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的發言震驚了全場，連毛主席都感到意外

王稼祥的發言震驚了全場，連毛澤東都感到意外。

在會前，毛澤東認為王稼祥能夠不反對自己就算不錯了，萬萬沒想到他還會幫著自己說話。

這標誌著王稼祥開始拒絕盲從以王明為首的「左」傾中央，開始勇敢地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在政治上已有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眾所周知，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及以後都是毛澤東的積極追隨者，然而，早在1930年他剛從蘇聯回國的時候，卻曾與王明等一些自命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人一樣，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

王稼祥是在革命實踐過程中，逐步認識到馬列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始從「左」傾轉向反「左」傾，並最終在遵義會議上完成這一重大思想轉變的。

初回祖國，堅持信念卻陷入教條

王稼祥曾經和王明一樣，是一位教條主義者。

中共早期有一個「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故事，這一說法是中山大學學生余篤叄為了挖苦王明及其追隨者而提出的，因為王明一直自稱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

當時，王稼祥就是這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

不過，與其他人不同的是，王稼祥並沒有那種根深蒂固的宗派主義思想，也從來不覺得自己去莫斯科留過學就高人一等。

但是，由於一直在蘇聯接受馬列主義教育，沒有進行過中國革命的實踐，再加上和王明是同窗兼好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教條主義的影響，並在回國後將這種影響帶到了工作中去。

王稼祥自己曾說過：「我們這一批人的特點就是大家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國內沒有參加過什麼實際鬥爭，根本談不上同工農相結合。

而在蘇聯讀了幾年書，於是乎自以為學到了馬列主義，驕傲得不得了，而又被共產國際東方部所器重，這就是教條主義宗派在莫斯科形成的開始。

」

1930年2月，王稼祥在共產國際的安排下，結束了在莫斯科的學習和工作，繞道巴黎返回祖國。

王稼祥一回國，就遇上了王明與李立三的權力鬥爭。

由於不了解國內形勢，再加上書生氣太重，王稼祥捲入了這場政治鬥爭，並有意無意地成了王明的「同夥」。

同年7月9日，王稼祥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對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正面提出意見，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被調離中央機關，安排去香港擔任黨報記者。

王稼祥基於黨的組織性紀律性，服從安排去了香港，但仍然沒有停止對李立三的批判，先後在《實話》上發表了《中國革命中的兩條政治路線———共產國際的路線與李立三的路線》、《我們需要布爾什維克的轉變》、《立三路線與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李立三主義與武裝暴動》等文章，從政治路線、武裝暴動等方面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

客觀地說，王稼祥批判李立三是正確的，但其本身的思想卻也存在問題。

比如他在《中國革命中的兩條政治路線———共產國際的路線與李立三的路線》一文中，提出共產國際的路線是「唯一的正確的路線」，將共產國際的指示絕對化、神聖化，又說李立三的觀點、做法「雖然用『左』傾的空談遮蓋著消極，實質上亦是機會主義，如像托洛茨基主義一樣」。

這些觀點與王明的觀點不謀而合，這就難怪有人將王稼祥歸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了。

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

這次會議集中討論了「立三路線」問題。

王稼祥在會上提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後，經過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在黨內的錯誤領導，直至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對立三路線採取「調和主義」的立場，這一黨的歷史有必要認真研究，總結教訓，以促進黨的「布爾什維克化」。

此外，在「立三路線」的性質問題上，王稼祥反覆強調右傾是黨內的主要危險。

可見，當時將「立三路線」當作右傾來反，結果越反越「左」，王稼祥也是有一定責任的。

進入蘇區，思想在徘徊中向前發展

儘管王稼祥在理論上支持了王明的行動，並因此受到重用，但他本質上並不是一個看重名利的人，他反對李立三，並不是為了給王明搖旗吶喊，也不是為了個人榮辱，只是認為批判「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正確立場。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稼祥越來越感到自己的革命實踐經驗太少，迫切想去根據地，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鍛鍊自己，於是向組織提出申請，要求前往鬥爭第一線。

正巧王明也在擔心四中全會的精神在蘇區得不到有效貫徹，因此便派王稼祥和任弼時、顧作霖一起組成中央代表團，去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王稼祥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參加了1931年4月17日在青塘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會議，並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會議主要討論如何進行第二次反「圍剿」，決定堅決回擊敵人，但在怎樣打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

毛澤東、朱德提出，應「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殲滅敵人；但大多數同志則認為，敵人力量太強，應該「分兵退敵」。

雙方爭執不下，於是決定第二天召開擴大會議，讓各軍軍長、政委、參謀長及政治部主任也參加會議。

結果，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耐心地說服了所有人，最終決定採納毛澤東的意見，集中兵力，先打弱敵。

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上，受到很大啟發，認為毛澤東、朱德等人開創了井岡山根據地並將其發展為中央根據地，具有重大的實戰意義，在作戰方針上的認識也很有見地，尤其對毛澤東的武裝鬥爭經驗和軍事指揮才能更是由衷地欽佩。

在會議間隙，他主動找到毛澤東，想在會議結束後專門向他請教，毛澤東欣然應允。

會議結束後不久，王稼祥便被請到毛澤東的住處，兩人徹夜長談，從各自的經歷談到對馬列著作的理解，從莫斯科的學習生活談到中國的農民運動，從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談到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從對四中全會精神的理解談到反「圍剿」的作戰方針。

最後，談到高興處，毛澤東揮筆寫下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游擊戰里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並將其送給王稼祥，另外還送給了他一些根據地的文件資料。

等二人結束談話時，起床號已經吹響了。

與毛澤東的這次談話，王稼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發現中國土生土長的革命家已經創造出了一條中國自己的行之有效的革命道路。

王稼祥在其回憶錄中曾記敘道：「相見了幾次面，他就給我留下了一個這樣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是不同的，有其獨特的地方，雖然我當時還掌握不住這些獨特的地方，只是覺得他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有力並具有說服力。

」

當時，王稼祥的軍事思想已經越來越接近中國革命的實際，但在政治路線上仍然沒有走出「左」的影響。

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後，在肅反問題上是執行中央決定的。

例如，在富田事變問題上，他堅持認為「贛西南的AB團確是反革命組織」。

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動」。

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隨之也作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要求「加緊肅反工作，採取一切手段，向AB團堅決進攻，糾正過去放鬆反AB團的嚴重錯誤」，從而導致了肅反嚴重擴大化。

當時，王稼祥正兼任蘇區中央局保衛處處長，主管肅反的日常工作，對此應負主要責任。

後來，王稼祥在《我的履歷》中寫道：「在我代理鄧發任保衛局局長，短短的9個月中就又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主要的原因，肅反不是依靠群眾，而是依靠口供，而對於口供，則又犯了逼、供、信。

」1931年11月1日，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王稼祥負責起草了《政治決議案》。

該《決議案》盲目照抄照搬王明的論斷，把中央蘇區的一些正確做法說成是錯誤的，把毛澤東注重實際調查、反對教條主義的主張，說成是「否認理論否認政治的狹義的經驗論的落後思想」，並強調：「黨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必須發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

這說明王稼祥仍然深受教條主義的影響。

挺身而出，成為支持毛澤東的第一人

儘管王稼祥批判毛澤東的「經驗論的落後思想」，但他的觀點也在悄悄地起著變化。

事實勝於雄辯，在中央蘇區，他看到凡是按照毛澤東的主張去辦的，總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辦的，就往往適得其反。

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並在政治和軍事觀點上越來越傾向於毛澤東。

毛澤東對王明中央的瞎指揮根本不屑一顧，蘇區中央局命他與國民黨軍主力決戰，他不同意；蘇區中央局制定的計劃，他要求改變。

毛澤東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你這樣瞎指揮是對革命的不負責，是對所有紅軍戰士生命的不負責，我要是遵從你的這種做法，就同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然而，這一系列做法卻導致了中央局對毛澤東的極度不滿。

1932年10月初，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江西寧都舉行，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

現存的《蘇區中央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中寫道：「會議中批評了澤東同志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

」毛澤東據理力爭，又被指責為「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

為此，中央局要求將他從前方調離，撤銷其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讓其專做政府工作去。

這時，王稼祥作了出人意料的發言，他說：「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

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東西。

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

紅軍和蘇區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局面，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因此，我認為毛澤東同志仍然應該留在前線，繼續指揮紅軍作戰。

即將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正需要毛澤東這樣的指揮者與領導人。

總之，我的意見是：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王稼祥的發言震驚了全場，連毛澤東都感到意外。

在會前，毛澤東認為王稼祥能夠不反對自己就算不錯了，萬萬沒想到他還會幫著自己說話。

這標誌著王稼祥開始拒絕盲從以王明為首的「左」傾中央，開始勇敢地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在政治上已有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後來，胡 耀邦評價在這次會議上的王稼祥時曾說：「當1932年錯誤路線決定解除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權時，他是積極反對者之一。

可以說，那時他就同王明路線劃清界限了。

」

接著王稼祥說：「眾所周知，我與毛澤東同志並非故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我不贊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澤東同志的主張，相信不會被人認為是搞什麼『小團體』或『宗派主義』。

因此我請大家撇開個人意氣和人事糾紛，鄭重考慮我的意見。

」

然而，在當時「左」傾思想占上風的中央，是不會有人鄭重考慮王稼祥的意見的，1932年10月12日，中革軍委仍通令，免去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責成他回後方主持政府工作。

三人同行，欣然接受毛澤東的主張

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在德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和博古的縱容下，遭到嚴重失敗。

對此，王稼祥氣憤地指責說：「像李德這樣指揮紅軍，哪能不打敗仗！」據吳黎平回憶：「第五次反『圍剿』時，特別在廣昌戰役之後，稼祥同志公開表示了對『左』的教條主義軍事指揮的不滿。

」

廣昌戰役失敗後，紅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而博古、李德仍冥頑不化地推行他們那一套教條主義的軍事路線，最終導致紅軍節節敗退，不得不進行萬里長征。

長征開始時，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軍團之中，這是博古的主意，他已看出王稼祥和張聞天對毛澤東的主張持同情和支持態度，所以故意不讓他們湊在一起，甚至不讓他們呆在軍委縱隊，以使其不能參加中央決策。

毛澤東立即對這種安排提出了反對。

為了挽救革命，毛澤東必須貫徹自己的正確主張；但要貫徹自己的主張，必須獲得人們的支持。

王稼祥和張聞天雖已對毛澤東的想法有過了解，但那也只是感覺到他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確的，談不上對其思想有了系統地了解。

毛澤東認為，這次如果能夠三人同行，便是一個向王和張宣傳自己主張的大好機會。

經過努力爭取，博古破例「開恩」，讓他們走在了一起。

一路上，三人幾乎形影不離，連晚上宿營都在一起。

毛澤東不停地向兩人講解自己的軍事思想，即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割據，最終奪取政權。

王稼祥、張聞天則一直認真地聽著，越來越覺得毛澤東是一位不同凡響的人物。

過去，他們不相信窮山溝里也能出馬列主義，現在，他們發現真正將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的人就在這窮山溝里。

不久，李德發現三人接觸甚密，想從中阻撓，於是找來王稼祥、張聞天，說：「你們兩人都是從蘇聯回來，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

」但此時這二人對他已不屑一顧，他們甚至開始公開地與毛澤東一起活動。

當時，紅軍中有最高「三人團」，即李德、博古、周恩來，起著主要的領導作用。

這時，卻形成了另一個「三人團」———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

這個「三人團」，雖然沒有任何權力，但其將使中國革命歷史徹底改寫。

對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做法，王稼祥已是忍無可忍，他開始考慮如何將他們趕下台去，認為只有如此才能挽救中國革命。

為此，在長征路上召開的每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他都積極參加，並發表自己的觀點。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

」

1934年12月11日，紅一軍團二師五團攻占通道縣城。

次日，中央在這裡召開緊急會議，史稱「通道會議」，主要討論紅軍的去向問題。

李德仍然一味堅持紅軍主力北上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六軍團會合。

其實這正中蔣介石的下懷，他已在去湘西的路上布好口袋，等著紅軍往裡鑽。

毛澤東當即站出來反對，認為如果繼續按原計劃前往湘西，紅軍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只有西進，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才會有出路。

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都支持毛澤東的觀點，使毛澤東的建議獲得通過。

1934年12月14日，紅一軍團二師六團攻占貴州黎平。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黎平召開，史稱「黎平會議」。

經過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的極力爭取，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

」從而徹底否定了李德前往湘西的計劃。

從此，紅軍甩開國民黨的十幾萬大軍，西進貴州，開始由被動轉入主動。

關鍵一票，堅決支持毛澤東指揮紅軍

王稼祥看到李德表面上服從黎平會議的決定，但仍然不甘心放棄他的錯誤戰略計劃，感到十分憂慮，於是找到毛澤東，商量要把博古、李德「轟」下來。

毛澤東考慮到，畢竟追隨博古、李德的人還占多數，表示擔心。

但王稼祥很堅定，說到了遵義要開會，那時再把他們「轟」下來。

毛澤東說：「好啊，我很贊成，那要活動活動。

」王稼祥欣然應允。

首先，王稼祥找到了張聞天，張聞天對此建議深表贊同。

於是，他又找到了聶榮臻，聶榮臻說：「我完全贊成，我也有這個想法。

」接著，劉伯承、彭德懷、楊 尚昆、林彪……紛紛表示贊成王稼祥的提議。

最後，王稼祥又與張聞天商量，決定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

會議開始後，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作總結，片面強調敵強我弱等客觀因素，迴避自己在指揮方針上的錯誤。

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勇敢地承擔了自己所應負的責任，與博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接下來，在張聞天發表講話後，毛澤東開始發言。

他不僅對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尖銳批評，更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

他滔滔不絕地講了近兩個小時，與會者都有茅塞頓開之感。

王稼祥在聽完毛澤東的講話後，更加堅定了支持毛澤東的信念。

他旗幟鮮明地表示贊成毛澤東的發言和張聞天的「反報告」，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議應當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

對此，有學者評價說：「王稼祥作為從王明、博古『左』的陣營中走出來的人，能夠如此堅定地支持毛澤東，這本身就說明了王明『左』傾路線的破產。

」事後，毛澤東非常感激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上的支持，稱之為「關鍵的一票」。

他常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

遵義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並確定了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為成員的新「三人團」。

從此，中國革命的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