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作者陳壽：藏在三國英雄背後

編手記：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三國， 有人愛公瑾， 有人疼孔明，有人偏心伯約，偏偏很少有人關注《三國志》作者陳壽。

而正是藏在三國英雄背後的陳壽，奉獻出了最立體的亂世人物群像。

其實陳壽也有自己的愛恨和遺憾，他更有卓越的史德—不憑個人的好惡來臧否人物，將三國英雄的喜與悲，功績與缺點不加粉飾地記載下來，英雄的人性在這樣的秉筆直書中熠熠生輝，作史者的風範卻在這樣的隱身中逐漸顯現。

繽紛三國， 本是政客的天下， 儒生只需稍稍俯下身子，憑胸中丘壑，自可輕易戴上烏紗。

但這個儒生卻是個例外。

他不是不想濟天下，也不是不想建功業，而是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修史—為一個時代立此存照。

因此，他必須游離於政治旋渦，置身局外。

只有這樣，他才能慧眼獨具，永保清醒。

這個儒生，叫陳壽。

沉潛時光

陳壽是蜀國人，籍貫不能選擇。

那時的蜀國，已是江河日下：皇叔劉備病死；皇二代劉禪沉迷於犬馬聲色，毫無鬥志；諸葛丞相欲力挽狂瀾卻力不從心。

父母也不能選擇。

陳壽的父親是馬謖的一個參軍，馬謖失街亭被斬，陳父也被施以髡刑（剃髮），逐出軍營。

古人至孝，講究身體髮膚受之於父母，不得損傷。

陳父受此大辱，心灰意冷，回老家耕讀侍親去了。

不能選擇的人生，陳壽卻活出了精彩，只因他遇見了譙周。

譙周號稱「蜀中孔子」，是長江學者，經常上蜀國的《百家講壇》。

講文化、講歷史，更講人生，台上精彩紛呈，台下粉絲無數，劉禪和陳壽就是其中兩個。

劉禪不僅是鼓掌獻花的觀眾，還是譙周理論的實踐者。

後來， 當魏軍兵臨城下時， 為保全一國百姓，劉禪採用了譙周的建議，舉城投降。

譙周此舉毀譽不一，有稱之為智者的，有罵其為奸佞的。

但陳壽幼時，譙周還不是這等有爭議的人物， 只是一個純粹的大學者，一個通曉歷史的達人。

陳壽有幸，遇到了譙周。

其實，陳壽遇上譙周，像是歷史的宿命：往事不堪回首，陳父心灰意冷，卻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

他一無所有，所幸有兒子，他相信，有一天，兒子將會用筆還他一個公道。

於是，18歲的陳壽進入成都太學，見到了同郡人譙周。

譙周教給陳壽的，不僅有史識，還有史德。

他們在努力構築一個和諧學術社團，哪怕只是烏托邦。

只是，誰能抗得過歷史的車輪？公元263年，風雨飄搖的蜀漢終於滅亡。

那時，陳壽31歲，正是一個男人的黃金年齡。

但他是亡國遺民，而且是一個具有史學精神積澱的遺民。

譙老師勸劉禪降魏乃是為江山百姓計，不得已而為之；至於他，卻不能效顰來謀前程。

他只能留在故鄉南充，用前人的皇皇巨著為自己築一道長城，無論是風沙還是風月，似乎都與他無關了。

只是，世事滄桑，幾年後西晉代魏，蜀國的恩怨情仇又淡化了許多。

此時，西晉為示大國風度，向蜀國遺民伸出了橄欖枝。

陳壽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接了過來。

他的肩上，承擔著父親和老師太多的期望。

公元268年，36歲的陳壽趕赴洛陽。

修史歲月

一時間，前程就在眼前，仿佛唾手可得。

然而，在官場混並不那麼簡單。

一個潦倒落魄的政權，它的文化只能是邊緣和另類的，新生的政權再開放再包容，對之也心存芥蒂。

陳壽當前要做的是，儘快熟悉西晉的政治生態，找到一個靠山，站好隊，然後完美無間地融入進去。

司空張華無疑是最好的人選。

張華是當紅政客，還是西晉文壇一哥。

更妙的是，他喜歡當伯樂，尤其是，來人以文學的名義。

陳壽的到來，使張華看到了融合晉蜀文化的可能，他欣然挽起陳壽的手臂，像挽起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沒有料到，陳壽會帶給他更多的驚喜。

陳壽也從張華的眼中看到了答案：仕途像春天的田野，一路旖旎而來。

果然，在張華的舉薦下，陳壽歷任佐著作郎、著作郎，甚至中書郎。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

至此，三國歸晉，天下統一。

滾滾長江，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成空。

一壺濁酒，真的便可銷盡千古閒愁？江渚上，多少白髮漁樵，恐怕不是想當隱士， 而是為了隱藏一段青春的記憶。

而這段記憶對陳壽來說，是一根魚刺，他吐不出咽不下，鯁在喉中，是一種難言的痛。

父親那沉鬱的目光、老師那複雜的眼神……讓他低回、讓他驚悸、讓他汗流浹背。

他終於決定： 要以筆為刀， 為那段記憶塑像，去還原英雄，還原戰爭，還原一個真實的三國。

桃園結義、赤壁論劍、戰場捭闔、宮闈鬥法……石屑紛飛，《三國志》漸露雛形。

而陳壽也在傳誦中聲名鵲起。

他不會知道，很多年後，三國會成為演義、成為文化、成為江湖；而他則是這個江湖的開創者，是三國文化的註冊商標。

《三國志》殺青，張華、夏侯湛兩個好友也來炒作。

張華的炒作詞質樸經典：「當以《晉書》相付耳。

」夏侯湛長得好，學問大， 更是行為藝術家： 見了陳壽的《三國志》，他一聲不吭，逕自把自己寫的史書毀掉了事。

饒是陳壽多才如斯，西晉卻並沒有真正重視他。

張華舉薦他為中書郎時，政敵荀勖就力阻此事。

不只是荀勖，整個西晉政壇，對陳壽都頗多微詞。

陳壽先是不屑，繼而卻左支右絀，漸顯不支。

躺著中槍

其實，一開始，陳壽的聲名就不佳。

早在蜀國，他就屢遭貶斥，不為別的，就因不肯阿附權宦。

這當然是魏晉風度的餘緒，看似吃虧，實際上是風險投資，總有一天，特立獨行的人要中頭獎的。

但魏晉風度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要恪守孝道，父親去世，理應守喪，要厭美食、絕聲色，弄得人形鬼面、形銷骨立。

偏巧他守喪時得病，讓婢女捧藥丸服侍，結果犯了大忌，成了人民公敵，人人慾罵之而後快。

後來，陳壽的母親病逝於洛陽，母親體諒他，不想讓他瞎折騰，扶柩還鄉，臨終遺言令他就地安葬。

陳壽聽話，就把母親葬在洛陽郊區的邙山，卻不料給更多人以口實：不為父親守孝在前，讓母親埋骨他鄉在後，陳壽可謂不孝男人中的極品，單是學問好有什麼用？！

對這種公共痰盂，誰都想唾上幾口，以顯示自己道德高超。

近三百年後，連房玄齡編《晉書》都忘不了拿陳壽調侃一番：陳壽借修史之便，向丁儀、丁廙索取千斛米，丁氏兄弟不予，陳壽竟不為其父作傳；諸葛亮父子與陳家有恩怨，陳壽為其作傳，竟隨意塗抹，說「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矛頭直指陳壽的史德。

陳壽躺著也中槍，自然無語。

好在老師譙周早就給他打過預防針：「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

上天不會總眷顧同一個人，一些煩擾，就權當是副產品吧。

其實， 這些非議和指責， 只是表面現象， 深層的原因是： 陳壽是蜀人。

對西晉人來說，蜀人和吳人都是外人，是被征服的民族，是二等公民。

政治上的無能只會導致文化上的日薄西山，而不是別的。

蜀國的陳壽、吳國的陸機，都被如此對待。

這種地域性的文化歧視，卻冠之以道德的名義，未免荒唐，但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陳壽他們不可能為自己辯解。

歷史更多的時候是一種留白藝術，它竭力宣揚的不過是過眼雲煙，它竭力要隱藏的恰恰是事實真相。

而這種「被失語」現象，往往比濃墨重彩更驚心動魄。

筆尖江湖

其實， 也怪不得房玄齡， 他們只是時代的傳聲筒。

在專制時代， 任何有個性的獨唱，不是消失，就是被融入大合唱，除此外， 別無選擇。

幸好陳壽有作品， 鐵證如山，這才是他為自己辯誣的呈堂供詞。

陳壽雖無法辯解， 但他的史德毋庸置疑，且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太妖魔化，撒豆成兵、呼風喚雨；陳壽筆下的諸葛亮則要真實得多，他有功績、有缺點、有人性，卻沒有所謂的神通，能作這樣的史傳，才是良史。

編纂《諸葛亮文集》，陳壽更是撇開成見，光明磊落。

丁氏索米，是遺案，更是笑談。

天下富貴者多的是，陳壽如果要索賄，焉能只向丁公一人索，索要的又怎能只是大米？以陳壽不阿權貴的秉性，這顯然是一場賊喊捉賊的鬧劇。

陳壽最糾結的是，沒能為父親立傳。

陳父受馬謖牽連，一生落魄潦倒，鬱郁不得志，只希望兒子能還他一個公道。

但陳壽做不到。

修史有修史的規則，他可以粉飾歷史，但不能歪曲歷史。

為尊者司馬氏諱，已是良心不安，再為父親翻案，還不如折了這支禿筆。

他能做的，就是什麼也不做：馬謖有錯在先，父親作為參軍，理應受到懲罰。

對父親，他連名字也不能提，父親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士兵甲，如此而已。

不過，有這樣優秀的兒子，陳父不會太委屈。

這個兒子歷盡千辛萬苦，秉筆直書，把一個動亂的年代，演繹成一個人人傳誦、雖身不能至卻心嚮往之的江湖。

對此，他大概只有自豪吧。

《三國志》成書後， 民間曾流傳過手抄本； 多年後， 劉宋的裴松之也搭上陳壽的東風，為《三國志》作注。

強強聯合，果然天下無敵，三國風從此風靡天下，茶坊酒肆、青樓書院，但凡人聚處，三國是永恆的話題。

一千多年後， 明朝的羅貫中也來湊熱鬧， 以一部《三國演義》為月光寶盒，穿越時空，穿越千年的風雨和夢想，來會那個叫陳壽的男人。

現在正是三國盛宴，政治、軍事、商業的韜略計謀，無不蓋有三國的戳記，真所謂「文也三國，武也三國」。

其實，那個叫三國的江湖，更多的時候棲息在人們的內心深處。

在紛亂的世間，它是凈土；在平庸的人世，它是點綴；對於貧瘠的人生，它是食糧。

而這些遺產都來自陳壽，他以一支筆，為後人構築了一個詩意的棲居地，一個美好的烏托邦。

文/箜篌引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