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蜀漢政權用人政策有哪些重大失誤？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蜀漢政權的用人政策也不例外。

對蜀漢政權用人政策成功的肯定並不表示蜀漢政權在用人政策上就沒有失誤。

蜀漢政權用人政策中任人唯親、才非所用、未盡其才的現象層出不窮,後備力量的培養不足,這些都使蜀漢政權有限的人才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也造成關羽被殺、魏延被戮等事變的發生,更進一步削弱了蜀漢政權的實力,對蜀漢政權的衰亡起了重要的影響。

一　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的具體表現

(一)對荊州集團用人政策失誤的表現　此處荊州集團指早期追隨劉備創業之將領及劉備在荊州依附劉表時招攬的人才。

對荊州集團用人政策失誤的表現主要集中體現在關羽、趙雲、魏延三人身上。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

(卷三十六《關羽傳》)劉備在涿郡招納豪傑時,關羽與張飛一同投靠,成為劉備的左右臂膀,與劉備「恩若兄弟」,(卷三十六《關羽傳》)情同手足。

在劉備創建功業的過程中,關羽一直追隨左右,立下了汗馬功勞。

關羽為人忠義,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東征劉備,關羽為其所擒。

關羽日夜思念劉備,不貪戀高官厚爵,「斬顏良以謝曹操不殺之恩,封金印不忘兄弟之情」,終於得以重新跟隨劉備馳騁疆場。

由於關羽功績卓著,而又忠心事主,所以劉備給他以很高的獎賞和待遇。

赤壁大戰後,劉備收取江南諸郡,封拜元勛,「以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江北」。

(卷三十六《關羽傳》)劉備率眾將士西征益州時,任命關羽都督荊州事務,將自己當時唯一的根據地交付於關羽,表現了對關羽的信任。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劉備奪取益州稱漢中王時又拜關羽為左將軍,假節鉞,更進一步授予了關羽在荊州的獨斷權利。

然而,這一用人措施卻是很大的失誤,關羽最終為孫權所擊殺及吳蜀夷陵之戰皆由此而起,最終蜀漢喪失了荊州這一重要的基地。

也使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提出的政治計劃無法實現,使蜀漢發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在古代,地理形勢是天然的防護武器。

荊州之地位於東西南北要衝地帶及長江的中游,因此素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顧祖禹有言「蓋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

」所以三國時期魏、蜀、吳三方均力爭此地。

曹操挾漢獻帝遷都許昌後連年用兵荊州;蜀漢諸葛亮隆中計策就是要兼跨荊、益之地;孫吳更視荊州為防禦外敵的天然屏障。

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占領荊州,實力將得到很大的增強,它的歸屬影響著歷史步伐的節奏。

赤壁之戰後,吳、蜀兩家分占荊州,對此孫權耿耿於懷。

孫權一直認為荊州之地本屬於吳,是劉備借去的,只是由於魯肅、諸葛亮等人的維繫,雙方才未發生大的矛盾。

因此對蜀漢政權來講,荊州守將人選至關重要。

建安十六年(211年),劉備率軍入益州時,諸葛亮、關羽、趙雲、張飛等人皆留守荊州,荊州尚能維持較好的管理。

建安十九年(214年),龐統中箭身亡,諸葛亮率張飛、趙雲等入川助劉備圍攻成都,僅留關羽鎮守荊州。

其原因主要是上文所述關羽與劉備的深厚感情及關羽追隨劉備曾立下汗馬功勞。

但是關羽為人「剛而自矜」,(卷三十六《關羽傳》評曰)關羽又「性頗自負,好陵人」、(卷五十四《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善待士卒而驕於士大夫」。

(卷三十六《張飛傳》)這樣的性格使得關羽與荊州之地的士大夫集團無法很好的協作,也使關羽與劉備集團內部其他留駐荊州的將領麋芳、士仁等人不和。

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率眾攻擊曹仁,斬龐德、擒于禁,「威震華夏」[1](卷三十六《關羽傳》)之後,關羽更加驕傲起來,史載「關羽矜其驕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志驕意逸」。

[1](卷五十八《陸遜傳》)關羽一人留守荊州,本應當與孫權結好,共同抗擊曹操,然而關羽卻對孫權很不恭敬甚至是十分輕視。

孫權派人為兒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1](卷三十六《關羽傳》)引起孫權的勃然大怒。

此後關羽又數次使用侮辱性的語言謾罵孫權。

終於在建安二十四年當劉備在西線節節勝利、關羽得志時,孫權感到了不安。

同年十二月,呂蒙偷襲關羽,關羽又未得到糜芳、士仁等支持,最終為孫權所擒殺。

孫劉聯盟遭到第一次重大打擊,宣告破裂。

孫權占據荊州,劉備失去了一塊重要的根據地,使得諸葛亮隆中計策無法實施。

如此嚴重的後果,固然關羽要負主要的責任,但也反映了劉備、諸葛亮用人政策上的嚴重失誤。

早期跟隨劉備的荊州集團成員中,又一明顯的用人失誤就是趙雲,主要表現在對趙雲未盡其能。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

(卷三十六《趙雲傳》)趙雲早期追隨公孫瓚,後受公孫贊派遣隨從劉備抗擊袁紹,從此正式歸屬於劉備。

作為劉備早期追隨者之一和蜀漢政權開創者之一的趙雲,並未發揮出他最大的才能,也未享受到他應有的待遇。

趙雲始終未能向關羽那樣成為方面大員,同時其官爵也始終低於關羽、張飛等人。

當劉備在成都稱漢中王時,關羽、張飛、馬超、黃忠分別被拜為前、右、左、後將軍,並假節。

而此時趙雲僅為翊軍將軍,直到後主劉禪即位,趙雲才晉升為鎮東將軍。

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出兵祁山,命令趙雲與鄧芝率兵抗拒曹真。

由於兵少敵強,兩人失利於箕谷,軍退後趙雲被貶為鎮軍將軍。

建興七年(229年)趙雲死去,一代名將隕落。

趙雲的官爵如此之低,也未受到重用,是否因為其沒有良好的才幹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趙雲作戰勇猛且有謀略。

劉備為曹操大軍追趕於當陽「棄妻子南走」。

(卷三十六《趙雲傳》)幸虧趙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才使他們得以幸免於難,「當陽之役,義貫金石」。

(卷三十六《趙雲傳》注引《雲別傳》)曹操率軍爭奪漢中,追趙雲至營,趙雲入營令「大開門,偃旗息鼓」。

曹操懷疑其中有埋伏,率軍撤走。

劉備次日至此,稱讚趙雲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

(卷三十六《趙雲傳》注引《雲別傳》)此戰顯示了趙雲在戰場上良好的隨機應變才幹。

箕谷之戰,趙雲由於兵弱敵強失敗,但是能夠聚眾固守,沒有造成大的失敗,也是應當值得稱讚的。

其次,趙雲在國家管理方面也向當政者提出了好的建議。

劉備初定益州之時,「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

趙雲聽到這個消息後,以霍去病「匈奴為滅、何以為家」的例子指出「益州人民,初罹兵戈,田宅即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

(卷三十六《趙雲傳》注引《雲別傳》)這條建議被採納了。

這件事反映了趙雲對民心的重視,安撫了兵火之亂後益州的民心,鞏固了劉備的統治基礎。

當劉備欲討伐孫權時,趙雲又深刻的向劉備指出首要的打擊對象是曹操而非孫權,在當時的情形下應當繼續保持與孫權的聯盟關係。

此建議展現了趙雲對於時局的正確判斷。

此外趙雲又與關羽、張飛一樣對劉備忠心耿耿。

趙雲曾向劉備表示「終不背德」,而劉備也在別人報告趙雲叛逃時敢於表示「子龍不棄我走也」。

(卷三十六《趙雲傳》注引《雲別傳》)趙雲「柔賢慈惠、執事有班」,這樣一位才幹優略的將領不能夠很好的發揮才能,這不能不說是蜀漢政權用人政策上的一大失誤,也是蜀漢政權的一個悲劇。

荊州集團之中對後進人才用人失誤的典型當屬魏延,對魏延任用的失誤表現在未能發揮起作用,同時未能較好的處理魏延與其他將領的關係,以致其最終被冤殺。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

(卷四十《魏延傳》)他是「蜀中唯一的一員超群絕倫的上將」。

(卷四十《魏延傳》)魏延隨從先主劉備入蜀,在攻涪江、成都等戰役中數次立下戰功。

因此先主劉備提拔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

(卷四十《魏延傳》)魏延在漢中太守任內,一直確保蜀漢邊境無事,展現了他對蜀漢政權的巨大貢獻。

諸葛亮出兵伐魏,魏延多次跟從,並且「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

(卷四十《魏延傳》)這條建議由於種種原因未被諸葛亮所採納,但此建議在當時的情形下也不失為一條好的建議。

清代王夫之有言「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搗長安,正兵也」。

魏延是一名「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卷四十《魏延傳》)的將領,也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

但是魏延性格上也存在著「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卷四十《魏延傳》)的缺點。

此外,魏延又是「冀時論必當以代亮」,(卷四十《魏延傳》)享有崇高威望的一名將領。

這兩點因素使其受到楊儀、蔣琬、費等人的妒忌,魏延與他們也無法很好的共處。

因此在諸葛亮死後,魏延、楊儀火併時,費投向楊儀;蔣琬也向後主表示「保儀疑延」,並率宿衛主營「赴難北行」,支持楊儀。

最終,魏延在軍隊潰散的情形下,「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的過程中被斬殺。

蜀漢政權在後期勢弱的情勢之下由於內訌又失去了一員支柱,令人痛心。

(二)對益州集團用人政策的失誤的表現　此處益州集團是指劉備所招納的原劉璋治下益州地區的文臣、將領。

對益州集團用人失誤主要體現在法正身上。

對法正的用人失誤在於過分看重其功績而對其非法之事不加懲處。

「法正字孝直,扶風禕人也」。

(卷三十七《法正傳》)法正於建安初年與同郡孟達等人入蜀依靠劉璋,但是法正得不到劉璋的重用。

後法正投靠先主劉備,為劉備攻下益州出謀劃策立下汗馬功勞。

應當說對法正的任用是正確的,但是對法正所犯錯誤不進行批評、處理反而袒護、縱容則是很大的失誤。

法正在劉備攻下成都之後被任命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擁有很大的權利。

他對外管理都畿事務,對內作為劉備的謀士。

法正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

(卷三十七《法正傳》)對法正這樣行事,引起了益州當地人士的不滿。

有人向諸葛亮講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

」(卷三十七《法正傳》)諸葛亮卻以「法孝直為之(劉備)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卷三十七《法正傳》)為由搪塞眾人。

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分是非的和稀泥」的行為,是「失政刑」(卷三十七《法正傳》注引孫盛曰)的具體表現。

這種做法將導致「刑縱於寵」、政毀禮亂、亡家害國的危險。

被譽為「惟賢是舉」的諸葛亮竟然如此行事,正體現了蜀漢政權當政者用人政策的重大失誤,也預示著蜀漢政權的衰微。

(三)對後備人才培養的失誤　蜀漢政權在用人政策上的失誤除了上文所舉典型個案以外,最主要表現在對後備人才培養上。

蜀漢政權沒有做好後備人才的培養工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蜀漢政權缺乏良好的機制能夠較好的選拔更多優秀的後起將領。

長期以來,跟隨劉備建立蜀漢政權的一直是劉備早期的追隨者。

這些人在蜀漢政權建立後年齡已經偏大,且多有死亡。

在擁有荊州之後,由於劉備集團與原劉表集團之間相互不信任,因此未能更多更好的吸收荊州的優秀健兒。

攻占益州之後,由於對益州人士不十分信任,加上戰爭頻繁,因此未能找出更多的優秀將領。

蜀漢後期一些有才華的將領如王平、馬忠、李恢等人被發現較晚,從而使蜀漢政權出現人才匱乏、武將可用的局面。

以致出現劉備親率大軍伐吳、諸葛亮「事無巨細」事事必攬的可悲局面。

其次,對年輕將領任用有唯親的現象。

諸葛亮對蔣琬、費禕、姜維、等人十分賞識,這些人也就得以掌參國事、統領三軍。

諸葛亮對劉備臨死之際稱道「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卷三十九《馬良傳》)的馬謖也是深加器異,導致街亭之敗。

這種「唯親」的做法必然使蜀漢政權在後備人才培養上拘於一隅,不能夠給更多更優秀的人才提供發揮作用的機會。

二　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的原因

蜀漢政權用人政策有其優勢之處,但也存在著嚴重的失誤。

這種失誤是如何產生的,其原因何在呢?

從客觀角度分析:蜀漢政權是三國之中疆域最狹小、實力最弱小的一方。

所謂「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張儼《默記·述佐篇》)即指此。

蜀漢政權最強盛時期不過地跨荊、益兩州。

後來由於荊州丟失,實際上蜀漢政權只占有益州一地。

此外,劉備獲得鞏固的根據地的時間也要遠遠晚於曹操、孫權兩人。

連年的征戰也使蜀漢政權的統治者無暇考慮後備人才的培養。

這就使得蜀漢政權的統治者在人才的挑選上迴旋餘地較小,不如曹魏、孫吳。

曹操所控制中原地區文化發達,多「奇謀之士」。

荀紛病逝,我們能留下的深刻印象只剩下諸葛亮的「事無巨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已從主觀角度分析:首先,蜀漢政權的統治者未能處理好與荊州、益州土著士人集團之間的關係。

蜀漢政權的興起過度依靠早期跟隨劉備的人士,而忽視了所奪取的荊州、益州當地的土著士人集團的支持。

早期,當劉備繼承陶謙徐州牧時,就未能處理好於當地士人的關係,沒能打下良好的根基,以致其兩次得徐州,又兩次失徐州,年近四十尚未有一塊屬於自己的根據地。

奪取荊州、益州之後,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結果是導致關羽受困而無人相救、益州之地頻發叛亂。

同時也減少了人才選擇餘地,使許多一流人才不能得到很好的發揮。

其次,蜀漢政權統治者在用人政策上存在著任人唯親的現象,從而造成將領不和的局面,也使許多政策、戰役受到重要影響。

劉備、諸葛亮、劉禪都有這樣的缺陷。

對關羽的任用是任人唯親的一個典型。

麋竺因為其妹為劉備夫人便「賞賜優寵,無與為比」、「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諸葛亮)之右」。

(卷三十八《麋竺傳》)麋竺之弟麋芳因與關羽不和,叛迎孫權,導致關羽戰敗被殺,應當說是犯下糜天大罪。

但是劉備對其竟然不加任何處罰,反而「崇待如初」,如此賞罰不公實在難稱用人公允。

諸葛亮所重用之人多為親近之輩,任用馬謖招致街亭之敗;信任楊儀而使文武不和、魏延被怨殺。

劉禪用人更是唯親是舉,信用黃皓、陳祗,使朝政日加混亂。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孫權的用人政策。

孫權用人也寬仁,但是卻不像蜀漢政權統治者那樣用人唯親。

孫權宗族子弟孫皎,戰功卓著,但是因醉酒侮辱大將甘寧。

此事為孫權所知,孫權親自寫信責備孫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終使孫皎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主動與甘寧和好。

第三,蜀漢政權在用人政策上賞罰失當。

馬謖在街亭之戰負有責任,但馬謖為人「才器過人」卻失於臨機決鬥。

諸葛亮明知其有缺陷,卻不聽眾人之意,將大任交給馬謖,因此街亭之失,諸葛亮應付首要責任。

戰後追究責任,「殺一馬謖已『裁之失中』,況又濫殺李盛、連作黃襲乎」。

但對於所親近的蔣琬,諸葛亮為之親自向劉備求情,並密奏後主道「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卷四十四《蔣琬傳》)對李嚴、廖立等人諸葛亮「都借執法以廢,終身禁錮,何親至於彼而疏之於此呢?」第四,蜀漢政權當政者未能很好的採納臣下的建議。

當關羽被殺、劉備欲伐吳之時,諸葛亮、趙雲等人紛紛進諫,但卻未被採納。

大臣孟光「博物識古,無書不覽」。

(卷四十二《孟光傳》)他喜好指陳時事,「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卷四十二《孟光傳》)比他資歷淺薄的人都位在其上。

類似孟光的事例還有很多。

對正確的意見不能虛心聽取,勢必使統治者不能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

同時這樣做也打擊了人才的積極性。

第五,蜀漢政權當政者自身性格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諸葛亮的身上。

諸葛亮一生謹小慎微、明察端方,這不能說是錯誤的。

然而明察、端方者也容易因為明察、端方而被蒙蔽,誠所謂「明察則有短必見,端方則有瑕必不容」。

(卷十《三國》)優秀的人才身上總是會有這樣那樣的短處。

諸葛亮「一生惟謹慎」的作風,用人態度上過於求全的做法使得他對人才的任用不能夠較好地做到公正、嚴明。

他在用人上不拘一格「選賢任能」,提拔龐統、蔣琬、何祗等人於微賤之中,但是對於那些有個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卻往往因其小而失大。

魏延在幾十年的南征北戰中出生入死、治軍嚴明、勇猛過人,為蜀漢政權立下汗馬功勞。

但由於他「不肯下人」又「性矜高」,諸葛亮對其便不十分放心始終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

劉封有「武藝」、「氣力過人」,應當是一名很好的將領。

但諸葛亮對劉封的「剛猛難制」感到憂慮,害怕「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就借上庸失敗事件力勸劉備將其剪除。

諸葛亮在人才任用上不僅求全,而且管得太細太死,「事必躬親」,不利於人才的成長、培養,「雖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氣以即於瓦合,尚奚恃哉矣?」(卷十《三國》)反觀曹操、孫權用人則「大用者不務細行」、「各因其器」,知人善任,能觀其短,亦會用其長。

因此,曹魏、孫吳陣營中文臣、武將輩出,開創了較大的局面。

三　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的影響、教訓

第一,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使蜀國人才匱乏,缺少長期對抗的內在力量。

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是其中最為弱小的一個國家。

在「天時、地利」並不占據的條件下,要想鞏固政權的統治、謀取更好發展、從而實現長久對抗,就必須在「人和」上做文章,也就是要在人才的運用上占據上風。

但是通過對用人政策的考察,我們能夠發現在這一點上蜀漢政權並沒有做好。

趙雲、馬超等武將不能夠發揮自己最大的才能、王平等後起力量被發現過晚以及對益州集團人才的排斥運用使蜀漢政權在本身人才挑選餘地較小基礎上又自我限制了人才的選拔,從而使蜀漢政權人才匱乏,無法形成文臣、武將輩出的局面結果。

此外由於諸葛亮自身性格影響,蜀漢政權所選選用的大小官員中謹小慎微者居多,就是蔣琬、費禕等人也是循規有餘而才氣不足,缺少進取精神。

同魏、吳兩國相比,蜀漢政權的人才太少且缺乏連續性,加之他們缺少進取精神,從而使蜀漢政權失去抗爭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才基礎,無法進行長期對抗。

第二,蜀漢政權不僅人才相對匱乏,而且由於用人不當或者不能夠採納正確的意見,許多戰略無法得到實施,影響蜀漢政權長期發展。

對於關羽的錯誤使用,蜀漢政權丟掉了荊州,隆中路線無法得以實現;關羽死後,劉備對趙雲等人關於「伐吳」進諫的不加採納,招致夷之戰失敗,一度影響蜀、吳關係,巨大損失也消耗了蜀漢國力,以致追悔莫及;北伐戰爭中不採納魏延的奇計以及對馬謖的錯誤使用導致許多時候功虧一簣。

第三,蜀漢政權用人政策失誤使蜀漢政權內部相互之間不能很好團結,加速蜀漢政權的滅亡。

蜀漢政權內部楊儀與魏延之間有著很深的矛盾,諸葛亮在世時雖然「不忍有所偏察」,但也沒有能夠很好的調和這兩人的矛盾。

諸葛亮死後,楊儀造謠魏延謀反,在蔣琬等人的支持下,殘忍殺害了魏延。

蜀漢政權後期唯一一位卓越的將領半世威名,毀於一旦,令人嘆息。

而楊儀本人回成都後,沒有獲得「尚書令」的官位,心懷怨恨,以言語發泄不滿,又為費密報朝廷,於是「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後來又因誹謗朝廷被迫自殺。

蔣琬、費先是縱容楊儀去除掉魏延,後又除掉楊儀。

當此危機四伏之時,蜀漢政權內部自相殘殺,導致元氣大傷,國勢每況愈下。

而作為外來勢力建立的蜀漢政權也不能完全代表益州土著士人的利益。

對於益州集團人士使用上政策的失誤,更增強了益州人士的離心力。

在曹魏派鄧艾、鍾會征討巴蜀時,政權內部以譙周為首的益州土著士人公開主張投降,分化了抵抗力量,蜀漢政權也隨之滅亡。

蜀漢政權的用人政策長期以來為人所稱道,也被認為是在三國鼎立中得以維持國運的一個重要保障。

然而細查蜀漢政權的用人政策,能夠發現許多嚴重的失誤之處。

由於主、客觀多種原因造成的任人唯親、賞罰失允、後備力量不足等現象均對蜀漢政權造成惡劣的破壞作用。

對此劉備、諸葛亮等人應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正是由於上述諸多用人政策的失誤,使蜀漢政權在三國鼎立過程中逐步喪失了抗衡的籌碼,政治混亂、人心不穩、將帥失和,國家最先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