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中央委員的博古為啥成為我黨總書記？卸任後他都做了些什麼？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的總書記應有黨的代表大會產生選舉產生，總書記應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但在黨的歷史上的有一位不是中央委員的黨員成為了黨的總書記，成為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就是博古。

在中學歷史課本上，我們經常看到博古的名字，但是後來卻少見了，卸任之後又做了哪些事？

博古臨危受命，成為黨的「總負責人」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憲，江蘇無錫人。

1907年6月出生於浙江杭州，9歲喪父，家境貧寒，免費入秦氏公學讀書，後進無錫第三師範附小就讀。

他性格沉靜，喜讀古文，自取別名博古。

1921年夏，秦邦憲考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紡織科（蘇州工業專門學校）。

在校期間，博古閱讀進步書刊，議論時政，嚮往革命，思想活躍。

1924年，秦邦憲先後參加了中國孤星社和錫社，後被推選為和錫社執行委員兼社刊《無錫評論》編輯部主任。

1925年被選為蘇州學生聯合會主席。

同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五卅慘案發生後，秦邦憲抱病堅持參加蘇州學生的反帝示威遊行和募捐活動。

不久，又積極參加無錫後援會的工作，發表演說，查禁仇貨，並在《血淚潮》、《無錫評論》上發表《病榻瑣記》、《論軍事教育》、《五卅慘案中的無錫輿論界》等隨筆和政論。

1925年秋，秦邦憲考入上海（專題）大學社會學系，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第二年10月，由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共中央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5月回國。

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1年9月，年僅24歲得博古成為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一直延續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之後。

1927年八七會議後，顧順章在上海參加中央特委，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央特科擔任行動科（三科）負責人。

他領導的「紅隊」又稱「打狗隊」極為活躍，懲處不少叛徒特務，震懾了敵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在白區的損失，他也由此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執行任務時被國民黨密探發現，被捕後叛變，給黨的地下組織帶來了很大的威脅。

儘管打入國民黨機要科的地下黨員錢壯飛得知消息後，立刻派人去上海報告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克農轉報黨中央，但由於我黨地下黨員實行單線聯繫，無法及時傳達，黨的機構遭到破壞，一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捕犧牲。

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叛變，我黨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足半數。

當時，共產國際東方部認為中共中央可以接替擔任總書記的合適的人選是王明。

王明和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線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王明、博古等，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共中央先獲知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

博古和王明關係密切，路線認識一致。

王明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支持下，不是中央委員、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26歲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委員。

從這時起，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

向忠發背叛後的1931年6月至9月，米夫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指定王明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

進入9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嚴重，中央機關開始分批轉移，前往中央蘇區。

周恩來赴蘇區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王明為躲避國內的恐怖環境，決定離開上海到蘇聯擔任瞿秋白離任回國後一直空缺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職位。

周恩來認為他不適合擔任黨的總書記。

當時政治局常委盧福坦要當總書記，王明和周恩來都不同意，於是定下來不設總書記，而叫「總負責人」。

臨行前，王明作了兩項安排來控制國內的中央最高領導層，以保證中央總書記的職位，永遠給他留著。

其一是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任總負責人。

1931年10月10日，共產國際批准上述任命。

博古臨危受命，擔任了臨時中央的總負責人。

《博古之子回憶父親》中記載：9月初的一天，周恩來與王明一起來到父親住處告訴他說，因為上海形勢緊張，周恩來要去中央蘇區任軍事部長，王明要去蘇聯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要父親出來主持中央工作。

父親後來在延安整風運動的檢查中回憶，他當時聽了大吃一驚，提出這樣做不符合組織手續。

周恩來和王明回答：已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商妥，再給共產國際遠東局發個電報就可以了。

就這樣，24歲的父親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者。

其二是王明給博古單獨交代：從1932年1月1日起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更換新密碼，如果發生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出現特別情況必須報告共產國際時，「我們兩人確定一個秘密聯絡員，只有他來莫斯科，說的話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話。

」聯絡員人選特別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腦子記憶力特別好，還要機敏善於應付種種環境，能穿插敵人布下的特務網線。

博古認為只有他的好友潘漢年具有這方面的才能，於是兩人商定了聯絡員為潘漢年。

王明則為了脫離危險之地，跑到蘇聯去了。

王明走前，特意叮囑博古，萬事都要請示共產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聽信他人，實際上是只能聽命於王明本人。

這樣就造就出了「教條總書記」博古。

10月21日，中央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10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

這樣，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將毛澤東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崗位。

黨的文獻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回憶有的把博古稱為為黨的「總負責」，有的稱「負總責」有的稱之為「黨的總書記」。

歷史的實際情況是：自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黨中央就再沒設「總書記」這個職位，稱之為「負總的責任」。

據《博古之子回憶父親》中博古兒子秦鐵說「我傾向於『負總責』一說。

父親在延安整風時回憶，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王明和周恩來都不同意，於是定下來不設總書記，而叫『負總責』。

不過在日常生活中，習慣上還是稱總負責人為『總書記』。

」

博古為何卸任？

1934年1月，在中共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總書記。

從1931年10月至此，不是中央委員的博古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總書記」近2年零3個月。

1935年1月遵義會議時，博古還是黨的總負責人，並且主持了遵義會議，並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做了辯解。

不久，以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3人軍事指揮團取代了博古、李德與周恩來的軍事領導3人小組。

遵義會議後的1935年2月5日，中央常委會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

當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在背後叫博古不要交「權」，博古沒有聽。

他服從政治局多數同志作出的決定，把幾副裝有中央主要文件、紀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據博古的侄子秦福全回憶：1935年2月5日下午，在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他（博古）告訴我：1935年2月5日下午，在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來來到博古住處。

一進門，周恩來就說：「邦憲弟，近來身體怎樣？聽說這些日子你飯量減少，人也瘦了，潤之讓我來看看你有什麼需要。

」博古說：「有什麼事，你就直說吧。

」周恩來將上午與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商量常委分工並由洛甫（即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的決定委婉的轉達給博古。

博古坦然地說「好」，並說他已經感到大家對他有意見，他繼續領導有困難。

他立即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周恩來，並說明天讓人把文件擔子挑到張聞天處。

博古顧全大局，很配合地地接受了組織的安排。

張聞天成了黨的「總負責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人們還是習慣稱洛浦（張聞天）為「總書記」。

張聞天任「總書記」時，中央成立了書記處，書記為張聞天，委員為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和王稼祥（相當於政治局常委）。

很多史料在提到博古和張聞天任黨的「負總責」這一段歷史的中央，都稱其為「中共臨時中央」。

但是如果查看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會發現上面根本沒有「臨時」的字樣，共產國際研究中國問題，也只寫中共中央。

1932年5月3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央的報告也只寫「中央」，而沒有「臨時」字樣。

父親當年在延安整風時的檢查里就寫過：「為真理起見，我不得不聲明，『臨時』二字在上海時未聽見過，遇中央委員多的地方交出來，亦未聽見過。

」張聞天和博古一樣觀點一樣，認為中共中央不是「臨時」的，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與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卻說是「臨時」的。

尊重歷史事實，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當時「中共臨時中央」是代表的就是「中共中央」，也就是真實的「中共中央」。

卸任後的博古都做了些什麼？

1935年2月，將「負總責」的職位交給張聞天后，193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委派潘漢年與陳雲向王明做了匯報。

王明對博古的交權表示遺憾，對張聞天上台還表示能接受。

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批准，這樣交權是不算數的。

博古在長征途中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鬥爭，支持了紅軍北上的政治路線。

遵義會議後，開始時博古還對剝奪他權力有看法，後來他則完全信任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並發自內心地支持他。

當張國燾要帶著紅四方面軍南下的時候，還曾經找過博古，反覆強調說遵義會議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

但是博古沒有動搖。

後來，毛澤東向周恩來說：「秦邦憲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秦邦憲與周恩來等人趕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變順利和平解決。

1937年1月，秦邦憲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

1941年3月，秦邦憲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聞隊伍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博古同志認真學習改造，開展自我批評。

博古與張聞天等人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對自己曾經犯過的「左」傾錯誤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

而王明卻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解，他的這種拒絕認錯的態度遭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批評。

1945年6月，秦幫憲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深刻的檢查，當選為中央委員。

他精通俄文，這期間翻譯了《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等書。

1946年，秦邦憲等人到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擔任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

王若飛、秦邦憲等於4月8日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向中央匯報請示。

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機包括葉挺將軍等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