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決定中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

《論持久戰》發表4個月後，黨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毛澤東曾在七大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面不會有這樣大」。

如此高度的評價，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再次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從而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

中國抗戰需要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給予中國革命深刻的影響並起決定性的作用。

對此，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也是十分堅定的。

但是，由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共兩黨間存在著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黨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團結和鬥爭的關係，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是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要堅持統一戰線，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對國民黨的反共傾向保持高度的警覺性。

洛川會議結束後，1937年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上討論了毛澤東提出的國共關係中更深層次的問題：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

毛澤東說：在統一戰線的長期過程中，國民黨有計劃地從各方面影響和吸引共產黨和紅軍，我們要提高政治警覺性，要使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跟隨我黨走。

國民黨內有些人動搖於國共兩黨之間，這對於我們吸引國民黨是有利的，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條件是存在的。

「兩黨之間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鬥爭中來解決。

」統一戰線建立以後，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要注意在黨內加強教育。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提綱中指出：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民族的和階級的投降主義。

否則，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軍隊就可能被國民黨吸引過去，被溶化或消滅掉，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也會被葬送掉。

這個報告在黨內引起了很大震動。

然而，半個月之後，事情就發生了波折。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回到延安，貫徹共產國際關於中國抗戰的「新政策」。

王明在12月9日至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即「十二月會議」）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在堅持抗戰和國共合作方面發表了一些正確的意見，但重點是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

他抹煞國共兩黨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反對提出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否認統一戰線中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放手發動和武裝群眾；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和人民軍隊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作用，認為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

由於王明說他的報告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指示，這就使得許多與會者產生盲目信賴，一時不能明辨是非。

許多人受騙，以為自己錯了，作了自我批評。

有些人根據王明提出的很多錯誤的或片面的觀點，總結檢查過去統一戰線工作的得失，承認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張聞天、劉少奇等則闡明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劉少奇先後3次發言，結合華北的情況指出：「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不是破壞統一戰線，而是儘量爭取合法地位去進行工作。

發展民眾運動，動員千百萬群眾參加抗日，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

要以共產黨為領導來團結一切抗日勢力與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堅持敵後的抗戰。

」

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

他在11日、12日的兩次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統一戰線的總方針要適合於團結禦侮。

對王明的一些錯誤批評，毛澤東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

他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

」

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

他說：「在統一戰線中，『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

」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的獨立自主。

他還說：「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

」「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對的。

」

對這個發言的基本精神，毛澤東在1943年11月政治局會議上說：「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只對持久戰、游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

由於毛澤東等人的抵制，這次會議沒有展開對分歧意見的討論，也未就王明的主張形成決議。

儘管王明的錯誤主張影響了不少與會者，對工作帶來一些干擾，但由於不符合中國國情、在實際工作中行不通而遭到抵制。

由於黨中央堅持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方針，華北敵後游擊戰爭取得重大勝利。

雖然有著王明的干擾，中共中央長江局總的說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仍貫徹執行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做了大量統一戰線工作和地方黨的工作，領導了抗日救亡運動，並注意發展華中武裝力量。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總結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實踐經驗，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作出了理論概括，批駁了王明的錯誤主張。

這些工作使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被限制在局部範圍內，並較快地得以糾正。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為代表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等問題，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係的情況，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支援。

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工作與任務》的報告，使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較多的了解，表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

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黨中央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

李維漢回憶說：「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

毛澤東也作過這樣的評價：「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召開。

毛澤東於12日至14日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是會議的中心議題。

許多同志圍繞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作了報告或發言。

會議的最後兩天，毛澤東作總結，著重講了統一戰線問題及戰爭和戰略問題。

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線。

全會完全贊同毛澤東對15個月來抗戰經驗的總結和對當前形勢的科學分析。

毛澤東指出：中國抗戰正處在由防禦轉入敵我相持的過渡時期，即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團結與進步，這是15個月抗戰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後抗戰的總方針。

全會重申了全黨應把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

毛澤東再一次從多方面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意義，並針對王明在發言中對革命的鄉村能否戰勝敵人占領的城市的懷疑，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全會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既統一，又獨立。

毛澤東用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一致性的原理，進一步從理論上闡明了這個問題。

全會號召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統一，以便領導抗日戰爭達到勝利。

毛澤東特彆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

這是他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不僅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對後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都有深遠的意義。

全會對王明本人，採取溫和的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對歷史上處理幹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予以平反，沒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

毛澤東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

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

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