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揮淚斬馬謖—諸葛亮性格分析

諸葛亮跟從劉備劉禪父子前後二十七年，參與和親歷了蜀漢從草創到巔峰再到扭轉危局的諸多大事件。

諸葛亮的職業生涯可以劃分為前後兩段，在劉備手下時主要參與後勤補給和用人管理，在大方向上也常常給劉備以勸告，但劉備並非全然採納。

而在劉備去世之後，諸葛亮和李嚴同為輔政大臣，但很快李嚴失勢，諸葛亮成為蜀漢第一人。

曹植上表請求自試的時候特意提到「禽權馘亮」，把諸葛亮當成和孫權同等地位的國家元首來看待。

孫權多次委任陸遜與諸葛亮進行大事交涉，可見在盟友心目中也知道諸葛亮才是蜀漢的實際首腦。

這一階段諸葛亮事無巨細，大事小事一把抓，集中力量也辦了不少大事，經濟上他勸課農桑，鼓勵輸出蜀錦、井鹽，蜀漢軍用多年不乏，政治上他用人清明，蜀漢的內鬥和互耗明顯要好於曹魏和東吳，沒有校事的監管大臣們還都能廉潔奉公，兢兢業業地為國操勞，甚至還有不少人在去世後妻子不免於饑寒，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也因為在這個階段他取得的突出成就，他成為三國史上不可繞過的重要人物。

陳壽在編著《三國志》時務求言簡意賅，很多地方不免失之簡略，然而對於重要人物的記載他卻從來不吝言辭。

《三國志》全文六十五卷，除了曹操、曹丕、曹睿、劉備、劉禪、孫權這六位君主各占一卷之外，大臣中只有兩人獨自占有一卷，即卷三十五的《諸葛亮傳》和卷五十八的《陸遜傳》，可見諸葛亮在史學家陳壽心目中的地位。

諸葛亮性格同樣偏重內斂。

如果用MBTI的十六型人格分析法分析諸葛亮的人格類型，那他應該是ISTJ型人格：即內向、感覺、思維、判斷，而這種人格類型本身就是典型的公務員人格。

下面說說為什麼諸葛亮屬於此種性格，從諸葛亮傾向於從自己的想法中獲得力量而非依賴他人，及從他認識的人雖多但保持親密關係的人很少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內傾性，但這種內傾表現並不明顯，因為他也有健談的經歷和表現。

而從諸葛亮獲得信息的方式來看，他喜好掌握細節，而且傾向相信對現有狀況的認知，並且頗喜歡從實際狀況出發思考問題，可知他是明顯的感覺型（S）。

從情感心理機能特性上看，諸葛亮在利用信息時明顯依賴邏輯關係來進行，這是明顯的思維型（T）特徵。

從諸葛亮對外在世界的取向看，他也是明顯的判斷型（J）。

因此總體來看，諸葛亮行事務實、有序、偏重邏輯化、且重視傳統、富於責任心。

單從人格類型上看，各種類型的人格並無絕對優劣之分，但是人格卻決定了人接受信息、處理分析及做出決斷的方式，因為諸葛亮具有這種人格，便決定了他情緒表達的方式十分隱忍。

諸葛亮很少會情緒失控，但也有兩次流淚的記載。

第一次是因為馬謖。

馬謖是荊州襄陽郡人，其兄馬良就與諸葛亮關係十分密切，在書信中馬良甚至舍卻官稱直呼諸葛亮為「尊兄」。

馬謖作為馬良的幼弟，也早早得到了諸葛亮的賞識。

馬謖入蜀時的官職也為荊州從事，和前面提過的鄧方、張存都是同樣職銜。

後來馬謖陸續擔任廣漢郡綿竹令、蜀郡成都令，後任越嶲太守。

劉備對諸葛亮如此重視馬謖頗為不然，曾經在臨終之時告誡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這番話在後世被反覆引用，多少也說明了諸葛亮對馬謖的認知存在不足之處，有「燈下黑」的嫌疑。

不過馬謖不失為一優秀的參謀人才，在諸葛亮南征時其提出「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兵戰為下、心戰為上」的觀點，得到諸葛亮的採納，為日後穩定南中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馬謖在街亭之戰中讓諸葛亮失望了。

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蜀漢朝廷上下都對此抱有極大期望，但隨著曹魏援軍的到來，隴西的局勢開始變得微妙，而街亭就是整場戰事的勝負手。

蜀漢軍隊中此時有數位功勳卓著的名將，比如魏延、吳壹等，但魏延這個人恃才傲物，不太聽諸葛亮指揮，吳壹又是原劉璋帳下出身，和諸葛亮的關係遠沒有和馬謖密切。

出於穩定和平衡蜀漢內部的需要，諸葛亮迫切希望以自己為首的荊州派能夠成為左右蜀漢政局的權威力量，而馬謖符合諸葛亮對於荊州力量的全部期許：年紀輕（馬謖比諸葛亮小九歲）、有才能、有地方仕宦經歷、有可塑性和培養價值，單從未來可期待的表現上看，他遠優於向朗和郭攸之等人，在諸葛亮的心目中應當是不遜色於蔣琬和董允的存在。

不過馬謖要想成為主政中樞的重臣，還缺少在軍隊中的實際歷練，所以諸葛亮沒有遵從絕大多數將領的意思，將馬謖作為此戰的主將。

但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馬謖生搬硬套兵法書的教條言論，結果導致蜀漢軍隊在這場事關全局的重要戰鬥中失敗，諸葛亮不得不選擇退軍回漢中。

戰鬥既然失敗，當然要有人出來承擔責任。

但是對於馬謖的最終結局，陳壽在《三國志》中卻給出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說法，這讓後人很是不可索解，因為陳壽曾在蜀漢做過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等職，他接觸的很多前輩官員都與馬謖有過交集，而且馬謖去世已久，若說對此事全都三緘其口似乎也不大可能。

為了方便說明，我們還是先看一下這三種說法：其一是在《馬謖傳》中提到的，說馬謖是下獄物故，即在獄中病逝；第二種說法來自《向朗傳》，稱馬謖在軍敗後逃亡，而素來與馬謖關係不錯的向朗知情不舉，而被諸葛亮深恨，因而將向朗免職回家；第三種說法是《諸葛亮傳》中，明確記載了諸葛亮「戮謖以謝眾」，《王平傳》也支持這種說法，說諸葛亮斬殺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

面對這三種彼此乖互的說法，究竟哪一種更貼合事實的真相呢？

有人提出了可以將這三種說法結合在一起的觀點：即馬謖在兵敗後曾經逃亡，作為丞相長史的向朗昧於私心也知情不舉，最後馬謖被緝拿歸案，諸葛亮決意判處馬謖極刑，但馬謖還沒有到行刑的時候就死在了獄中。

持此觀點的人同時還舉裴松之注引《襄陽記》中馬謖給諸葛亮寫的信，內中有「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之語，並稱若此記載屬實，這證明馬謖臨死前未與諸葛亮見過面。

但該觀點也有商榷之處，因為同在《襄陽記》中，接下來還有一句「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這和物故的說法嚴重牴牾，試想若是在獄中病逝，何至於讓十萬大軍全都流涕呢？滿足這種說法的唯一可能就是對馬謖的公開處斬，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三軍震肅，才有如此效果。

所以筆者認為最可能的情況是，本傳之中的說法屬於為尊者諱的託辭，把它拋開之後參照其他材料則可以得到此事的大致輪廓：即馬謖最開始自知兵敗罪孽深重，確實曾經逃亡，而後被捉拿收押，並被諸葛亮在三軍之前處以嚴刑。

殺掉馬謖對諸葛亮來說是十分心痛的，但如果不殺這一頁就無法揭過，畢竟蜀漢將士星散流離，損失不小，諸葛亮對此將無法交待。

蔣琬對於諸葛亮的行為持有異議，他認為昔年楚王殺掉成得臣，與楚敵對的晉文公十分高興，這就是親者痛仇者快之舉。

現在天下尚未平定，就誅殺了馬謖這位頗有建樹的青年才俊，不是太可惜了嗎？蔣琬也是荊州人，出發點肯定也是好的，但處在諸葛亮的位置上，若保下馬謖則必將遭到東州集團和益州本土集團的強烈不滿，這是兩股伴隨蜀漢開創的政治勢力，諸葛亮絕對不能輕忽。

所以權衡利弊，就只有將馬謖犧牲掉了。

他對蔣琬是這麼說的：「孫武之所以能制勝於天下，全是依靠用法嚴明。

過去楊干（晉悼公之弟）犯法（實際上是他的馬車擾亂了會盟儀式），魏絳（晉國國卿）就殺了為他駕車的御者。

現在四海分裂，軍隊紛爭才剛剛開始，如果還要廢掉法令，怎麼能討賊呢？」但聯繫到諸葛亮之前對馬謖的一例保舉提攜，這種理由也委實難以讓人信服。

更何況在諸葛亮的人生中，雖然標榜以法當頭，但也有兩段不那麼依法行事的黑歷史。

其一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就是諸葛亮對法正的違反法令的舉動視而不見。

其二是劉備去世後，南中局勢一度不穩，益州從事常房聽聞朱褒將要造反，就把他的主簿扣押起來，並且處以極刑。

朱褒當然不干，不僅率兵攻打常房，還污衊他造反。

諸葛亮未必不知道常房並非謀反，但為了不激化南中形勢，還是殺掉了常房和他的幾個兒子，並將他的四個弟弟遷徙到越嶲郡安置。

如果把這兩條和馬謖的被殺結合到一起來看，就能對諸葛亮當時的真實想法有個大概估量了。

對此我們還有一條佐證，就是在殺掉馬謖之前，安漢將軍李邈對諸葛亮說「秦赦孟明，用伯（通「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意思是讓諸葛亮寬恕馬謖，然而諸葛亮的反應卻是直接將李邈趕回了蜀中，不讓他再留在前線。

儘管如此，馬謖死了之後諸葛亮還是落了淚。

無論是在《三國志》正文中還是在《襄陽記》里，都記錄下了諸葛亮的淚水——「流涕」，這其中有惋惜、愧疚、恐怕還有自責。

正因為這個原因，諸葛亮在馬謖去世後親自臨祭，對待他的遺孤還和平時一樣，完成了馬謖臨終時寫給他書信中的囑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