人在中南海。

資料圖

王稼祥帶回共產國際的指示，為完全否定和糾正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在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

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張聞天向毛澤東提出，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來擔任了。

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聞天繼續擔當下去。

所以，張聞天也就沒有將這個問題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中去討論。

有同志向張聞天提出以毛澤東為總書記的提議，張聞天按照毛澤東本人的主張，也沒有提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

事實上，在遵義會議後張聞天一直是尊重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

王明回國後與黨中央鬧獨立性，推行右傾機會主義，張聞天同毛澤東一起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

現在有了共產國際如此明確的指示，他認為奉毛澤東為全黨的領袖理所當然。

不過，毛既然要他名義上仍任總書記，張聞天也就「沒有表示堅決讓位的態度」。

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破產

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討論，對六屆六中全會（擴大）的議程作出決定。

最重要的變動是，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王明只作關於國民參政會的報告並負責起草政治決議案。

同時決定，由張聞天主持開幕式，致開幕詞，作組織報告；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

1938年9月29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禮堂開幕。

張聞天的組織報告，並不限於狹義的「組織工作」，而是帶有廣泛的路線、方針、政策意義，不少內容顯然是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與違犯組織紀律的批評。

經過六中全會之前的政治局會議，經過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張聞天的組織報告，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已經破產。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曾說過，「王明這時候碰了三個釘子（一個是蔣介石的釘子，一個是中央內部的釘子，一個是王稼祥同志從國際帶來的釘子），所以氣焰也小些了。

」六中全會同意政治局會議對各中央局的調整，決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實際上結束了王明對南部中國黨的工作的領導及其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毛澤東讚嘆「洛甫不爭權」

毛澤東不止一次讚嘆：「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張聞天全心全意為黨工作，沒有個人的野心和權欲。

王明於1937年11月底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張聞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擴大中央書記處，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五人組成。

這時，有一篇訪問記仍稱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他特別鄭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漢《新華日報》上刊登了《張聞天（洛甫）啟事》，聲明：「中共中央設有由少數同志組織之書記處，但並無所謂總書記。

」

自遵義會議以來，在黨中央內部，張聞天奉毛澤東為紅軍與全黨領袖，毛澤東尊重張聞天黨中央總書記的地位，他們互相合作，直到六屆六中全會。

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之前這三年半多的時間裡，中共中央的許多重要電報，都由「洛毛」或「毛洛」聯名發出。

從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到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張聞天實際上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務工作的書記。

在六中全會後，張聞天按照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會關於以毛澤東為首準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決議精神，就主動地將總書記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了。

張聞天將總書記工作全部交出

張聞天對自己職責變動的過程，後來（1943年）做過這樣的敘述：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

自王明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處開。

我只在形式上噹噹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毛主席決定。

特別是在七八月政治局會議之後（所謂「神仙會議」），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

自「神仙會議」後……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義上的書記職務完全解放，（在任弼時、周恩來二同志未回國前提過，在他們回來之後，我更正式提過，我自己及中央秘書處在1940年5月間也搬了過去，實際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來了。

）另方面，我儘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發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傳部及馬列學院一部分工作。

由此可見，一、自1939年初起，張聞天實際上不再在黨內負總的責任了。

但在形式上，中央的會議還是由張聞天主持，中央秘書處也還一直跟著他；二、1939年七八月政治局會議後，張聞天實際上只負責宣傳部與幹部教育部的工作。

他曾幾次提出不再擔任總書記的名義，沒有被採納；三、1940年5月，張聞天與中央秘書處都搬到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

這時，張聞天將總書記的工作全部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