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存在的致命缺陷，恰恰彰顯了諸葛亮的偉大

三國的管理思想，首先值得總結的是戰略。

魏、蜀、吳三方，在戰略思想上各有獨到之處。

作為繼春秋戰國之後中國的第二個歷史大動盪時期，縱橫捭闔的你爭我奪，翻雲覆雨的聯盟拆解，變化莫測的戰略重組，戰亂蹂躪下的民生困頓，似乎進入了歷史的輪迴。

與春秋戰國不同的是，兩漢帝國的參照系和漢代社會形成的獨特背景，使三國的戰略不同於先秦而有了質的提升。

如果說，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會思想的根基。

那麼，漢晉之間的群雄紛爭，則孕育了戰略思想的空前進展。

此後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構思和設計，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國的模式和框架。

《三國演義》作為小說的名氣，與三國時期的謀略思想發達緊密相關。

滿族興起創建後金政權時，遠離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國演義》作為治國打仗的教材，竟然屢獲奇效。

所謂「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云云，正是民間口碑對它們的定位。

今天，由小說回歸史實，考察這一時期的戰略思想，或許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

探討三國戰略對世道人心的影響，挖掘三國戰略的文化積澱及其在國人競爭行為中的觀念濡染，推究本土戰略思想的歷史淵源，則可能更有意義。

公元207年三國形勢圖

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體現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對」戰略構思上。

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隆中對」的方式為劉備描述出一個戰略遠景。

這一古文名篇，許多人能夠倒背如流。

在中國古代的戰略思想中，「隆中對」具有典範價值。

諸葛亮為劉備描繪的戰略使命，是順著劉備「欲信大義於天下」的興復漢室旗號，寄託重建統一王朝的理想；能夠看得見的願景，是「跨有荊益」造成鼎立之勢；攻守策略，是利用劉表的見識淺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的荊州，占據「用武之國」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為後盾，呼應四戰之地的荊州；面對北方擁有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的曹操，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孫權，內修政理，外結孫權，待機而起，以宛洛為主攻方向，以秦川為側翼呼應，進取天下。

這一設想如果完全實現，確實可以做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所以，這一構思打動了劉備。

隆中對戰略圖

任何戰略，都離不開對自身實力和所處情境的分析論證。

戰略研究中各種模型，不外是提供一個分析框架而已。

「隆中對」在事實論證上，對大局的判斷是符合實際的。

曹操已經成為當時最大的勢力而不可主動對抗，東吳已經有了穩固的基礎只能結盟，只有長江中上游的荊州益州由於劉表、劉璋的短見和失策能夠為劉備提供可乘之機，這一分析正是「隆中對」能夠成立的關鍵。

即便當代人用SWOT法來套，多數也超不過諸葛亮的水平，這正是「隆中對」的過人之處。

但是也要看到，在戰略分析層面，「隆中對」在實力和使命的關係上打了馬虎眼，埋下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伏筆。

而「隆中對」的缺陷，恰恰彰顯了諸葛亮的偉大。

毛澤東在分析諸葛亮的失敗原因時，曾說：「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

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毛澤東之所以說諸葛亮「其始誤於隆中對」，是因為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到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乍一看，荊州、益州兩路出擊是一個頗有誘惑性的方案。

但毛澤東卻很清楚，荊州離益州千里之遙，兩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讓劉備軍團更加失去兵力上的優勢。

「隆中對」實施的結果便是，關羽所鎮守的荊州被孫權軍團偷襲得手，而且關羽父子也命喪孫權手中。

可以說，蜀漢衰亡的禍根在於「隆中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