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悲劇，王莽的孤獨與寂寞（下篇）

王莽和古文經學的關係主要還在於提出用《周禮》的理論和制度來作為改制，建立新王朝政權核心的理論依據和制度依據，也是一種延續了西漢的經學政治的發展。

王莽復古《周禮》的一件大事，既是建明堂、立辟雍。

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見諸侯王公的場所，同時也是周禮的象徵，在上海博物館裡收藏著一件王莽時期的銅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證了這段歷史。

這是一面王莽時期的銅鏡，這面銅鏡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在鏡子的內圈有一周的銘文

銘文最主要的幾句話就是新興辟雍建明堂，他當時實行的一種復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復《周禮》上的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建明堂、立辟雍。

這幾句話就和文獻上記載的王莽復古政策當中立辟雍這個記錄是相吻合的。

公元5年正月，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

舉行祭祀大典，場面隆重而莊嚴，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個人的內心，王莽正成為他們心中的聖賢，為此九百名公卿大臣請求朝廷賜予王莽象徵至高無上禮遇的九命之錫，也由此改朝換代的大戲拉開了序幕。

九錫是古代君王對這些諸侯王有特殊貢獻者的一種嘉獎，但凡得到九錫的人後來都成為了篡位者。

王莽被加封了九錫，他最後取代了漢。

公元6年漢平帝暴卒，年僅兩歲的劉嬰繼位，太后命王莽暫代天子攝政，此時的王莽雖為代皇帝，但權勢幾乎等同於皇帝。

這引起了以劉氏宗族為主的反對勢力的反叛，在順利的清除了這些障礙之後，王莽也許進一步意識到自己成為皇帝的機會正在來臨。

即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在制度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實現自己宏偉的理想，他就必須自己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

於是他更加緊鑼密鼓的營造了一種氛圍，這種氛圍就是上天要將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圍，它體現在各種祥瑞之中。

在王莽攝政時，各種各樣的符命祥瑞紛至沓來，朝野上下人們以不同方式勸王莽稱帝，改朝換代。

在長安求學的梓潼人哀章乾脆做了個銅龕，在龕里寫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順應天意，還將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編的人與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寫上。

黃昏時分，哀章穿著黃衣，捧著龕去高祖廟將他交給值班的官員。

王莽得知後擇日去高廟將銅龕迎到未央宮前殿。

王莽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年輕時候就是學術上有造詣的人，而且對人它能夠禮賢下士，有很大的親和力。

所以不能說他完全靠的是政治權術，事實上就靠他的人格魅力就籠絡了一大批人，不僅如此，接受他觀念的眾多儒生人數相當多，都願意讓他改變。

這個就是公眾輿論，也是相當的強的，就在這種情況下他才能用自己的方式，用周禮的方式建國。

這是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

公元9年一月十五日，正是在這裡王莽接受了西漢最後一個皇帝劉嬰禪讓後稱帝。

從家皇帝變成了真皇帝，改國號為新。

在中國的史書中大多數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王朝的更替。

而是將王莽此舉視為亂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認為王莽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必須登上皇位，這是一種不得以得行為。

從此時起，歷時二百一十多年的西漢王朝結束，王莽的時代真正開始。

王莽代漢而立，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通過符命禪讓做皇帝的先河。

他確實更取到了話語權，而話語權的本身就是力量，是權力。

話語權的的權利也和當時政治的發展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傳統意義上來講認為就是王莽逼迫漢室的人，因為彼時劉嬰很小，然後把權力讓給他了。

而從現在的史書上看，也沒有看到劉氏政權裡面有什麼強力的人物出現來跟他爭奪這個權利。

王莽在朝野得到了最廣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受政權，西漢王朝在平靜中消失。

一個叫做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靜中誕生，兩大王朝交接之際幾乎沒有太多流血。

做了皇帝後王莽雄心勃勃的要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他的理想。

在政治方面，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據儒家的經義，尤其是根據《周禮》將很多政府機構和官職改換名稱。

此外，他還根據古籍更改了秩祿之號，按照傳說的周制大封五等諸侯。

如果說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變，那麼王莽在經濟上的改革則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臨更大的風險。

為消除西漢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復類似於周朝的井田制度，將全國土地國有化，不允許自由買賣。

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數眾多的國家賦役負擔者編戶農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所破壞的經濟秩序。

土地集中在這些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裡以後，大量的貧民因為沒有土地而流離失所變成流民,這個社會就不會穩定。

王莽就採取王田，他說所有的田都是國家的，所以說我就可以平均分配，把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過來，就觸犯了他們的利益。

在推行王田制的同時，王莽又將奴婢改為私屬，並禁止奴婢買賣。

既改變奴婢與牛馬同欄的地位，有抑制了大量農民淪為奴隸。

然而，這項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也遇到了麻煩，最後結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廢奴就是把奴婢從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解救過來，一方面想削弱這些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勢力，第二個也使國家獲得更多的勞動力，這個也做得不徹底。

五均六筦政策也開始全面實施，五均即由政府統一物價，平衡市場供應。

王莽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成都六大城市設立了五均官來控制物價暴跌，防止商人操縱市場。

但由於缺乏官僚集團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這樣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集團。

六筦就是由國家直接接管六項重要的經濟事業，即包括酒、鹽、鐵器由國家專營，由中央政府統一鑄幣。

經營山上、水中的資源，國家要收稅，這項政策真正的結果是養肥了主管官員，國家財政沒有增加收入，百姓卻負擔更重，至於正當的商人、手工業者在官營商業體制下，已無立足之地。

他的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筦很多措施，出發點都是好的，但是他在實踐過程中就遇到很多問題。

包括這些具體執行的官僚，這些階層，政府要求的一套，他們做的又是一套。

在王莽的家鄉大名縣，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時期的貨幣，這些貨幣種類繁多

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他們當時的面值

有王莽改制前的五銖錢，其它的還有大泉五十、兵錢、貨泉等貨幣。

王莽頻繁的改革幣制，他繼位後共進行了四次幣制改革，變更發行了幾十種貨幣，而且每次易幣都是以新築的劣質貨幣代替質量較高的舊幣。

由於這些貨幣毫無信譽可言，所以在貨幣改革的時期物價飛漲，經濟混亂。

就像王莽別的政策一樣，他是經常變化的，新的錢幣來了之後，老百姓還沒有熟悉就變了。

所以說他帶來的社會問題就更多。

理想與現實，動機與效果之間正在出現巨大的鴻溝，王莽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與困難。

而人口數量的激增不僅是西漢末年的難題，同樣是王莽必須面對的難題。

為了管控阻力與不斷暴漲的流民，王莽規定凡是無業的流民，每人每年罰布帛一匹，無力繳納的，由政府組織強迫勞役。

勞役期間由政府供給衣食。

這項政策同樣是善意和富有理想的，然而實施起來卻是困難重重。

於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遙遠的青海湖。

在青海省海晏縣西海郡博物館裡保存著王莽時期的一件重要的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櫃

虎符石櫃是放兵符的柜子，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專員在青海湖畔設置一個龐大的石質信物。

王莽雕鑿了這個石質信物之後表明其政權已經涉及到西部草原。

西海郡虎符石櫃是在海晏縣縣城約一公里處的西海郡遺址出土的。

王莽根據古書有四海之說，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代的土地，名義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強制移民，解決西漢末年人口暴增，對關中、關東地區帶來的人口壓力。

據說王莽為了按古制湊夠四海，拿眾多金銀珠寶賄賂羌人讓其西遷，由此建立西海郡。

西海郡古城遺址目前保存完整，東西長650米，南北寬600米，城牆殘高達4米，四個城門址保存完好，城內還隱約可以看到隆起的牆垣所構成的三角形或長方形的小區。

由此推斷此工程相當浩大，主城之內還有設施，如太守府、西部都尉府、兵營等設施，當時來說應該熱鬧非凡。

為了緩解國內越來越尖銳的社會矛盾，王莽還多次發動與四夷的戰爭。

其本意是通過外部的戰爭增強國內的凝聚力，然而在具體實施中，這些戰爭不僅沒有起到凍結國內社會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強征暴斂更加激化了國內矛盾。

自然災害同樣加速著王莽失敗的步伐，此為位於河北省大名縣的王莽堤，是為防止災害而修築的。

實際上這是一條寬約40米，高約2米的堤基。

猶如一條長龍坐臥在大名縣境內，殘端連綿20公里，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漢代金堤遺址，如今在堤上還能發現當年的漢磚。

公元11年，正是在大名縣附近的黃河魏郡河段發生了決口改道。

黃河決口成災在漢代並不少見，但這次決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極為稠密的關東地區，大量耕地被毀。

公元22年各地農民相繼起義，天下潰畔，事窮技迫，王莽不得不廢除王田、奴婢、六筦之禁，即位以來不便於民的詔令也都廢除，這意味著改革的全盤崩潰，而王莽本人也將面臨最大的困境。

其在做大的文化運動，而且有內在的政治含義，真正的對他的理想有認同的，在很多地方就有所質疑，在沒有得到皇位的時候是禮賢下士，之後逐漸表現出驕橫。

他把事情做得太急迫，把很多政策在一個短時間內推出，這種政策之間互相有牴觸的地方就非常多，遇到阻力之後沒辦法解決，這就造成政策執行不下去，難以執行的政策就造成了更大的混亂。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來自於內部，以王莽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團的內部分化是對王莽最沉重的打擊。

在王莽代漢的過程中，劉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王莽做了皇帝後過於相信自己而疑心過重，對劉歆有了防備，棄之不用，由於王莽改革的全盤失敗，原先的聖人王莽幾乎成為全民公敵。

人心思漢，民間出現了很多劉姓將再次稱帝的說法。

這位與王莽有著共同理想的大經學家竟然參與廢除王莽的兵變。

公元23年七月，在兵變失敗後已經年過七十的劉歆自殺身亡，這件事震動了朝野，也給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擊。

一個有理想的人都是寂寞的，為什麼劉歆死以後王莽感到終日很潦倒，因為他連這樣一個知己都死了，本來和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實踐都很契合的一個知己最後也變成了一個反叛者，這對王莽的打擊是很大的，王莽到晚年政治理想破滅，政治實踐難以執行，他的孤獨和寂寞感是很強大的。

對王莽的重新評價是在現代歷史中大課題。

王莽對當時制度的徹底改變這中間有非常大的距離，因為徹底改變是一種斷裂，斷裂就會造成不可預期的不良後果。

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當時所要處理的問題多麼尖銳，如果你想從一張白紙開始，特別是漢代經過了沒那麼長時間的發展，存在著各方面的力量，那麼多積累的資源都不考慮了，就屬於急功近利，在這麼短的時間是很難維持下去的。

劉歆的年紀與王莽相仿，志同道合。

西漢末年當整個王朝都陷於腐敗墮落時，正是他們在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論基礎，力促王莽建立新朝。

然而在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得狀況下，劉歆進行了最徹底的背叛，這包括了數十年的情誼和共同的理想。

王莽從此深居宮中，讀書累了就几案而睡，他似乎預感到了自己的悲慘結局，他的理想無法與現實相結合，他的近乎夢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懸崖。

然而他並不甘心，他自以為是懷著救濟天下蒼生的儒家宏願的。

兢兢業業，事必躬親，即便有錯自己的本心無錯，他曾是那樣的深得民心，直到現在他仍然希望從古文經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給他重新來過的機會，但上天沒有再次眷顧他。

改革集團內部分裂加速政權的滅亡。

各地農民紛紛起義，逐漸形成赤眉、綠林兩股勢力最為強大的義軍，而更始軍的兵鋒正直指京師。

公元23年夏末戰火逼近長安，十月初二起義軍攻入宮門，大火蔓延。

《漢書》有紫色蛙聲，余分潤位，把王莽篡漢說成以紫奪朱，蛙聲大鳴。

此時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禮服，將自己的生命完全託付給了上天，王莽最終死於亂軍之中。

在農民起義的凱歌聲中，新朝政權宣告滅亡。

王莽之死使儒家們的理想從巔峰墜落，他們的政治實踐也戛然而止，好夢終究難以成真。

然而我們依然應該肯定王莽作為壯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國歷史中應有的地位，肯定他為克服西漢末年社會危機而改革的見識和勇氣，肯定他為實現儒家構想的理想社會而做的大膽嘗試。

我們還可以從斑駁的歷史記憶中，從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實踐中找到一些經驗，一些教訓，讓我們認識到改革必須切合實際，措施得當，貫徹有力，善始善終，會認識到改革的艱巨與困難，如此我們在歷史的教訓中汲取營養成就我們自己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