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嘯龍吟》「虛君實相」，就真的能保蜀漢長治久安嗎？

在封建專制時代，皇帝壟斷國家權力，擁有用人行政的決策權和發號施令權。

宰相（各個時期名稱不一）是幕僚長，只有參議權和執行權。

即使幼主登基後重臣代攝皇權，也必須在其長大後歸政。

但是劉備託孤時，卻改變了這一傳統體制，即將政務決策權分離出來下放給丞相。

這次「虛君實相」的政體改革，為諸葛亮施展才幹、治國安邦提供了難得的平台，從而迅速扭轉了外有強敵、內生叛亂的危局，接著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南征北伐戰爭；而且以身作則，後繼得人，使蜀漢保持長治久安的局面近40年。

實踐證明，這次「政改」是成功的。

雖然在封建歷史上，只是曇花一現，還是值得回顧和探索。

千古良相諸葛亮

劉備破格授權

劉備於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遭到夷陵慘敗後，留駐在今奉節的白帝城，改名永安宮，憂憤成疾，第二年三月因病重急召諸葛亮攜二皇子來此託孤。

在此期間，他痛定思痛，不堪回首：三年前在漢中自立為王，登壇受拜，威風八面，信心十足；不料風雲變幻，如今雖居帝位，卻愁處邊城，內憂外患，前路茫茫。

益州也已殘破，孟達將上庸等三郡降魏，南方幾郡失去控制，漢嘉太守黃元扯旗造反。

手下又兵殘將缺，十幾萬勁旅，先失荊州去其小半，再燒連營所剩無幾；四大軍頭中，關、張被殺，黃、馬先後病亡。

思前想後，如何是好？於是發生了歷史上傳為美談的一幕：劉備在病榻上深情地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於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諸葛亮驚愕與感動交集，俯伏流涕說：「臣必竭股肱之力，效忠誠之節，繼之以死。

」劉備還詔命留守成都的劉禪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又面囑劉理：「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

這次託孤，可說是他們之間的交接班儀式。

劉備交了一個益州疲憊的爛攤子，壓了一付安國、滅魏的重擔子，發了一個授與軍國全權的印把子。

這個權無限大，包括可以自行廢立甚至取代；也無限期，可說是終身制。

前兩項還屬於一般託孤範疇，而第三項卻是打破常規的特例，並且是在曹家才篡了漢朝之後，就更加難能可貴，從而證明了他不愧為識時務、善補過的亂世英雄。

一、劉備翻了筋斗明了理。

他一生成敗的關鍵，就在於是否執行諸葛亮《隆中對》所提出的戰略，特別是聯孫制曹的方針，執行了就翻身崛起，十多年工夫，得了地跨荊益、漢中稱王的三分天下；違反了就連遭慘敗，在兩三年內，不僅錯失曹丕篡漢後的良機，使「兩路進兵，直取中原」的一統宏圖化為泡影；反而造成荊州人地兩失，益州元氣大喪的惡果。

而挽救當前危局，實現興漢安民目標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諸葛亮身上，形勢和任務決定了必須授與決策大權。

二、劉備一生重理想、講信義、輕權利。

典型事例有：劉琮降曹後，他不聽諸葛亮攻占襄陽奪回荊州主權的建議，在逃跑中兵敗當陽；帶兵入蜀時，不用龐統襲取益州可無用兵之勞的策略，耗於「三年內戰」；稱帝以後，放過曹魏篡漢的國讎，而拒和伐吳，先為關羽雪恨。

這樣，雖使事業受挫，但也感動和團結了一批忠臣義士，能夠緊密追隨終身不渝。

所以，他能夠放權。

三、劉禪雖有17歲，已夠執政年齡，但追求安樂，難當重任。

劉備除在遺詔中，用「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勿為，唯德與賢，可以服人」來進行正面教導外，又授與諸葛亮可以廢立和取代之權，以免他倚仗皇權，橫加干涉，甚至胡作非為，有害大局。

四、劉備同諸葛亮是政治理念相通的道義之交。

諸葛亮自比管樂，只想依附明主來治國安邦，並無做皇帝的野心。

在當前形勢下，也只有高舉興漢安民的大旗，才能與曹魏相對抗而取得成功。

而且當群臣反對伐吳時，他尊重皇權，明知不對，也不參與這一大合唱。

所以劉備相信他不會奪位，只是藉以表示自己的歉意和決心。

當然，劉備也會掌握分寸。

一是明確身份，希望諸葛亮念父子之情而愛心呵護，守君臣之義而忠誠輔佐。

二是留有餘地，萬一老大不才，還有老二和老三作替補。

三是配備副手，同受顧命的還有尚書令李嚴。

他是南陽人，在劉表部下當過郡縣官吏，以才幹著稱；劉琮降曹後投奔劉璋，先做成都令復有能名；防守綿竹時又投降劉備。

用此劉家「三朝元老」，希望可以起到協助和制衡的雙重作用。

樂不思蜀劉禪

劉禪甩手放權

劉禪是類似紈絝子弟的「帝二代」。

他胸無大志，貪圖享受，並非弱智，而是 「但為安樂故，權位皆可拋」，因此受用終身，在繼位後自然謹遵父皇遺命不敢有違。

《魏略》載有「政由葛氏，祭則寡人」的說法，表露了他的心聲和政治智慧。

這話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主權屬我，治權給你」，反正你的政績，就是我的紅利；無治國之勞，享國治之福，何樂而不為！反之，如若插手干預，壞了事受害的是自己，甚至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險。

因此，他趨利避害，願意做個安樂尊榮的甩手皇帝，給予諸葛亮以全力配合與支持。

一、加強諸葛亮的地位與權威。

稱他相父，封為武鄉（縣）侯，在原先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的基礎上，再加開府治事，領益州牧。

於是「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即把國家政務中心由宮中移到相府，以統一事權，減少層次，提高行政效率。

二、尊重諸葛亮的意見和決策。

派鄧芝使吳，重建抗魏聯盟一事非同小可。

此前劉備雖同意孫權再次求和，但只是停戰協議。

畢竟襲取荊州，是吳方背盟；大敗先帝，更是國恥父仇。

對這個180度的大轉變，他沒有提出異議。

後來孫權稱帝，又挑動了蜀漢以正統自居的情結，朝議引發了「絕其盟好」的呼聲。

他便派人去前線請諸葛亮定奪，按其「絕交將會兩面對敵，續約則北伐無東顧之憂，魏方不能用全力對我」的意見。

再派陳震使吳訂立共同伐魏、平分其土的《盟約》。

載在《吳主傳》的文本中，隻字未提兩國皇帝。

只說：「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複結盟，廣誠約誓，使東（吳）西（蜀）士民咸使聞之。

」

三、信任諸葛亮選拔的重要官員。

劉禪在亮臨終前派專人請指定其接班人，並在一年之內「三級跳」提拔蔣琬，先從丞相長史升為尚書令，接著假節、封侯、大將軍、錄尚書事、領益州剌史，再加大司馬、開府治事。

同時用費禕作他的副手，琬死後由禕繼任。

劉禪也都授與大權，「雖自身在外（前線督師），慶賞刑威，皆遙先咨斷，然後乃行。

」他們也「咸承亮之遺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

」還有擔任侍中的董允，能「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後來又兼住尚書令，為費禕副手。

蜀人合稱為「四相」。

在其先後去世後，劉禪自己主政，任性而為，寵信陳祗和黃晧才導致蜀漢走下坡路直至263年亡國。

四、維護諸葛亮的榮譽，厚待他的親屬。

劉禪在亮逝世後，素服發哀三日，追諡為忠武侯，舉國震悼。

有個不識時務的官員李邈，卻上書說「亮身仗強兵，狼顧虎視，臣嘗危之；今亮殞滅，蓋宗族得全，大小當慶。

」劉禪大怒誅之。

諸葛亮的嗣子諸葛喬，官拜駙馬都尉，北伐時與諸將子弟一道領兵轉運糧草，在首次北伐時殉職。

諸葛瞻年十七尚公主，後來做到衛將軍，與董厥並錄尚書事，蜀亡時與子諸葛尚一起殉國。

亮弟諸葛均也被任為長水校尉。

但是劉禪也堅守他的底線，即維護皇家獨一無二的崇高地位。

諸葛亮初亡，所在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所限不准。

百姓就因時節私祭於巷陌之上。

有人建議可立廟於成都，劉禪又不從。

直到有人上疏說：「若盡順民心，則濫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之所以惟疑也。

宜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以時祭祀。

」於是立即同意。

可見他堅守的是政治原則，並非發泄對諸葛亮不滿的感情問題。

但後來成都「武侯祠」還是取代前面的「漢昭烈廟」，而聞名於世。

張繼寫詩詠嘆：「門額大書昭烈廟，世人都道武侯祠。

由來名位輸勛烈，丞相功高百代思」。

諸葛亮

諸葛亮善於掌權

諸葛亮再次奉命於危難之間，感知遇之恩以忠誠相報，實踐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諾言，也展現了德才兼備、文武兼資的品格，將皇權與相權完美結合，共創雙贏，從而為此次政體改革的成功起了決定性作用。

具體表現在「守本份，不謀私，會用權」三個方面。

一、尊重劉禪，謹守臣節。

他對重大問題一定請示報告，經劉禪同意發令施行。

由他寫成並同載於《諸葛亮集》的兩份文件就是例證。

《出師表》是他出發前的報告，用「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忠陛下之職分也」以表示此行的目的，又用「光先帝之遺德」來勸導劉禪，然後報告對後方留守事宜的全面安排。

《為後帝伐魏詔》是用劉禪名義發布對內的動員令和對外的討伐令，以彰顯漢帝的威嚴，鼓軍民的志氣，滅曹魏的威風。

當同受託孤重任的李嚴來信勸亮「宜受九錫，晉爵稱王」時，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其實質是請他走曹操之路，圖自己擁戴之功，並作為權利交換的籌碼。

他當即回信加以拒絕。

因為他代行部分皇權但不駕空皇帝，維護皇權並尊重皇帝，所以「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二、嚴以律己，以身作則。

馬謖「違亮節度」致有街亭之敗。

他帶頭問責，自貶三等；又說出劉備曾有「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人事機密，顯自己之過而彰先帝之明；並下發文件說，自己任重才輕，故多疏漏，希望大家對我不足之處，多加批評監督。

他克己奉公，生活簡樸，實行供給制，不領厚祿，並主動如實上報家庭財產。

他積勞成疾，以身殉職，並倡導薄葬，遺命就近葬在定軍山。

而且教子有方，二子一孫都為蜀漢捐軀。

三、勵精圖治，整軍經武。

一是選賢任能，知人善任，能助成功業，繼其遺志。

蔣琬更是劉備將要下令處斬，他叫刀下留人才得以保全下來的。

二是以法治國，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凌弱，風化肅然。

」這就是老百姓所期盼的太平治世，能在亂世中營造出一方平安凈土，是難得一見的奇蹟。

所以，晉人袁准說：「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

」三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重視農工商業，興修水利交通，改進生產技術，做到了「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積蓄饒」，能保證軍需民用。

四是選拔將校，編組新軍，通過嚴格訓練，嚴明軍紀，短期內重建了一支「出入如賓，行不寇，止如山，進退如風」的十萬雄師，為南征北伐奠定了基礎。

諸葛亮首先解決了黃元的叛亂，對南方少數民族撫而不討，閉關息民，務農殖穀，使國家迅速恢復了元氣。

接著率軍南征，用攻心為上之策，迅即加以平定；並大力開發，建成了「軍資所出，國以富饒」的後方基地。

然後進行了六出漢中的北伐戰爭。

他以益州一隅之力，在難攻易守之地，向擁有九州之眾的曹魏發動攻擊，難度可想而知。

首次因誤用馬謖，失利而返；但收降姜維，識拔王平，都成了著名的將帥，也算不虛此行。

其後雖都因糧運不繼主動收兵，還是取得武都、陰平二郡，斬了王雙、張郃二將。

司馬懿兵多糧足，以逸待勞，在幾次損兵折將後，只能堅守不戰，被部將譏為「畏蜀如虎」。

最後一次，運糧積穀3年，並屯田魏境，作好了長期作戰的準備，可惜於234年秋病逝軍中，壯志未酬，留下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的遺憾。

諸葛亮和劉禪

「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這是陳壽在《先主傳》後的評語，讚揚他們君臣視皇權為公器，都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重，家族和個人權位為輕的高尚品德，創造了古往今來的光輝典範，從而充分肯定了這次政體改革的成果。

有比較才好鑑別，魏國託孤又是另一種情形。

曹丕父子兩次託孤於司馬懿，特別是曹睿臨終前改變託孤與皇叔曹宇的決定，急召司馬懿屬以後事，令八歲養子曹芳抱其頸，自己執其手說「朕忍死待君，君其與（曹）爽共輔少子。

」懿也頓首流涕表示會像「先帝屬臣以陛下」一樣效忠，可謂恩深、義重、情切。

但今非昔比，曹家已無能人，全靠司馬氏西擋東殺。

於是三代四人用接力的辦法，活學活用其篡漢的成功經驗，而且下手更狠，懿殺爽獨掌大權，師廢芳樹立威權，昭殺髦鞏固成果，炎代奐建立晉朝。

從而創造了「能人—權臣—禪代」的魏晉模式。

因其易學樣、代價小、獲利多，成了此後南北朝至隋三百多年間頻繁改朝換代的通例。

正是：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你方唱罷我登場，百姓死活管他娘！

由此可見蜀漢這次「政改」的意義非比尋常。

由於劉備能夠審時度勢，主動改制授權；劉禪深諳自處之道，甘願大權旁落；諸葛亮堅持自己理念，德能勤績俱佳；三人緊密配合，才取得如此輝煌成果。

這種缺一不可的黃金組合，是千載難逢的機率，所以曲高和寡，史上只此一例。

他們所創造的「庸主統而不治國，賢相治而不奪位」的模式，能限制因「立嫡以長不以賢」而繼位的昏暴之君濫權作惡，可選賢任能來治理國家，也不會篡權奪位引發動亂，從而保持長治久安。

這與後來西方的君主立憲制相類似，而且時間早了一千多年。

儘管發生在基於人治而非法治的封建時代，對於這項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還是應該加以珍惜和借鑑。

後人對劉備知人善任，多以三顧茅廬作為例證。

其實，他去請出諸葛亮後，只作為師爺、管家使用，大事還是乾綱獨斷，對其良策又聽又不聽，所以雖然三分，未能一統，反陷危局。

到了白帝託孤時知過能改，付與全權，才得轉危為安，化弱為強，使三國鼎立局面維持了半個世紀。

應該說：「改制放權」難於和高於「禮賢下士」。

劉禪因晚年寵信黃皓而致亡國，被稱為「扶不起的阿斗」。

其實他不但成全了諸葛功業，使其德才能全面展現出來；也使自己成為最大受益者，安居帝位長達40年，享盡榮華富貴。

甚至連司馬炎都羨慕說：「善哉，使我得此人（諸葛亮）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因此，劉禪先能克己放權而民安國泰，末了縱慾濫權使民困國亡，堪稱具有正反兩面的「風雲寶鑑」。

最後補充幾句。

陳壽由蜀入晉，所說大都親見親聞的第一手史料。

而其父陳式因街亭之敗曾被諸葛亮處以髡刑，自己也被諸葛瞻所輕視。

身為晉臣，「吹捧故主，影射新朝」，在文字獄時代，是要殺頭滅族的。

他能不計私怨，不避嫌疑，秉筆直書，這個贊語就更有權威性。

註：由於有人著文說諸葛亮通過「開府、領牧、上表三步奪權」為劉禪打抱不平。

更有人在某文史雜誌上發表了《〈出師表〉與〈劉禪詔〉》一文，胡說劉禪見《出師表》後，認為諸葛亮竟教訓自己，又奪了人事任命權，於是大怒親寫《伐魏詔》，大擺大漢皇帝威風，明罵曹魏，實為反擊和警示諸葛亮，使亮精神受到壓抑失利而返。

因作此文。

並告編者，《出師表》和《為後帝伐魏詔》都載在《諸葛亮集》，如此戲說「諸葛亮斗諸葛亮」，是比「關公戰秦瓊」還要荒唐可笑而且可鄙！從而誤導了讀者，希望能刊登此文以資補救，可惜該刊護短，未能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