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中的隆中究竟是指今天的南陽還是襄陽呢？

西漢時期，南陽和宛互指的情況已經多見於史書。

《漢書•貨殖傳第六十一》載有：「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

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

西漢另兩個富豪是巴寡婦清和蜀卓氏，巴和蜀均是西漢郡名，孔氏卻以郡治宛城替代郡名南陽，同句中又有「遷孔氏南陽」之語，所以，這個「宛孔氏」的宛和「遷孔氏南陽」的南陽實指一地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東漢班固撰的《漢書》在《地理志第八上》第一次在南陽郡下明確記載：「宛，故申伯國……莽曰南陽。

」《水經注》也說：「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

」《後漢書·志第十天文上》：「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

」

這些都說明西漢末年宛縣就被稱為過「南陽」 ，與此可以相互印證的還有同書《循吏傳第五十九》召信臣傳中：「（九江）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這裡的南陽無疑是指宛城，南陽城北獨山上原有三太守祠，祭祀的是西漢召信臣、東漢杜詩和晉杜預，可見在南陽（宛）立召信臣祠確有其事。

很明顯，西漢時宛、南陽已經同指一地，可以互見、代指了。

東漢時，將南陽郡等行政區劃名逐步演化為治所的現象更為普遍。

《後漢書·志第十》：「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音昂）、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

」

這裡使用的南陽很明顯都是指的宛城，況且同一事件在同書光武帝紀、劉玄列傳中使用的的確又都是宛城。

如《後漢書·劉玄傳》有「五月，伯升拔宛。

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等記載。

又如《後漢書·天文志》記載：「（延光）四年（125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

」

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紀中記載：「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還。

丁卯，幸葉，帝崩於乘輿，年三十二。

」類似南陽、宛城互用的記載在《後漢書》中還有很多。

同樣，南陽與宛城的名稱互用，在《三國志》本身也非常普遍。

如：《三國志·楊俊傳》中也多次出現「復在南陽」、「再守南陽」之句。

然其下文，又有「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之句。

這裡同一「傳」、同一人的「南陽」和「宛」顯然是指同一個地方。

與此相類同的是，時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國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吳書二》載：「(呂)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

蒙據江陵。

」《吳書九》：「後(關)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

……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

」另，《三國志》中多次提到的荊州也是多指當時的州治襄陽等地，而非荊州全境。

如諸葛亮《草廬對》所云，「荊州北據漢沔」。

這個「荊州」就是僅指荊州州治襄陽城，而非荊州全境。

因為漢水北岸的南陽郡亦屬荊州，如果《草廬對》的這個「荊州」是指荊州全境，那麼它能「北據漢沔」嗎？以此類推，魏晉時期南陽、南郡等郡名隨著區劃的變化，已逐步地與治所地混為一談了。

按「襄陽說」的觀點，隆中屬南陽郡就可以稱為「南陽」，這有史料根據嗎？東漢時樊城屬南陽郡，但樊城何時稱為過「南陽」？鄧縣屬南陽郡，鄧縣又何時稱為過「南陽」？

值得提出的是，在《後漢書》和《三國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標註的非常清楚，絕沒有含糊地用南陽、荊州、南郡等替代的記載。

如《漢晉春秋》記載延熹七年（164）「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陰、穰、舂陵、昆陽、葉等雖都是南陽郡的轄地，但絕沒有僅用南陽一詞替代的現象。

假設「襄陽說」的今隆中因屬南陽管轄，就可以在史書的表述中用南陽替代，南陽就是指隆中，那麼，我們可以嘗試將《後漢書》和《三國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換成所屬郡名，那麼，兩部史書豈不一塌糊塗。

所以，古代史學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嚴謹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

筆者也相信，在上述兩部史書中我們很難再找出一個用了「南陽」的地名，而經考證卻是不包括宛城在內的某地的事例，例如時屬南陽郡的樊城、鄧縣、新野，哪部史書里將這些南陽屬地稱為過南陽？或者自稱為南陽？更不用說當時漢水南岸的隆中了。

相反，對於現今「襄陽說」學者一致認為的諸葛亮「躬耕南陽」意指的「隆中」，習鑿齒以及盛弘之、鮑至、酈道元等均明確稱之為「隆中」，在「襄陽說」為諸葛亮「躬耕南陽意指隆中」所引用的史料中，從來沒有一個人說那個地方是「南陽」。

而是反覆說「襄陽西北十里許，名為隆中」，「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沔水又東逕隆中」，「西望隆中」等，最極端的也就是說了「亮家於南陽鄧縣」的附會之舉而已，應當明確，「於南陽鄧縣」並不就是南陽鄧縣，更不是將隆中等同於「南陽」，這一點「襄陽說」的學者必須搞清楚，不能含糊其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