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僅僅存在了一世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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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漢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王永之弟、衍功侯王光之叔,中國歷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即新始祖,也稱建興帝或新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
王莽為西漢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員,其人謙恭儉讓,禮賢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視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選,被看作是「周公再世」。
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漢建新,建元「始建國」,宣布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制」。
王莽統治的末期,天下大亂,新莽地皇四年,更始軍攻入長安,王莽死於亂軍之中。
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歲,而新朝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
王莽是一位在歷史上備受爭議的人物。
古代史學家以「正統」的觀念,認為其是篡位的「巨奸」。
但近代帝制結束之後,王莽被很多史學家譽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改革家」。
認為他是一個有遠見而無私的社會改革者。
胡適認為他是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
王莽改制的失敗,固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輕於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實際,剛愎自用、所用非人,這些性格特徵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領導班子,因此改革註定要失敗。
一個王朝如一個人的生命,誕生以後,終會有壽終正寢那一天。
西漢王朝即是如此。
與西漢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謂是早夭。
今天我們探討王莽的失敗原因,也許會有一些獨到的見解。
對王莽的失敗,史書上的評論大體相同,一般都歸結為改制無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漢等。
然而若綜合分析,應該說,王莽失敗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觀原因來說,王莽的失敗是一種必然。
西漢末年人口自然增長加速,帶來了大量社會剩餘勞動力,改變了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係。
結果是流民數量暴漲,社會生產生活秩序被嚴重破壞。
以前,在解釋王朝興廢原因時,我們過多強調階層的對立與矛盾,其實,在耕地面積基本固定,生產方式無革命性改變的情況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災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敗。
黃河在歷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時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國三年(11年)。
黃河在魏郡,即今河北臨漳縣西南決口改道。
黃河決口成災,在漢代並不少見,但這次決口形成了改道,顯示出這場水災的嚴重,而更嚴重的是,在人口極為稠密的關東地區,大量耕地被毀。
這給了王莽政權最致命的一擊。
禍不單行,與水災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災害。
新莽朝的農民起義,大多集中在黃泛區,自然災害愈重的年份,起義的聲浪也愈高。
就主觀原因來說,王莽代漢而立,其實是以王莽為中心的儒生集團的一場政治實踐。
作為儒生,王莽有與傳統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習慣把理想當作現實。
班固說「莽誦六藝,以文奸言」,這句話的意思是,王莽誦讀六經,藉以包裝自己的謬論。
班固的評說是不對的。
王莽不過是把夢當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會的必要性,沒有顧及社會現實的可能性,所以,好夢難以成真。
其二,做事優柔寡斷,猶豫不決。
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難時,缺乏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撓
的勇氣。
地皇三年(22年),各地農民相繼起義,「天下潰畔,事窮計迫」,王莽於是徹底廢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不便於民的詔令也都廢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滅亡。
因為「口惠而實不至」,所以「怨災及其人」。
其三,過於相信自己,而疑心過重。
在王莽代漢的過程中,劉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
後,便對劉歆有了防範,棄之不用。
棄用劉歆,昭示著漢末儒生集團的分裂。
與秦始皇一樣,王莽是一個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親,很難容人、任人,也許過於勤勉,不善於用人,便很難做一個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來說,通過對其具體政策措施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問題。
首先,改革的藍圖就有很大問題,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牴牾,難以統一。
漢代經學比較注重社會秩序,對國家與制度則重視不足。
這一傾向在古文經學中的表現更為明顯,王莽恰恰是古文經學的巨擘。
所以王莽改制
的頂層設計,其根本目的是社會的整合,不是國家建設。
可是,事實上,整合混亂的社會秩序,必須以完善國家制度作為起點。
王莽的「王田制」,將全國土地國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
其意在於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經濟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這一善良政策註定會失敗。
原因很清楚,西漢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為官僚,他們充斥於各級政府之中,是土地國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這一措施必然引發官僚集團集體反彈。
結果,王莽既沒有能力兌現耕者有其田的承諾,又觸犯了官僚集團的特權利益,損害了自己的政權基礎。
王莽禁止奴婢買賣,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數量的擴大,倡導平等,重建和諧社會秩序。
但這項措施卻上下不得人心。
禁止奴婢買賣,必然危及官僚、豪強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無路可走的平民斷絕了一條賣身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從內容看,如果能夠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但是由於缺乏官僚集團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這樣,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集團。
王莽的改革過急過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國推行。
為了保證改制落實,還輔助以嚴刑酷法。
這種不經過試驗,不顧各地具體情況的改革,結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發更多的社會混亂,改革的結果與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此外,新莽時期,還多次發動與周邊民族的戰爭,這些戰爭,沒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緩解國內社會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強征暴斂,更加激化了國內矛盾。
我們不能同意班固等舊的史學家對王莽的定論,同樣我們也不同意胡適的說法,王莽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主義者」。
胡適錯了,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並不都是社會主義者。
王莽改制失敗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實踐中失敗了。
但是,我們應該肯定,王莽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應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們還可以從斑駁的歷史記憶中,從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實踐中,得到一些經驗、一些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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