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四領袖之一,遵義會議首提思想並為主席投出關鍵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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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王稼祥的交往軼事

在中央蘇區,他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被公認為紅軍的四位領袖;在遵義會議上他第一個明確支持毛澤東,並投了「關鍵的一票」;在延安,他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

王稼祥,原名王嘉祥,別名王稼穡,1906年8月15日,出生於安徽省涇縣的一個大戶家庭。

1925年,已經19歲的王稼祥在上海加入了共青團。

這一年他同一大批赴蘇留學生乘蘇聯貨船離開上海,經海參崴,改乘火車去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回國不到一年的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並被中共中央委任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中國革命鬥爭的歷史,就這樣把年僅25歲的王稼祥推上了黨和紅軍的高級領導崗位。

在龍岡,王稼祥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他向毛澤東報告了四中全會的經過,而毛澤東則向他詳細地敘述了紅軍中爭論的歷史問題以及當前的問題,並拿出一些文件給王稼祥看。

這次會見給王稼祥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說:「毛主席是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完全不同一般的領導人,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而有說服力。

在中央蘇區這段時間裡,王稼祥雖然在執行中共中央的某些決定和指示時,犯過「左」的錯誤,但由於他重視調查研究,在實際工作中減少或避免了許多損失,也提出過不少正確的意見和主張。

尤其可貴的是,他對毛澤東在反「圍剿」戰爭中提出的戰略戰術和作戰原則,一開始就表示欽佩,認為毛澤東關於「誘敵深入」的主張是正確的,他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不贊成項英的主張。

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間曾說過:「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

王稼祥有較高的工作水平,在中共蘇區黨內、軍內都贏得了威信,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一同被公認為紅軍的四位領袖。

滕代遠曾回憶說,那時紅軍的每個連隊都設有「列寧室」,備有馬列的書籍,還懸掛有列寧、史達林和他們四人的相片。

第四次反「圍剿」取得重大勝利後,王稼祥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被突襲的國民黨飛機炸成重傷。

此後,他帶傷長征,並堅持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關注著黨和紅軍的命運和前途,參與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重大決策。

毛澤東說:「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

在長征途中,毛澤東由於患瘧疾而身體虛弱,醫生用最好的奎寧藥,治好了他的病。

但連日的行軍打仗,毛澤東的體力一直難以恢復,因此,他只能一直坐著擔架趕路。

擔架是由兩根堅韌的長竹竿和繩網組成的,既輕便,又有彈性。

毛澤東那足有六英尺長的瘦高個兒,深深地陷在擔架里。

同樣由擔架抬著的王稼祥,與毛澤東形影不離,晚上一起宿營,真誠相談。

這使他們越來越了解,並有機會分析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革命受到的嚴重挫折,以及長征中所付出的慘重代價。

在這期間,王稼祥也曾幾次同李德交換意見,但無奈李德一意孤行,拒不接受批評。

在這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刻,王稼祥覺得自己必須勇敢地站出來說話,不能看著紅軍這樣節節敗退下去。

後來王稼祥在同聶榮臻一起交換意見時,一致認為應讓毛澤東出來領導,「把博古、李德他們轟下來!」

決心定下之後,王稼祥把心裡的設想同毛澤東商量。

他兩眼發亮,定睛注視著毛澤東,等待他的回答。

毛澤東深深地吸了口氣,點點頭,笑著問道:「能行嗎?」「行!能行!」他肯定地回答道。

「好哇!」毛澤東又想了想,嗓音也提高了:「前面快到遵義了,我們馬上在遵義開個總結性質的會議!」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王稼祥那消瘦蒼白的臉上,泛起了希望的血色。

「在開會之前,多多活動活動,做做別的同志的思想工作,稼祥同志!」毛澤東提醒道。

「好的!我一定盡力去辦。

」王稼祥深知毛澤東自從被李德、王明剝奪了領導權以後,處境很困難。

不久,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等人都取得了一致意見,認為應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問題。

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不久召開了,毛澤東重新走上了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崗位。

在這次會議上,王稼祥第一個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

後來毛澤東曾多次說,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的是「關鍵的一票」,立了大功。

遵義會議後,王稼祥作為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的成員,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指揮紅軍戰勝了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衝出重圍,勝利到達了陝北。

抗日戰爭初期,王稼祥曾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親自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承認毛澤東為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

從而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在七大期間曾說:「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1938年8月後,王稼祥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參與了對重大問題的決策。

那時,周恩來在重慶和南方,朱德在八路軍前線,劉少奇在華北、華中,王稼祥常駐延安,負責軍委日常工作,是毛澤東在延安的主要助手之一。

當時,以毛澤東、王稼祥等聯名簽署的文件數以百計。

延安時期,王稼祥還注意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學習,他曾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在我黨歷史上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後經中共七大正式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王稼祥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並被委任為首任駐蘇大使。

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相繼訪蘇,王稼祥為中蘇兩國領袖的會談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順利簽訂,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1年2月,王稼祥奉調回國,毛澤東親自指派他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不久又擔任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受到衝擊。

1971年林彪事件後,他寫了一封萬言信,呈遞毛澤東、周恩來,討伐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並對自己過去的缺點和錯誤,作了深刻的檢查。

毛澤東看完信,對他作了高度的評價,並請周恩來在1972年春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口頭傳達。

周恩來在大會上一字不漏地照讀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稼祥同志很早就擁護我,是教條主義中最早革命的一個人……他出了很大力的遵義會議後,成立了三人軍事小組,我嘛,你嘛(指周恩來),還有王稼祥嘛!奪王明等人的君權。

……這樣的老幹部,只講自己的過錯,不講自己的功勞,很難得。

他是有大功的人,應該很快讓他站出來工作……」隨後,王稼祥被「解放」。

但他卻沒有逃出另一個反黨集團「四人幫」的發難。

1974年1月24日,飽經「四人幫」精神折磨的王稼祥因心臟病猝發,懷著滿腔憂慮,與世長辭,終年68歲。

內容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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