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他力挺毛主席出山,投了最關鍵的一票,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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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由於博古、李德以卵擊石的「胡鬧」,使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重大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
這時,毛澤東受到排擠,成了「靠邊站」,王稼祥也因被敵機炸傷在養傷。
博古在研究人員轉移名單時,說毛澤東患惡性瘧疾身體不好,應該留下恢復。
王稼祥作為重傷員也要留下養傷。
幾位中央領導不同意,說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絕對不能留下。
毛澤東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立即找到中央,說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須隨軍一起行動。
博古看到毛澤東等人的堅決態度只能同意他倆都隨軍轉移。
王稼祥事後了解到這些情況,為毛澤東在關鍵時刻這樣關懷和幫助自己而深深感激。
10月11日,軍委發布命令,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編在一縱隊所屬的中央隊,進行轉移。
這時候的毛澤東雖然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卻只有空名一個,在中央沒有發言權。
轉移途中的一個夜晚,毛澤東來到王稼祥休息的地方,兩人一番促膝相談。
王稼祥問毛澤東道:「澤東同志,請教你一下,你對當前局勢怎麼看?」
毛澤東沒有回答,卻反問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王稼祥十分凝重地說:「再讓李德他們這樣指揮下去,可不得了!」
毛澤東問:「那麼依你之見,該如何擺脫面臨的困境呢?」
王稼祥說:「我正在考慮,這樣敗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請教你。
」
毛澤東稍稍考慮,說:「那我就先談談自己的看法,然後再聽聽你的高見。
」毛澤東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和前四次反「圍剿」的獲勝進行了比較,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又指出當下我軍行動方向、轉移路線存在的巨大隱患。
毛澤東的一番切合實際實事求是的談話讓王稼祥醍醐灌頂。
這之後,兩人又有一次更深入的詳談。
毛澤東指出了博古本來就不會帶兵,李德軍事學識是書本上來的根本不實用。
蔣介石已經布置好了一個大口袋等著我們去鑽。
我們可以改變路線,折向貴州不去湘西,讓蔣介石撲空。
王稼祥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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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先找了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他自己的觀點。
張聞天聽了,明確表示支持。
這樣,他們三人先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必須改變紅軍的前進方向和路線,不能讓博古和李德再這樣指揮下去。
王稼祥又找了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對他說,「根據當前情況,必須撤掉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最好由毛澤東同志重新出來統帥部隊。
」聶榮臻表示完全贊成。
毛澤東也單獨和周恩來、朱德進行了談話,說了自己的觀點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於是,毛澤東向中央提出,部隊應立即改向貴州前進,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會議討論了毛澤東的建議。
李德等人極力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方案。
但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和張聞天、聶榮臻等同志表示支持,會議決定採納毛澤東提出的行動方針。
李德氣得暴跳如雷,但無濟於事。
紅軍堅決向西,一舉突破天險烏江,占領遵義,使敵人在湘西圍殲紅軍的計劃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一個改寫中國命運的會議即遵義會議召開。
博古先做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總結報告,他把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客觀方面。
周恩來、張聞天做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
毛澤東發言中,他用前四次反「圍剿」獲勝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作了全面的分析與強有力的批判。
會場上出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方針路線,一時十分緊張。
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站了起來,旗幟鮮明地表示,他完全贊成並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又嚴肅地批評了李德和博古軍事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失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王稼祥愈說愈激動,進一步說,軍委的一切工作都由李德個人所包辦,博古只聽他一個人的,集體領導已經不存在了。
他們還對下實行壓制,聽不進別人提出的正確意見。
這種惡劣的領導方式,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王稼祥最後說:事實證明,中國的紅軍和中國的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的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
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
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陳雲、李富春等也先後發言,批評「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
會議成了對博古、李德的批鬥會。
會議最後一天,作出了幾項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後來常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王偉 微信32875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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