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三國英雄里最冤的原來是魏延,他的經歷值得我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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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小說《三國演義》的影響,長期以來在人們頭腦中魏延是一個腦後長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謀反而被諸葛亮所殺,似乎是罪有應得。

雖然曾有人替魏延寫翻案文章,但《三國演義》塑造的反賊魏延形象實在是深入人心,很難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殺。

關於魏延之死,亦為一大冤案。

《三國志·魏延傳》載,建興十二年,「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

這是諸葛亮臨終前召開的最後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但這次會議的召開卻導致了嚴重後果。

首先,主帥病危,為了怕引起軍心動搖,只與少數人商定後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這少數人,既應包括自己的親信,也應包括軍中最重要的高級將領。

魏延時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領漢中太守,南鄭侯。

而諸葛亮是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武鄉侯。

二人均假節,封侯。

可見,魏延在蜀漢朝廷中的地位僅次於諸葛亮。

而楊儀時任丞相府長史,費禕為丞相司馬,姜維任中監軍征西將軍。

以官位論,楊、費、姜三人之官職均不能與魏延相比。

而諸葛亮召開如此重要的軍事會議,卻偏偏將魏延排斥在外,這難道不是故意的嗎?

其二,諸葛亮雖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但並沒有安排誰任全軍主帥。

只是「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在前後軍中間起銜接輔助作用。

楊儀任何職呢?不知道。

看以後事態發展,似乎全軍上下都認定諸葛亮讓楊儀暫攝全軍統帥之職。

而事實上,楊儀並無蜀漢朝廷或諸葛亮臨終前的正式任命,楊儀統率全軍名不正、言不順,這就為魏、楊內訌伏下了禍根。

第三,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

」這似乎已經內定魏延日後將抗命為「叛逆」。

諸葛亮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無明文記載。

以余度之,其因有三。

其一,諸葛亮一生用兵過於謹慎,其原因是實戰經驗不足,故陳壽評價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



魏延用兵一向主張出奇制勝,諸葛亮最大的顧慮,在於如果將軍事指揮權交給魏延,魏延就會違背他既定的軍事路線,而按自己的作戰方略行事,這是諸葛亮不能容忍的。

其二,諸葛亮在選擇官員、使用人才上,以「奉職循理」作為標準,請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師表》,再分析他所稱頌、推薦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費禕、董允、蔣琬、姜維、向寵等人,無一不是循規蹈矩,符合「循吏」標準的人物。

而魏延是一個有自己獨立見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將,他以韓信自詡,認為諸葛亮膽怯,常感嘆自己懷才不遇。

劉備死後,諸葛亮獨攬朝中大權,「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同上。

,連後主劉禪都聲稱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三國志》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



而魏延卻時常不買諸葛亮的帳,這當然招致諸葛亮的嫉恨。

其三,諸葛亮排斥魏延是為他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掃除障礙。

《三國志·蔣琬傳》載:「亮每言,『公琰(蔣琬字)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諸葛亮臨終之時,後主派遣尚書僕射李福詢問諸葛亮:「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諸葛亮答曰:「蔣琬之後,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

」《三國志》卷四十五《楊戲傳》注引《益州耆舊雜記》。

姜維是公元228年歸附蜀漢的,諸葛亮對姜維一見如故,稱讚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

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並很快就提拔他為中監軍征西將軍。

諸葛亮深知若要蔣琬、費禕、姜維順利地執掌朝政、軍政,魏延是一大障礙,因為魏延在朝中、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



為了排斥異己,諸葛亮不惜毀掉蜀漢的國之棟樑,欲將魏延置於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雖然同諸葛亮有密切關係,但畢竟不是諸葛亮的臨終遺命,殺害魏延的罪魁禍首是楊儀,當然費禕、蔣琬、董允等人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魏延與楊儀的矛盾由來已久,魏延驕狂,楊儀自負,兩人關係勢同水火。

「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志》卷四十四《費禕傳》。

已鬧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

對魏、楊衝突,諸葛亮是如何表態的呢?史載:「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三國志》卷四十《楊儀傳》。

從表象上看,諸葛亮裝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不忍有所偏廢」,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時,卻已經將權力和情感的天平傾斜到楊儀一邊。

魏延未能參與諸葛亮的臨終決策,又被安排為斷後將軍,這就等於授予楊儀以全軍的最高指揮權。

諸葛亮死後,楊儀「秘不發喪」,又命費禕試探魏延的意圖和打算。

魏延對費禕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同②。

魏延此話,若以官階而論則不為亂,若以公私而論則不為不當。

對於蜀國而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袁子》。

,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諸葛亮一人身死,便將兵臨渭水、逼近長安的十萬大軍撤回,棄北伐之大業,豈不是以私廢公。

再則,諸葛亮死後,姜維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軍事才幹遠遠超過姜維,為何不能繼武侯之志,擔當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楊儀之上,也根本沒有必要服從楊儀的指揮。

正因為如此,魏延才「與費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

也就是說他與費禕重新商量了治喪的步驟:誰護送諸葛亮靈柩回蜀,誰帶兵繼續北伐,兩人共同簽名,準備向部隊傳達。

可費禕卻口是心非,尋求脫身之策,他騙魏延說:「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

」以此為藉口,「費禕出門馳馬而去」,並隨即背信棄義,助楊儀整軍退回蜀中。

等到魏延「遣人覘儀等」,才發覺上當,大軍已經「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

魏延當然大怒,趁著楊儀行軍遲緩,搶先一步,「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

魏延的意圖很明確,因楊儀掌握了全軍的統帥大權,故無法與之較量,所以只能趕回成都,向後主奏告事情原委。

楊儀也不甘落後,於是二人都向劉禪上表,皆稱對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毫無主見的劉禪判斷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



蔣琬、董允都是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與同僚關係一向不好,「平時諸將素不同」,「當時皆避下之」,故而蔣琬、董允「咸保儀疑延」。

於是劉禪遂命「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準備*魏延。

但不等蔣琬兵至,魏延已被楊儀所殺,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御延」。

(按:何平即王平,其「本養外家何氏,後複姓王」。

)

魏延為何不趕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勢兵力對抗楊儀呢?揣測原因,大概是劉禪派蔣琬*魏延的消息其已經獲悉,他已沒有機會進入成都,向後主辨明事實真相了。

在此情況下,形勢對魏延當然極為不利,被王平臨陣一叫罵:「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所部立刻軍心動搖,「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

其實,所謂的「曲在延」也是表象,當兵的怎會知道上層鬥爭的內幕?他們只知服從劉禪和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楊儀這一邊,認為魏延反叛,不願追隨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

也就是說,魏延部下這樣做和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無關的。

在「軍皆散」的情況下,魏延無奈,只得「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

於是楊儀用腳踩著魏延的腦袋,嘲笑說:「庸奴,復能作惡不?」之後楊儀又「夷延三族」。

《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

一代名將魏延就這樣身死族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魏、楊內訌以魏延徹底失敗而告終。

魏延的失敗有主客觀的原因。

從客觀上分析,魏延遭到諸葛亮多年的打擊和排斥,加上楊儀、費禕等人的嫉恨,處境艱難,勢單力薄。

從主觀上分析,魏延本人在這場突發事件中頭腦發昏,處置失宜,他不該輕信費禕,也不應在退軍途中燒毀主力部隊回歸的「閣道」,授人以「謀反」之柄,更不該「據南谷口」,以所部數千之眾去對抗楊儀的十萬大軍。

這完全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

我認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韓信確實非常相似,即他善於用兵,是軍事上的奇才。

但在政治上卻顯得幼稚,缺智少謀。

魏延死後七年,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御,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楊戲肯定了魏延「折衝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嘆息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於他那「不協不和」、桀驁不馴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所謂魏延「謀反」說,那完全是羅貫中捏造的罪名。

陳壽對此已經下了結論:「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對頭楊儀倒似乎是「腦後長有反骨」。

楊儀誅殺魏延後,自以為「功勳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屬。

豈知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

後主僅給楊儀一個虛銜,「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

於是楊儀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費禕密報後主,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楊儀被廢為庶民,儀「復上書誹謗」,遂下獄治罪,「儀自殺」。

楊儀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畢竟也甚為可惜,因為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諸葛亮北伐時,「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三國志》卷四十《楊儀傳》。



蜀漢國小,人才較之魏、吳要少得多,諸葛亮生前用人不當,又不能協調好部屬的關係,死後導致蜀漢政權的這場內訌,這對人才資源匱乏的蜀漢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勢必加快蜀漢的衰落趨勢。

對此,諸葛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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