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實踐：王莽理想主義改制的失敗

王莽作為儒家一派的鉅子，代漢而立，創建一個龐大而嶄新的帝國，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與一般帝王相比，王莽有超越現實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負，他斬獲帝王的權力，目的是能夠把經學家學說付諸實踐，創建一個平等安寧、快樂理想的社會。

王莽做了皇帝以後，根據儒家的經義，開始了他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據《周禮》，將很多政府機構和官職改換名稱。

如果說，王莽的政治改革只是改朝換代的形式，那麼，他的經濟改革則比較全面而深刻。

新莽銅詔版，王莽統一度量衡的詔書九行

為消除西漢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等弊病，王莽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王田制」，類似於周代的井田制度，將全國土地國有化，不允許自由買賣。

土地國有後重新分配，沒有耕地的農民，由政府分給耕地。

具體規定是，一對夫婦耕地一百畝，不滿百畝的，由政府補足。

「王田制」本意無疑是善良的，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經濟秩序。

為了逐步實現人人平等，王莽開始禁止奴婢買賣，以此扼制奴婢數量的擴大，倡導平等，重建和諧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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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均六筦」政策也開始全面實施，這同樣是為了消除貧富差距。

五均，即政府控制物價，防止商人操縱市場。

王莽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城市設立五均官，由政府來控制物價上漲，防止商人操縱市場。

六筦，就是酒、鹽、鐵器由國家專營，由中央政府統一鑄幣，經營山上水中的資源國家要收稅，以及五均賒貸。

這項政策的目的當然是增加國家財政。

新莽嘉量

儘管王莽改制的政策都是直面社會現實問題，但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越來越多的無法解決的難題。

改制的軟弱和多變，不僅沒能解決已有的問題，反而帶來更多的矛盾。

隨著形勢的改變，王莽已漸漸由萬眾擁戴而變為萬眾背離。

由於王莽改革的全盤失敗，原先的聖人王莽幾乎已成全民公敵。

人心思漢，民間出現了很多劉姓將再次稱帝的說法，「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語無疑暗示著人們已將希望轉移到已經是新朝國師的劉歆身上。

劉歆早在建平元年（前 6 年）為了避哀帝劉欣的名諱而改名劉秀。

在種種暗示之下，這位與王莽有著共同理想的大經學家竟然參與了廢除王莽的兵變。

新朝地皇四年（23年）七月，大經學家劉歆因兵變事情敗露而自殺。

他是新朝的國師，號嘉新公。

劉向(左)與劉歆(右)父子

劉歆，字子駿，西漢末年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

他是沛人（今江蘇沛縣），西漢皇族，漢代古文經學的開創者，中國經學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曾與父親劉向同校皇家藏書，後來子承父業，匯集六藝群書，分類撰為《七略》。

這是中國第一部圖書目錄著作，在學術史上有很高的價值。

王莽和劉歆這兩個有遠大理想的人，也會把自己的理想添加到古文經學之中，作為一生追求的目標。

他們對西漢末年混亂的社會秩序、殘破的國家制度失望了，厭惡今文經糅雜百家和對政治的妥協。

於是他們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規劃了理想的政治藍圖。

劉歆是設計師，王莽是實踐者。

劉歆的死，對王莽打擊巨大，因為兩人有幾十年情誼。

此時的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從此終日借酒澆愁，幾乎不吃東西，讀書累了，就靠几案而睡。

改革集團內部分裂，加速了新莽政權的滅亡。

新朝地皇四年（23年），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混亂中為商人杜吳所殺，王莽的首級，懸於宛市之中，數十個軍士爭相分裂了王莽的屍體。

新朝滅亡後，王莽的頭顱被後來歷代皇室所收藏，直到晉惠帝元康五年（295 年），洛陽武庫遭大火，遂被焚毀。

決定王莽命運的昆陽大戰

王莽死了，經學家的理想從巔峰墜落，他們的政治實踐也戛然而止。

一個王朝如一個人的生命，誕生以後，終會有壽終正寢那一天。

西漢王朝即是如此。

與西漢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謂是早夭。

今天我們探討王莽的失敗原因，也許會有一些獨到的見解。

對王莽的失敗，史書上的評論大體相同，一般都歸結為改制無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漢等。

然而若綜合分析，應該說，王莽失敗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觀原因來說，王莽的失敗是一種必然。

西漢末年人口自然增長加速，帶來了大量社會剩餘勞動力，改變了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係。

結果是流民數量暴漲，社會生產生活秩序被嚴重破壞。

以前，在解釋王朝興廢原因時，我們過多強調階層的對立與矛盾，其實，在耕地面積基本固定，生產方式無革命性改變的情況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災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敗。

黃河在歷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時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國三年（11年）。

黃河在魏郡，即今河北臨漳縣西南決口改道。

黃河決口成災，在漢代並不少見，但這次決口形成了改道，顯示出這場水災的嚴重，而更嚴重的是，在人口極為稠密的關東地區，大量耕地被毀。

這給了王莽政權最致命的一擊。

禍不單行，與水災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災害。

新莽朝的農民起義，大多集中在黃泛區，自然災害愈重的年份，起義的聲浪也愈高。

就主觀原因來說，王莽代漢而立，其實是以王莽為中心的儒生集團的一場政治實踐。

作為儒生，王莽有與傳統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習慣把理想當作現實。

班固說「莽誦六藝，以文奸言」, 這句話的意思是，王莽誦讀六經，藉以包裝自己的謬論。

班固的評說是不對的。

王莽不過是把夢當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會的必要性，沒有顧及社會現實的可能性，所以，好夢難以成真。

其二，做事優柔寡斷，猶豫不決。

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難時，缺乏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撓的勇氣。

地皇三年（22年），各地農民相繼起義，「天下潰畔，事窮計迫」，王莽於是徹底廢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不便於民的詔令也都廢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滅亡。

因為「口惠而實不至」，所以「怨災及其人」。

其三，過於相信自己，而疑心過重。

在王莽代漢的過程中，劉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後，便對劉歆有了防範，棄之不用。

棄用劉歆，昭示著漢末儒生集團的分裂。

與秦始皇一樣，王莽是一個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親，很難容人、任人，也許過於勤勉，不善於用人，便很難做一個好皇帝。

新莽銅環權

就改革本身來說，通過對其具體政策措施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問題。

首先，改革的藍圖就有很大問題，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牴牾，難以統一。

漢代經學比較注重社會秩序，對國家與制度則重視不足。

這一傾向在古文經學中的表現更為明顯，王莽恰恰是古文經學的巨擘。

所以王莽改制的頂層設計，其根本目的是社會的整合，不是國家建設。

可是，事實上，整合混亂的社會秩序，必須以完善國家制度作為起點。

王莽的「王田制」，將全國土地國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

其意在於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經濟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這一善良政策註定會失敗。

原因很清楚，西漢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為官僚，他們充斥於各級政府之中，是土地國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這一措施必然引發官僚集團集體反彈。

結果，王莽既沒有能力兌現耕者有其田的承諾，又觸犯了官僚集團的特權利益，損害了自己的政權基礎。

王莽禁止奴婢買賣，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數量的擴大，倡導平等，重建和諧社會秩序。

但這項措施卻上下不得人心。

禁止奴婢買賣，必然危及官僚、豪強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無路可走的平民斷絕了一條賣身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從內容看，如果能夠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但是由於缺乏官僚集團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這樣，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集團。

王莽的改革過急過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國推行。

為了保證改制落實，還輔助以嚴刑酷法。

這種不經過試驗，不顧各地具體情況的改革，結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發更多的社會混亂，改革的結果與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此外，新莽時期，還多次發動與周邊民族的戰爭，這些戰爭，沒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緩解國內社會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強征暴斂，更加激化了國內矛盾。

山西王莽嶺

王莽改制失敗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實踐中失敗了。

但是，我們應該肯定，王莽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應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們還可以從斑駁的歷史記憶中，從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實踐中，得到一些經驗、一些教訓。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孫曉

我們不同意用班固等傳統史學家所謂的「王莽篡漢」來概括這段歷史，就如同我們不同意正義或正統必須用鮮血換來一樣。

我們不懷疑王莽代漢有他個人的主觀訴求，但也應該看到 , 他所處的衰敗時代，需要革故鼎新 ; 他所代表的儒生隊伍，需要新的政治實踐 ; 他那個社會的人民，也渴望聖人的誕生。

讀《漢書• 王莽傳》，我們可以看到班固在評判王莽時的躊躇與猶豫，他甚至隱約假設，若是王莽一直像在成、哀之際那樣，「勤勞國家，直道而行」，一定會成為經學所稱頌的賢相名臣，百世流芳。

我們無法推測王莽心路的變化。

我們只是相信，有理想的人都是很自信的，但是，當他把自信當作能力的時候，就有些勉為其難了。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