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計並非三國諸葛亮的謀略計策

空城計並非三國諸葛亮的謀略計策

劉昌春

《三國演義》第95回描寫：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軍撤退安排，並親引五千軍到西城搬運糧草。

忽然飛報司馬懿率15萬大軍殺奔西城而來。

當時，諸葛亮身邊無一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隊，已分一半運糧草而去，城中僅剩二千五百軍士，戰、撤均不可能。

諸葛亮鎮靜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每一門僅用軍士20人，扮作百姓，洒掃街道。

諸葛亮本人則披鶴氅、戴綸巾，到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身邊僅有二小童，一捧寶劍，一執麈尾。

魏軍來到城下，皆不敢進。

司馬懿因諸葛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懷疑其有埋伏，立即下令退軍。

諸葛亮軍因此化險為夷。

《三國演義》是歷史小說而非史籍，它所描寫的諸葛亮「空城計」，並非史實。

那麼，歷史上「空城計」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三國時期確實有「空城計」。

諸葛亮所在的三國時期，史書明確記載的確發生了數次「空城計」。

據《三國志·吳書·黃蓋傳》記載：赤壁之戰後，「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黃)蓋領太守。

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余皆奔走，盡歸邑落。

」吳將黃蓋在武陵開城門拒敵之計與「空城計」所不同的是「賊半入，乃擊之」；但因其眾寡，「自以不敵，因開城門」又與「空城計」相類似。

據《三國志·蜀書·趙雲傳》注引《趙雲別傳》記載：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得知曹軍積蓄軍糧於北山下，遂命黃忠前往偷襲，以趙雲屯兵於側，策應黃忠。

黃忠過期未還，趙雲率數十騎出營迎視，正遇曹軍揚兵大出。

趙雲且戰且退，「公(曹操)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

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

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

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

據《三國志·吳書·朱桓傳》記載：吳黃武元年(222年)，魏將曹仁欲取濡須，卻佯說要攻羨溪。

吳濡須都督朱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裡間。

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

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

桓喻之日：『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

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

」曹仁以為朱桓沒有防備，盲目攻城，被打得大敗。

據《三國志·魏書·文聘傳》注引《魏略》記載：魏黃初七年(226年)，孫權領五萬眾圍文聘於石陽，時逢大雨，石陽城崩未治。

「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

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

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

』遂不敢攻而去。

」關於此次「空城計」，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與本傳「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

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

聘追擊破之」的記載有差異，故懷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可能是當時魏人的故事傳說，因而在引注這條資料後特別說明：「《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

諸葛亮「空城計"史載有分歧。

裴松之不僅對文聘「空城計」提出了疑義，他更對所引《蜀記》所載諸葛亮「空城計」提出了駁斥。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蜀記》「郭沖三事」載：(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

晉宣帝(司馬懿)率十二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

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

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

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莫知其計。

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

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

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

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

」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宣帝後知，深以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這段記載的。

他認為，考察史實，諸葛亮從來沒有在陽平關拒守魏軍，司馬懿也沒有到陽平關與諸葛亮交過戰。

諸葛亮初屯陽平關在蜀建興五年(227年)，那時司馬懿正以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而屯於宛城，兩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當無可能進行交兵。

司馬懿後來對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興八年與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進軍丹口，遇雨班師，雙方並未接觸；另兩次是諸葛亮最後二次北伐時，他在魏境的祁山與渭南相拒，足跡亦未至陽平關。

從情理分析，司馬懿既舉兵二十萬，又知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傳》明說：「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嘆己才用之不盡也。

」一向謹慎的諸葛亮尚不許魏延為「萬人別統」，陽平關又是他伐魏戰爭的重要基地，豈可能「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僅以輕弱自守。

尤其這番話是郭沖對司馬懿之子司馬駿說的，而「對子毀父，理所不容」，更何來司馬駿「慨然善沖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斷定：「此書舉引皆虛。

」[1]

不能說裴松之對諸葛亮「空城計」記載的駁斥沒有道理。

但是，裴松之既然將這條資料選輯於《三國志》注中，就不能說它完全沒有根據。

三國之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有關三國的許多史料、傳說被發掘出來，記載諸葛亮的資料相當豐富並且活躍。

南朝劉宋人裴松之注《三國志》時，對當時的「異聞」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紕繆顯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究竟是史實還是傳聞已經「判不能斷」[2]了。

這些情況既指整個三國史料而言，亦包括諸葛亮的資料在內。

既然那時就已經深感有些資料「判不能斷」，那麼裴松之的「駁斥」就僅是一家之言，對該資料採用選注，而不是淘汰的這一引注的事實，仍然表明了對該資料的重視；換句話說，即該資料所載之事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以裴松之對諸葛亮「空城計」資料的駁斥而言，以諸葛亮不讓魏延「萬人別統」證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軍，就顯得武斷了些。

因為，諸葛亮雖然因謹慎而不許魏延「萬人別統」去行「子午谷奇謀」，但卻是將魏延視為大將而讓其多次領軍出戰的，如建興八年遣魏延率軍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證。

所以，有關諸葛亮「空城計」的記載，寧可存疑而不宜斷然否定。

歷史上「空城計」並非都發生在三國。

廣為傳布諸葛亮「空城計」的是產生於元明時代的《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的創作者，之所以要繪聲繪色地描寫諸葛亮「空城計」，除了要「狀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歷史上諸多「空城計」的影響。

因為到此時，歷史上已經發生的空城計，除前舉三國時期的幾次空城計外，還有很多。

據《春秋經傳集解》卷三魯莊公二十八年記載：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秩之門。

」鄭示楚以閒暇，「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認為「鄭有人焉」，不敢進，等諸侯援軍一到，「楚師夜遁」。

據《晉書·劉琨傳》記載，西晉末懷帝永嘉年間(304年－313年)，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

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

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

據《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記載，南朝劉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後)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

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部下不解，以為是輕敵。

蕭承之說：「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

」「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據《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三記載，隋恭帝義寧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

(唐公李)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

」

據《舊唐書·張守珪傳》記載，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張守珪「領餘眾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賊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日：『彼眾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

』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

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

守璉縱兵擊敗之」。

據《十國春秋》卷七《周本傳》記載，五代吳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閩、楚、吳越將兵二萬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信州數匝。

信州刺史周本「命啟關，張虛幕於門外，召僚佐登城，數作樂宴飲。

飛矢雨集，略不為動。

吳越疑有伏兵，解圍去。

」

以上所舉，僅是《三國演義》成書前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空城計」。

它們為《三國演義》創作提供豐富材料，所以說「空城計」並非三國諸葛亮的謀略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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