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歷史結論不容否認

遵義會議與毛澤東領導地位確立的關係問題,是我們黨史中的一個重大問題。

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一貫的,認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也並無多大爭議。

但是,近些年來,也有人提出: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理由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並沒有馬上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黨的「總負責人」是張聞天。

對黨史上的任何一個問題,都可以作學術探討。

但是要看到,也確實存在藉此否定毛澤東、否定黨的歷史,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不良用心。

我想,這次研討會安排我就這個問題作一個發言,意在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認識。

事實從來都是最好的老師。

我的發言,還是從重溫歷史開始。

一是重溫我們黨自遵義會議以來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二是重溫當年遵義會議的親歷者對這個問題的敘說；三是在重溫歷史基礎上簡要談談我的幾點看法。

一、黨的文獻對這個問題的論述。

目前,我查到的最早涉及遵義會議與毛澤東領導地位確立關係的文獻,是1943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給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的《中央關於學習lt;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gt;一文的指示》。

在這個《指示》中有這麼一句話:「要使幹部及黨員明白,自遵義會議以來,九年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一切對於這個路線的誣衊都是錯誤的。

」這句話,實際上表明了: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而且是「為首的」。

這種觀點,在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得到確認。

《決議》有一段話專門論述遵義會議,指出: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

」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同於一般的文獻,它是我們黨對黨內若干歷史問題作出的第一個決議,是正式的結論。

新中國成立後,在遵義會議與毛澤東領導地位確立的問題上,都遵循第一個《歷史決議》的精神。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

胡繩主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是這麼說的:「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

1991年7月1日,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撥正了革命的航船。

」

1996年10月,江澤民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長征途中,我們黨舉行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

」

2006年10月,胡錦濤同志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講了兩個「確立」,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

」

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今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有兩處談到遵義會議與毛澤東領導地位確立的關係。

一處是談到遵義會議時說:「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一處是總結紅軍長征時說:「長征的勝利是在遵義會議後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的。

」

通過以上對黨的重要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到:黨中央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一重要事實,自遵義會議以來,儘管各個歷史時期的表述有所差異,但基本精神和基本結論是一貫的,從未改變。

二、遵義會議親歷者對這個問題的敘說。

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張聞天等,都是遵義會議以及長征的親歷者,他們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有親身認知和感受,在很多場合談到這個問題。

這裡,擇其要作些摘錄引證。

周恩來多次談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1960年7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委書記會議上作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的報告時說:「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在我們黨內形成了一個新的局面」,原因是「這個時期(1935-1943年),中國黨由毛澤東同志當家了。

」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談黨的歷史教訓時,對這個問題談得最集中、最透徹。

他說:在長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

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

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

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折點。

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真正取得了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的主旨是糾正軍事路線錯誤,因為當時是在驚濤駭浪中作戰,軍事路線最緊迫。

經過多次挫折,到了遵義只有三萬多人。

這麼大的損失!這個嚴重的錯誤是血的教訓。

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

事實證明,在千軍萬馬中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

鄧小平更是多次談到「從遵義會議開始,我們黨樹立了以毛主席為中心的領導。

」 1965年6月,鄧小平說:「到了遵義,王明、博古路線不能繼續下去了,怎麼辦?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才開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

」雖然「長徵結束以後,毛澤東同志還沒有當總書記」,但是「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

」

負責給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的陳雲也多次談及遵義會議對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問題。

1935年10月,陳雲給共產國際匯報時說:遵義會議,「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

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

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1977年9月,陳雲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實際上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1982年12月28日,陳雲就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有關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是否被增補為書記處書記、遵義會議前後中央是否設有總書記職務等問題作書面答覆時指出:「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增補為書記處書記也好,說他被增補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而不表明當時中央正式設有書記處和常委。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遵義會議後一段時間內在黨內「總負責」的張聞天的回憶。

1941年1月,張聞天在他自己寫的《自我小傳》中說到:「遵義會議前至遵義會議,我同毛澤東、王稼祥同志等在一起反對了中央內部另一部分同志(以博古同志為首)的錯誤領導,並取得了勝利。

此後,我即在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央內工作,直到如今。

」1943年12月張聞天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

除上述會議親歷者外,還有許多長征中擔任高級指揮員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回憶也談到這個問題。

比如,王首道在紀念長征勝利50周年時回憶說:張聞天同志把遵義會議前長征途中的這段經歷,稱作是「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打下了物質基礎」。

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遵義會議後不久,我們知道了會議開得非常成功。

王稼祥同志在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他說,博古和李德必須讓位,由毛澤東同志來指揮紅軍。

以上回憶表明,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這段歷史親歷者的一個共識。

三、我對這個問題的幾點看法。

通過黨的重要文獻和親歷者回憶的梳理,對遵義會議與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問題,至少可以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作出的歷史結論是一以貫之的,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我們應該毫不動搖地堅持。

我們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主要是指毛澤東在中央決策層所起的實際作用。

以下幾方面的事實表明,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中央決策層所起的作用是最主要和最關鍵的。

一是,當時,黨和紅軍的領導,最中心、最主要的是軍事領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能夠被增補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央決策核心,就是因為他具有他人無可比擬、無可替代的軍事領導才能。

遵義會議是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召開的,紅軍急需扭轉和擺脫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被動挨打、一敗再敗的絕境。

這也是遵義會議為什麼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的原因所在。

毛澤東本來是被「左」傾路線排擠、打擊的對象,能夠增補他為政治局常委,這背後實際上是對毛澤東軍事路線的認同。

因此才有會議對「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的集中批判,對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及其戰略戰術的重新肯定。

廣大紅軍指戰員強烈要求毛澤東來指揮紅軍,是因為他們過去曾經在毛澤東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導下,取得過輝煌的勝利。

二是,在常委分工中,毛澤東雖然處於「為周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的位置,但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紅軍的行動和作戰指揮,主要是根據毛澤東的意圖來部署的,毛澤東實際上起到了主要決策人的作用。

當時擔任中央秘書長跟隨在毛澤東身邊的鄧小平曾指出:「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

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

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行軍的行動。

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

儘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三是,中央紅軍能夠轉危為安,取得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主要歸功於毛澤東的領導和指揮。

在毛澤東被排擠在中央決策核心之外時,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遵義會議,中央紅軍一路被動挨打,幾乎陷於絕境。

自從毛澤東進入中央決策核心,從1935年1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裡,中央紅軍迅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這一勝利,是在改換了中央軍事領導、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之後取得的,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主要領導作用。

以上三個方面,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

第二,對毛澤東當時沒有擔任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職務要作歷史分析,不能因此而簡單否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一事實。

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後,中央政治局常委為5人,即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雲。

會議明確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不久,又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作為黨內「總負責人」。

這就是說,當時黨內軍事上的最高指揮者是周恩來,政治上的「總負責人」則是張聞天。

這也確實是事實。

有人提出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正是以此為理由。

毛澤東當時沒有擔任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職務,怎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呢?這種質疑,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其實不然。

這其中,實際上存在一個如何看待毛澤東當時為什麼沒有擔任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的問題。

首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主要是根據毛澤東在中央決策層中所起的實際作用而不是根據組織形式來判斷的。

在組織形式上沒有擔任黨和紅軍最高領導職務,不妨礙毛澤東在中央決策層中發揮主要作用。

遵義會議後,張聞天雖然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在中央決策層發揮的作用顯然不能同毛澤東相比。

其次,對毛澤東當時沒能擔任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職務,要作歷史的具體分析。

一是要看到,當時,毛澤東在紅軍指戰員中事實上已經成為黨和紅軍最高領導的首要人選。

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就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後的行動,得到多數人的擁護。

遵義會議後,很多同志包括周恩來都提出,要毛澤東接替博古。

是毛澤東自己主動提出讓張聞天來接替。

這一點,有很多親歷者的回憶。

楊尚昆回憶說:「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

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

」周恩來回憶說:「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

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

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

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

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

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

」

二是要看到,毛澤東不擔任黨和紅軍最高領導職務,有毛澤東自己的深層考慮和良苦用心。

這種考慮和用心,當時很多同志都體會到了。

陳雲在回憶長征時曾說:「遵義會議後決定讓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毛主席的策略。

」策略是什麼呢?周恩來、鄧小平、張聞天都有談到。

周恩來說:毛主席說服大家,硬是讓洛甫做黨的負責人,「這樣比較自然,便於集中力量取得勝利,減少阻力。

」「毛主席的辦法是採取逐步的改正,先從軍事路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的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最後是逃跑主義。

這樣就容易說服人。

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

比如『左』傾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肅反擴大化,攻打大城市。

那些都不說,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

」鄧小平說:「當時,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上採取了正確的方針,只是提出軍事路線的錯誤,還不提政治路線錯誤。

毛澤東同志在那時候沒有當總書記,博古的總書記當然當不成了,但還是由曾經站在王明路線一邊的洛甫當總書記。

為什麼這樣呢?就是要把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

毛澤東同志正確處理黨內問題的政策,使大家團結起來了,渡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完成了長征。

」 張聞天自己說:「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

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

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

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

」

毛澤東推舉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更為主要的考慮是,在毛澤東看來,以過去支持過錯誤路線、後來醒悟過來的人來反對錯誤路線、執行正確路線,更有說服力,可以教育更多的人,可以少翻「筋斗」。

1945年5月24日, 毛澤東七大上作《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的報告時,把這種做法當作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加以闡述。

他說:我們黨也有另一方面的經驗。

從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到現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這十個年頭之內的中央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中央委員會主要的成員,絕大多數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就是翻筋斗的兩次全會選舉的。

六中全會也選了三位。

恰恰在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點,亂子鬧得少了一點,我們的工作還算有進步。

這一條經驗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條很重要的經驗。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就是積極擁護四中全會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出來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他們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這條「左」傾路線。

現在把這個帳掛在我身上,我要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還舉六屆六中全會的例子,說:六屆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面不會有這樣大。

參加六中全會的是一些什麼人呢?還不就是這麼一批人。

沒有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對這條路線的贊助和擁護,六中全會就不可能糾正右傾投降傾向。

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願意同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

最近十年,我們採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

以上,把毛澤東當時為什麼自己不擔任而推舉張聞天作為黨的「總負責人」考慮和用心,說得非常明白了。

第三,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從實際發揮主要領導作用到組織形式的體現和確認,確實經歷了一個過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一事實。

遵義會議是標誌,要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從軍事領導來說,毛澤東從實際上的領導者到組織形式的確認,確實經過了一個過程。

遵義會議及其遵義會議後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在名義上並沒有馬上成為黨的最高軍事領導人,在組織形式上成為黨的軍事最高領導人,是在1935年10月。

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常委新的分工,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周恩來負責中央組織局和後方軍事工作。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軍事方面,成立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在黨的工作方面,成立組織局,由周恩來負責。

會議還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

至此,毛澤東作為黨的最高軍事領導人,在組織形式上得到確認。

至於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則更要晚一點。

即使在1938年10月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的意見,張聞天也主動把工作向毛澤東移交,但毛澤東也並沒有急於對中央領導層進行調整。

因為名義上是不是最高領導人,不會影響毛澤東實際上主持中央工作。

直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擔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組織上和體制上得到確認。

以上過程也充分說明,名義和形式並不妨礙毛澤東在中央決策層中起主要領導作用。

因此,也就不能以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名義上沒有成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來否認遵義會議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這一基本事實。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還應當從遵義會議的標誌性來理解,它是黨和紅軍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標誌。

就像我們看待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意義一樣,這個偉大轉折也不是說就在遵義會議上實現的,而是一系列會議促成的,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遵義會議前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作了重要準備；遵義會議後召開的「雞鳴三省」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等一系列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但是,遵義會議是實現轉折的系列會議中具有標誌性的會議,是轉折點。

對於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同樣是標誌性的轉折點。

以這樣的視野來觀照,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的歷史結論,是科學的。

(注:大會發言時,一、二部分省略,重點說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