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經濟世界第一，軍隊為什麼那麼弱？

宋朝的軍事力量到底有多強？按照原來的說法，在歷代大一統王朝里，宋朝幾乎是軍事上最弱的，簡直一塌糊塗乏善可陳。

但是這個觀點最近有被翻案的傾向。

這個案翻得也對，因為宋朝的軍事實力確實被低估了。

其實綜合看起來，它沒有以前說的那麼差，至少在防禦方面表現的還不錯，相當有韌勁。

但翻案有時候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有人說宋朝軍事不輸漢唐，這就過分了。

宋朝的軍隊確實是偏弱的，和它的經濟潛力完全不相稱。

而且宋軍缺乏主動進攻的能力，中國各王朝至少在初期大多有一個武力強大、外向擴張的階段。

可是宋朝連這個階段都跳過去了，第一次北伐就吃了大虧，皇帝中箭，乘驢車而逃。

宋朝軍事偏弱當然可以有很多解釋，比如沒有占領幽雲諸，軍事地形上就吃了虧；比如沒有了養馬基地，騎兵上就吃了虧；還有碰上了女真、蒙古這樣強大敵人，運氣上也吃了虧等等。

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軍事制度有關。

這個制度非常奇特，結構上疊床架屋，運轉起來僵化笨重，效率低得嚇人。

它之所以會搞出這樣一套制度來，當然有深層次的原因。

要探究這個原因，就要追溯到它誕生之前的那段歲月，也就是五代時期。

精緻而不奢侈，古樸內秀典雅

宋代的漢服文化，服色、服式多承襲唐代，然而又與窮奢極侈、富麗堂皇的唐代衣著特點截然不同，宋朝服飾融合傳統、優於傳統，顯得更為優雅、親近自然，如同是恢復傳統中華服飾所應有的風格。

宋長期處於內憂外患交並之中，加之程朱理學的思想禁錮等因素的影響，宋代服飾崇尚簡樸、嚴謹和含蓄。

中國傳統服飾追求精神意蘊的美，即以服裝來修飾人文。

宋朝服飾雖沿襲隋唐的款式，但拋棄了過分奢華艷麗的繁縟細節，以古樸清新的青衫絳袍取而代之，附以簡潔又不失精緻細膩的花紋刺繡，低調內斂之中透著尊貴典雅的氣質，彰顯宋時儒雅謙虛、崇尚自然的人文魅力。

宋朝將領

宋朝士兵

五代的背景

五代是中國歷史上特別混亂的一個時期，可能僅次於兩晉。

放下南方的那些割據國家不說，單說中原政權，五十三年間就換了五個朝代，出了十四個皇帝。

這些皇帝有千奇百怪的死法，有被砍死的，有被射死的，有被勒死的，有自焚的，有被外國人抓走客死異鄉的，還有扒灰的時候嘴不嚴，對著兒媳婦說兒子壞話，最後被兒子殺死的。

總之，這是一個極端高危的職業，很沒有安全感。

這個時代將軍們最威風。

節度使安重榮就說：「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天子都不在他們眼裡，更別說文官了。

當時有過一段著名的對話。

在一次酒宴上，禁軍將領史弘肇說：「安朝廷，定禍亂，只需要長槍大劍，要毛錐子有什麼用？」這裡毛錐子就是筆的意思。

掌管財賦的三司使王章聽見不樂意了，反駁說：「沒有毛錐子，哪來的軍費？」史弘肇沉默不語。

大家不要誤會，以為王章是提拿筆的讀書人說話。

不是的，他是在替財務會計們說話。

他說毛錐子有用，是因為毛錐子能拿來算帳，不是能拿來寫文章。

對於讀書人，王會計和史將軍的態度是一樣的。

王章說過：「這些讀書人，給他們個算盤，都不知道顛倒，要他們有什麼用？」大家看到宋朝文官在武將前的驕橫態度，多少會有些不平，但是在不久前的五代時期，情形是反過來的。

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報還一報吧。

將橫於上，兵驕於下，陵夷文士，破殘百姓，廟堂帝殺帝，民間人食人，五代時期就是這樣混亂不堪。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這片混亂之中漸漸能看到一種秩序在萌芽。

讀史者往往覺得五代的循環動盪之中，趙匡胤的宋朝橫空出世，結束了這段混亂期。

其實這是一種錯覺。

五代到了後期，已經出現了權力越來越集中的趨勢，大一統王朝已經呼之欲出。

宋朝是它發展的一個結果，而不是一種忽然的中斷。

以軍隊而言，五代前期各地藩鎮還能擁兵自重，到了後期，禁軍已經占據了壓倒性優勢。

所謂禁軍，並不單指皇帝身旁的御林軍，而是指和地方鎮軍相對的中央軍。

五代時期的皇帝多是內戰的勝利者，這些勝利者往往收編失敗一方的軍隊，納入自己的禁軍系統。

所以整個五代時期，禁軍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

發展到後來，它已經成了王朝唯一算數的軍事力量。

誰控制禁軍，誰就能奪得皇位。

這個發展趨勢非常重要，如果地方化武裝強大，這就是一種結構性的分裂，很難短期內解決，就像唐朝的藩鎮割據能維持上百年。

但如果武力已經集中到中央，大家所爭的無非是誰來掌控這種武力，那這種混亂是有望在短期內終結的。

禁軍力量太強，如果不在它內部做一個權力制衡，對皇帝來說也不安全。

到了五代末期的後周，皇帝們已經開展了禁軍結構的改革。

原本的禁軍的核心叫侍衛親軍司。

它的都指揮使權力太大，皇帝郭威為了制衡，創立了一個級別較低的殿前司。

到了郭威的義子柴榮登基後，又進一步把殿前司變成了侍衛司的平級機構。

當時的軍事分配大約是這樣，整個中央禁軍大約有將近20萬軍隊，對地方軍有壓倒性優勢，其中殿前司士兵大約有3萬人，侍衛司大約有6萬人，這兩支軍隊最為精銳，對整個禁軍又占據壓倒性優勢。

陳橋兵變

地方軍隊已經沒有反叛能力，侍衛司和殿前司又互相制衡，這個布局比較合理。

此外，後周皇帝柴榮又極其能幹。

整個五代時期，柴榮可以說是最傑出的一個皇帝，很有希望結束戰亂，開創一個類似宋朝那樣的時代。

但是他命不好，做皇帝做到第五年的時候就去世了。

這是一個很關鍵也很尷尬的時刻。

一套穩定的權力結構已經大致布好，但是動亂的慣性還沒有消失。

將軍和士兵已經被罩上了籠頭，但野性還沒有馴服，一切都需要時間，但柴榮卻沒有時間了，結果趙匡胤挺身而出，接管了後周的江山。

當時，趙匡胤剛當上殿前都點檢，掌控了殿前司。

在此之前，他並沒有什麼突出的成績，談不上功高震主。

宋朝人寫的史書拿了放大鏡找趙匡胤的功勳，但也沒湊出多少來。

王夫之就評論說：趙匡胤哪有什麼軍功？柴榮的幾次大戰都沒他的事兒，翻來翻去也就在滁關立了點無關大局的功，不要說和劉邦、李世民比，就是和曹操、劉裕比起來，也是「百不逮一」啊。

可能正因為這個原因，柴榮才沒有特別猜忌他。

再說侍衛司並不在他手上。

侍衛司都指揮使李重進是柴榮的表兄弟，不但功勳卓著，而且對朝廷很忠心。

看上去，趙匡胤並沒有太大的機會。

但趙匡胤有兩個很大的優勢，一個是他從基層做起，是個兵油子，把兄弟特別多，號稱「義社十兄弟」，其中好多人都當上了禁軍高級將領。

不光殿前司有趙匡胤的把兄弟，侍衛司里也有好幾個。

但是光有這些兄弟還不行。

侍衛司一把手李重進樹大根深，在上頭壓著，把兄弟們也沒法亂動。

但趙匡胤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他弟弟趙光義跟皇上柴榮是連襟。

也就是說，現在的皇太后是趙匡胤的弟媳婦。

趙匡胤多半是搭上了這條線，弄了一道聖旨，把李重進攆到外地當節度使去了。

侍衛司原來的二把手韓通成了一把手，新官上任，鎮不住場面，趙匡胤的阻力就小了很多。

但是柴榮留下的制衡制度還是起作用的。

趙匡胤終究不能越過韓通去調侍衛司的兵。

那怎麼辦呢？正巧，這時北方傳來遼國進犯的消息。

這只是邊境的小規模衝突，但趙匡胤他們故意製造緊張氣氛，弄得朝廷如臨大敵，派趙匡胤帶禁軍抵禦遼國。

這樣一來，趙匡胤就能合法地把韓通的侍衛司禁軍帶出京城。

當然不會全部帶走，但留給韓通的士兵終究很少了。

趙匡胤並沒有一出門就殺個回馬槍，因為北邊還有一支慕容延釗的軍隊就駐紮在澶州，離京城只有一天的路程。

所以趙匡胤讓慕容延釗當先鋒，自己帥大軍跟著他慢慢地走。

等慕容延釗老老實實地渡過了黃河，趙匡胤也就到了陳橋。

現在時機正好，趙匡胤帶著軍隊殺回首都，殿前司的兄弟們裡應外合打開城門。

侍衛司的韓通試圖抵抗，但是兵敗被殺。

只要掌握了首都的侍衛司和殿前司，地方上的軍隊不足為慮。

兩個節度使先後起兵反抗，但是趙匡胤沒有費多大力氣就把他們鎮壓下去。

趙宋政權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種種不放心

塵埃落定之後，勝利者當然要總結經驗教訓，而最大的一條教訓就是：一支無法控制的軍隊比一支無能的軍隊更糟糕。

所以趙匡胤上台以後就開始加強對軍隊的控制。

當然，他的很多做法並不是自己的發明，後周的君主已經開始有意識的這麼做了。

從某個角度上說，趙匡胤是柴榮政策的繼承者。

具體怎麼做呢？當然要削弱藩鎮。

這個倒比較容易。

五代後期，藩鎮的力量已經很弱了，沒什麼抵抗能力。

趙匡胤一步步取消節度使的權力，剝奪了他們的兵權、財權、用人權，像拔毛一樣把節度使拔成了禿雞。

如果早幾十年，趙匡胤這麼做一定會引發可怕的叛亂。

但經過多年的演變，中央禁軍已經掌控了局面，節度使們毫無抵抗能力，乖乖地變成了禿雞。

換上柴榮這麼幹，結果也不會有什麼兩樣。

更重要的是對付禁軍。

大家都知道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故事。

有的讀者會誤以為這是去掉節度使們的兵權，其實恰恰相反，趙匡胤是把禁軍高級將領攆去當節度使，其中就包括他的一批把兄弟。

趙匡胤這麼做是要把位高權重的人趕出禁軍，把禁軍將領們換成一批品級不高的新人，以方便他控制。

但是這麼做還不夠，這只是一種權術，雖能取效於一時，但要想長治久安還得更改軍事制度。

於是，趙匡胤永久性的改變了禁軍制度。

後周已經把禁軍核心拆分為侍衛司和殿前司，趙匡胤更進一步將侍衛司拆分為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軍司。

這樣禁軍就割裂為不相統屬的三部分，二司就變成了「三衙」。

這樣做趙匡胤還不放心，他進一步降低了三衙領導的品級。

像殿前都點檢、侍衛司都指揮使這樣高級別的官職都空著不任命，三衙最高領導至多是從二品，甚至是四品官、五品官。

所謂「位低則易使」，級別低了總是聽話些。

這樣就能讓趙匡胤放心麼？還是不踏實，還要再分權。

三衙里有好多高級將領，趙匡胤蓄意降低他們之間的權位差距，讓他們彼此牽制，總之是防範一元化領導，防止三衙長官翹尾巴。

但是光這樣就夠了麼？終究三衙里是一幫子武將，有共同語言，碰到特殊情況說不定會勾結起來？趙匡胤又讓樞密院幫助三衙一起領導禁軍。

樞密院的領導叫樞密使，基本由文官擔任。

禁軍的領導權在樞密院和三衙之間做了分割。

三衙有管理權，樞密院有調度權。

按後來李綱的說法，就是「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

這個制度在後周時期已有苗頭，趙匡胤將其進一步固化，持續了整個宋朝。

這樣趙匡胤總可以放心了吧？還是不太放心，趙匡胤武將出身，根據切身經驗意識到了一件事：如果一個將領長期帶領某支軍隊，那麼將士之間就會有某種感情聯繫，這對作戰當然有幫助，但也帶來造反的可能！要不怎麼說只有叛徒才能真正理解叛徒呢，趙匡胤就是比李世民想的細。

所以趙匡胤推行了「更戍制「。

按照慣例，禁軍也要到各地駐防，不可能都屯在首都吃閒飯。

以前這些禁軍往往長期駐紮在當地。

現在趙匡胤規定禁軍在一個地方駐紮不能超過三年，往往一兩年一換防。

而且除了極個別例外，全體禁軍都要參加輪換，這樣一來，整個宋朝大地上布滿了頻繁換防的禁軍，像螞蟻搬家一樣來回跑。

司馬光誇獎這種制度，說它能讓士兵「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鬥、習山川」。

士兵可能確實藉機領略了祖國的大好風光，熟悉了不少山川，但問題是他們不太熟悉自己的將領。

這樣當然也有好處，守邊大將手下的軍隊雖然不少，但一兩年一換，你怎麼培植個人勢力？你又怎麼可能帶著一群半熟臉去造反？

制度上的變革也需要文化上的配合。

趙匡胤大力崇尚文化教育，反覆讓將軍們「多讀書」，以前被看不起的「毛錐子」們開始神氣活現，到了他弟弟趙光義的時代，這個趨勢更加明顯，文化人堅定地爬到了武將的頭上。

五代時期的格局出現了大翻盤。

走向衰弱

趙匡胤剝奪了藩鎮的地方權力，割裂了禁軍的管理體系，切斷了將軍和士卒的聯繫，又將文官放置在了武將之上，終於解決了困擾中國上百年的大問題。

它的成果是非凡的，宋朝政治高度穩定，經濟非常繁榮，文化極其昌明。

但反過來說，高效的軍事體系就是需要地方上的靈活反應能力，需要作戰上的一元化領導，需要將軍和士兵的緊密聯繫，需要一種尚武好戰的文化氛圍。

而趙匡胤的這些制度安排，幾乎都是以犧牲軍事效率為代價的。

那宋初的軍事實力到底如何呢？其實還不算差。

很多制度的弱點是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反映出來的，宋軍的戰鬥力並沒有馬上收到影響，而後周留給趙匡胤的軍隊，本來就相當強大。

整個五代時期，中原王朝的軍力都不弱。

比如後唐主力軍和後梁纏鬥，在北邊還能抵抗住遼國的進攻。

後晉也曾多次擊敗遼國，最後雖被遼國滅亡，也不是因為戰鬥力不足，而是內部叛變導致。

後周柴榮更是北伐遼國，收復三關，打的相當漂亮。

趙匡胤的軍隊當然也自不弱，而且他堅持「先南後北」，並沒有和強敵遼國正面交手，所以軍事上的弱點即便已經存在，也沒有真正暴露。

暴露出來是在宋太宗趙光義時代。

他和哥哥趙匡胤不同，趙匡胤雖然在制度框架上削弱了軍事系統，但他是個優秀的軍人，處理具體軍事問題終究有分寸。

比如他雖然推行了「更戍制」，但很少更換邊將，讓他們長期駐守同一個地方，還享有相當的財政自由。

趙匡胤也很少對前線軍事指手畫腳，「所用之將專而不疑「。

但是趙光義不一樣，他全方位的深化了哥哥的政策，做了一系列他哥哥出於理性常識沒敢做的事。

趙光義頻繁更換邊將，設置監軍，對武將的猜忌比哥哥更嚴重。

而且他還有一個幻覺，就是認為自己是傑出的軍事家，兼通文武，手下的將領都不如他。

趙光義非要御駕親征，收復幽燕，結果在高粱河戰役中慘敗，身中三箭，乘驢車而逃。

吃了這一次虧，趙光義的肉身就不再御駕親征了，但在精神上還要御駕親征。

以後宋軍作戰時，趙光義經常不設最高指揮官，將軍們互不隸屬。

那麼誰是最高指揮官呢？當然是在大後方的趙光義軍事家。

他會諄諄教導將領們交戰後如何設埋伏，如何搞夾擊，還經常賜「陣圖」，要求將軍們按照陣圖排兵布陣。

宋朝以步兵為主，面對騎兵擺成穩定的陣列，這個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哪有出發前就決定陣型的道理？只有《三國演義》那種小說，才會讓諸葛亮給出征的大將弄個妙計錦囊，現實戰爭怎麼能這麼搞？趙光義的部署經常執行不通。

在滿城之戰中，將軍們逼急了，決定不按皇上的陣圖作戰，監軍李繼隆激動地說：「違詔之罪，繼隆獨當之！」結果打贏了。

趙光義後來也賞賜了這些將領，但估計心裡頭還是不夠歡喜的。

趙光義最得意的一張陣圖是他御製的「平戎萬全陣」，又大又對稱，畫在圖上非常好看，但不知道是不是將軍們沒領會陣圖的精髓，反正戎最後也沒平掉。

宋太宗剛上台的時候，一心要收復燕雲，到了晚年，燕雲之地註定收不回來了，面對遼國也被迫採取守勢。

都這時候了，趙光義還在吹：」朕每出攻伐，意頗精密，將兵之人丁寧喻之，不聽者多至敗事。

」順便說一句，這種遙控指揮的辦法，包括御賜陣圖，在宋太宗死後還延續了好幾代，給遼國和西夏和國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種兒戲般的作戰方式，其實反應了一種深刻的心理變化。

宋朝的皇帝和大臣傾向於把戰爭看成一種程序化的，甚至書面化的東西，他們用沙盤代替沙場，用後方的規劃代替現場的判斷，骨子裡是否認將領們的自主能動性，貶低軍事的技術複雜性，拒絕武將們的不可替代性。

這種心理最終在幾十年後產生了文官帶兵的風氣。

趙匡胤、趙光義兄弟制定的制度規劃，決定了宋朝未來的軍隊狀況，它註定是一個條塊分割、體系複雜、指揮紊亂、不被信任的武裝力量。

它忠誠、穩定、老實，但是戰鬥力偏弱。

但是，我們無法全盤否定這套體制。

我們可以拿宋朝和唐朝做個對比，唐朝軍事機器強大而靈活，給了邊鎮很大的主動性，但卻尾大不掉，導致了安史之亂，此後再也沒能改變藩鎮割據的局面。

宋朝軍事機器效率低下，高度僵化，最終釀成了靖康之變的慘禍，但是它的軍隊從未變成私人武裝，從未失去對中央政府的忠誠，南宋就是在靠著這種忠誠在一片廢墟上建立了起來。

趙匡胤對軍事機器的弱化，背後是他深深的恐懼，而這種恐懼絕不是沒有道理，只是他用挖掘另一個陷阱的方式來躲避一個陷阱。

我們會批評這種行為不明智。

但這無非是我們的後見之明，事實上這種行為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被重複麼？

我們畏懼我們所見到，卻不知道畏懼我們還沒有見到的，這真的是再尋常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