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的「成人禮」

遵義市老城子尹路96號，這是一幢坐北朝南、臨街而立的兩層樓房。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這裡召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黨和紅軍的命運，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軍閥柏輝章舊宅----甩掉共產國際的「拐杖」，是偶然還是必然

遵義會議主會址南面，有一幢不起眼的建築。

七間磚木結構平房圍成的小院自成格局，環境清幽。

這是黔軍軍閥柏輝章的舊宅。

紅軍攻占遵義後，這裡人流往來、文電飛傳，紅軍總部第一局機要科便設於此。

光影流轉，當人們走進這間屋子，仿佛還能聽到電台的滴答聲，老式的發報機向紅軍各部傳遞著中樞的脈搏，接收著四面的聲音。

但彼時卻收聽不到來自遙遠的共產國際的聲音。

1934年10月，作為和共產國際聯繫中轉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壞，損失了一大批電訊器材，中央蘇區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中斷。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次聯繫中斷卻醞釀著我黨歷史上的一次大變革。

再回顧這段歷史，有人說，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這是偶然。

但這次偶然卻讓我們黨接受了一個必然性真理：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必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獨立自主，才能稱其為政黨和國家。

由於實行大搬家式的轉移方針，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

面對危局，紅軍上下已經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產生懷疑，在通道、黎平、猴場，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否決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按照毛澤東的建議，進兵貴州。

可以說，從那時起，博古、李德就已經開始喪失對紅軍的領導。

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黨在1935年的轉變，基本上就是黨的高級幹部的多數從失敗中得到了經驗，提高了覺悟的結果。

」能夠自我調整，這正是我們這個政黨的偉大之處，也是成熟的象徵。

或許，如果沒和共產國際失去聯繫，不會有遵義會議，但肯定會有類似的「貴州會議」「四川會議」抑或「雲南會議」……隨著共產黨人的成長，逐漸走上成熟的中國共產黨，甩掉共產國際的「拐杖」，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這是歷史的必然。

只是歷史選擇了遵義。

原川南邊防軍旅長易懷芝官邸----對宗派主義的勝利

在今日的遵義新城，坐落著一幢磚木結構的舊式洋房。

這裡原為川南邊防軍旅長易懷芝官邸，紅軍進駐遵義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就住在這裡。

為什麼他們三人沒有住在遵義會議主會址，也就是當時的紅軍總部，而住在了這麼偏僻的一個地方？

最通俗的解釋是，當時毛澤東只是政治局委員，並且無軍職，沒資格住在紅軍總部。

根據當年李德的翻譯王智濤回憶，這樣的住宿安排是周恩來刻意布置的，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個關係較好的人在一起，並且遠離博古、李德。

聽罷，不由讚嘆周恩來確實是處理黨內矛盾的高手，連短短几天的住宿都安排細緻、用心良苦。

但也可從中讀出一點東西：作為博古的同學，同為「留蘇派」的張聞天、王稼祥已經站到了毛澤東一邊。

說到這，不得不提一個詞，「28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學舉行大會，討論王明為首的學校支部局的報告，結果只有29個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為年紀小，還只是個團員，被稱為半個。

學生們便挖苦這些人為「28個半布爾什維克」。

以後的王明宗派集團就是從這29個人發展起來的。

而張聞天、王稼祥和博古便在其中。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上台，從此黨內宗派主義橫行，任人唯親，毛澤東也受到了排擠。

然而，在長征路上王稼祥、張聞天卻和毛澤東越走越近。

而作為博古的「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戰友，張聞天在毛澤東的勸說下也由衷感慨：「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教育。

」

最終，在遵義會議上，我黨打破了「宗派主義」束縛，恢復了黨的任人唯賢、五湖四海的組織路線，這也保障了今後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貫徹執行，這不能不說是我黨的一次大進步、大成熟。

軍閥柏輝章官邸----「主報告」與「反報告」，黨內民主的光輝典範

遵義會議主會址是遵義當年最好的建築，雖然歷經近百年風雨，如今依舊是遵義的地標。

來到那間不大的會議室，20張藤椅團團圍放，寧靜的會場中依然能嗅到當年的硝煙：作為黨的總負責人和領導戰事的「三人團」主要成員，博古在會上做了《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主報告，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主要歸結於敵人過於強大等客觀原因。

而隨後周恩來做的副報告，則側重檢討了軍事指揮方面的主觀因素。

最後，張聞天做了一個和博古題目一模一樣的報告，對「左」傾領導人進行了系統的揭露和批評，史稱「反報告」。

中央會議上，出現一正一反背道而馳的兩個報告，這在我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3個報告一出，點燃了會場的硝煙。

緊接著毛澤東發言，直切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王稼祥隨後的發言雖短卻使會議進入了高潮，他明確提出應讓毛澤東出來領導紅軍。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

最終會議出現了一邊倒的聲音，《遵義會議決議》應勢而生。

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通過了「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等4項決定。

在會址展櫃里存放著這份油印的決議。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報告中還有「□」符號。

第一頁第一句中的□□是指博古，而接著的□□是指周恩來，這改變了以往黨內鬥爭動不動就點名批判的做法。

這都是細節，其實最主要的是遵義會議恢復了黨內民主集中制。

過去在陳獨秀實行「家長制」，以至王明「左」傾路線猖獗時，我黨民主空氣完全窒息，一直處在「一言堂」的狀態，而遵義會議從籌劃到召開到決議，則完整地體現了我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個別醞釀----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等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就有意在交換思想；民主集中----遵義會議期間，始終貫穿著民主的原則，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得到充分的發表，成為「群言堂」；會議決定----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連毛澤東事後都感慨：「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

有人說，遵義會議是黨內民主的光輝典範，從此，中國共產黨手握民主集中制這一法寶，從幼稚走向成熟，並一步步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選自《新湘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