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這裡是三國：諸葛亮舌戰群儒？那是演戲的設置！

對於《三國演義》中的「舌戰群儒」，人們的評價歷來頗高。

普遍認為《三國演義》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品，其中的「諸葛亮舌戰群儒」一回更是精品中的精品。

其中諸葛亮隻身隨魯肅過江，以其超人的膽識同東吳群儒展開舌戰，並以其滔滔辯才使對手一個個心服口服，最終說服了孫權，使吳蜀聯盟共抗曹操的局面得以形成。

那麼，歷史上真的有諸葛亮舌戰群儒這一史實嗎？

當時，時值劉備新敗，退守夏口，曹操大軍壓境，東吳上下主降之風日盛。

在此情勢下，諸葛亮欲以聯吳抗曹為手段，「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

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若北軍勝，則我乘勝以取江南可也。

」

諸葛亮舌戰的第一個對手是張昭。

他說：「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為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荊襄。

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

面對張昭的挖苦，諸葛亮不慌不忙：「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

」隨後他又道：「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

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

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

」

東吳第一謀士張昭自然不甘心如此失敗，於是接著又說：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

先生自比管、樂。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

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除害，剿滅亂賊。

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

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

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

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

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

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

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果然，諸葛亮聽罷，啞然而笑說：鵬飛萬里，其志豈群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沉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

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

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羸已極之時也。

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藉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

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

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

寡不敵眾，勝負乃其常事。

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

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

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

面對諸儒的詰難，諸葛亮神態自若，一一作答。

這段情節，雖然大的背景符合史實，其次，史書上並沒有所謂「舌戰群懦」的記載，《三國志諸葛亮傳》只記載了諸葛亮和孫權的對話，未及其他。

當然；諸葛亮既然到了東吳，總該與孫權的臣僚們有所接觸，少不了要互相交換意見，彼此進行論難的；但史書上既然沒有記載，我們也就不知其真相了。

《三國志平話》寫有諸葛亮在孫權面前駁斥張昭、昊危(按：史無其人)的內容，非常簡略，可以看做是「舌戰群懦」故事的雛形。

《演義》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增飾創作，場面宏大，出場人物眾多，稱得起是大手筆。

而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其中的一部分內容，既沒有真實性，又沒有合理性。

《演義》說在座的有二十餘人，有名有姓的有張昭、顧雍、虞翻、步騭、薛綜、陸繢、嚴睃、程德樞、張溫、駱統等十人，其中顧雍、張溫和駱統三個人沒有發言，發言的共有七個人。

我們對照史書，發現在這十個人中，至少虞翻、薛綜、程秉、嚴唆、張溫五個人是值得研究的。

就拿嚴睃來說，《三國志》中記載說：他是彭城哪人。

性情樸直純厚，好對人提出忠告，總想對人有所補益。

當時任騎都尉，從事中郎。

孫權稱帝後，曾任封衛，出使過蜀國，當時身為蜀國丞相的諸葛亮對他很友善。

從嚴睃的性格和修養，以及後來出使蜀國時諸葛亮對他很友善等情況來看，當時就是他在座，也不會對諸葛亮說出太尖刻的話。

而《演義》卻寫他在座上說：「孔明之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

」諸葛亮也回敬他「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等等，恐怕是不會符合事實的。

再說張溫，《顧雍傳》記載：顧雍任太常是吳黃武四年(公元225)，是諸葛亮到柴桑十七年以後的事。

諸葛亮到柴桑那年，張溫才十五六歲，還沒有出仕，怎能作為「群懦」之一坐在那裡呢?

可見，《三國演義》筆下的這一場唇槍舌劍，寫得相當精彩，充分表現了諸葛亮的智慧、口才和應變能力，但核之史實，卻是經不起推敲的。

可能是因為作者在虛構情節時，沒有以嚴謹的態度考證史實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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