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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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每分每秒發生的稱得上「事件」的事情，又何止千千萬萬？

但大浪淘沙，能永遠留在歷史記憶中的「重大事件」又能有多少？

如果在一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評選一百件重大事件，這每一個事件又曾激起過何等壯觀的沖天浪花？

發生在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國工農紅軍萬里長征，就是這樣永遠激勵著世人奮進的沖天浪花。

在人類歷史跨入二十一世紀門檻時，被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科學領域、不同信仰的學者們共同評選出影響從公元1000年到2000年千年人類歷史的100件重大事件中，中國紅軍長征赫然在列。

中國共被選入了三個事件，另外兩個事件是：１１00年火箭武器的發明，１２１１年成吉思汗帝國。

美國時代出版社出版的《人類一千年》，記錄了100件重大事件的始末。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是在國民黨反動政權殘酷圍剿下共產黨內「左」傾路線錯誤領導導致軍事失敗而被迫進行的一次戰略大轉移。

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裡，紅一、二、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四支中國工農紅軍隊伍，艱苦轉戰十四個省。

在國民黨軍隊囲追堵截和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的艱難險阻征途中，共產黨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紅軍浴火重生，最終以弱勝強，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徹底根絕匪患」的黃粱美夢，在西北高原建立新的根據地，高高舉起抗日救國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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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裝備極差、饑寒交迫的隊伍，究竟靠著什麼戰勝了數十倍於己的被洋洋槍洋炮武裝起來的敵人？

答案可以有很多，但最根本的，靠的是這支隊伍堅定不移革命信仰。

對一支隊伍來說，信仰決定素質，素質決定命運。

但是，隊伍的信仰絕非憑空就能夠樹立起來，更不是一旦樹立起來就可以一勞永逸。

一支隊伍信仰的樹立和保持，首先要靠這支隊伍領路人自身的信仰造就。

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特別是以他為先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實踐，教育著、影響著中國工農紅軍；遵義會議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的思想路線和軍事路線統帥著長征隊伍。

長征開始前，博古曾打算以「留在中央蘇區搞調查研究」的藉口把毛澤排斥於長征隊伍之外，但受到周恩來的堅決反對。

周恩來說，毛澤東是中國紅年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是蘇維埃政府主席，在黨內和紅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把他留下萬一出了事，無法向全體幹部和紅軍幹部交待，他斬釘截鐵地說：「中國革命離不開毛澤東！」

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雖然認為毛澤東是個「口頭上服從，行動上反對」的「危險人物」，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反對博古把毛澤東留下：毛澤東當年既然能在井岡山帶領幾百人打出一個共和國，現在如果把他留下，豈不是正好給了他一個「重打鑼鼓另開張」的機會？而這種後果是不能發生的。

周恩來和李德出發點不同，都反都對把毛澤東排斥在長征隊伍之外，這證明了毛澤東對中國工農紅軍的巨大影響力，就是這種影響力，遵義會議之前，教育著紅軍隊伍；遵義會議之後，決定著長征的命運。

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對如何對長征隊伍突破反革命軍隊的囲追堵截建立新的根據地做了最大的努力，雖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長征的被動局面，但產生了越來越大的作用。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夜，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從江西南部的小縣城於都出發，按照中央「三人團」向西突囲、與湖南西部的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併建立新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決策，邁出了長征的第一步。

２０天之後的１１月６日，中央紅軍穿越過國民黨軍隊的第二道封鎖線，「三人團」在已獲悉蔣介石在前方部署了重兵準備圍剿的情況下，仍堅持按原有部署繼續西進。

早在１０月２５日紅軍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道封鎖線時就反對西進而建議北進的毛澤東，儘管已沒有任何軍事指揮權甚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權也被剝奪的情況下，再一次主張北進，提出向北挺進到井岡山西麓，在打擊尾隨之敵後，或再上井岡山，或再殺回瑞金，重建根據地。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央紅軍到達廣西境內，在距離「三人團」預定的渡過湘江界首渡口只有七十公里的時候，毛澤東又一再重申自己的建議：紅軍不可再繼續向西，更不要從界首西渡湘江，而要從黃沙河附至渡過湘江北上，之後穿過湖南西部的丘陵地帶，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據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蘇區去。

李德再次武斷地否定了毛澤東的建議。

李德等人對毛澤東建議的粗暴否定，特別是仍堅持從界首西渡湘江的決策，幾乎將紅軍長征隊伍帶進了絕境。

就是在李德決策渡過湘江的界首渡口，從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日四天時間裡，八萬六千餘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浴血奮戰中，三萬五千餘人犧牲或失蹤，整個隊伍最後只剩下三萬餘人！

湘江之戰後的第１１天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湘桂黔交界的通道縣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研究中央紅軍下一步究竟往那裡走的問題。

在已獲悉國民黨當局準確判斷紅軍將沿湘桂邊境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而八方調集重兵，構築堡壘防線，企圖將紅軍「一網打盡」的嚴重局勢下，博古、李德仍頑固堅持向北與紅二、紅六年團會合建立根據地的原定意見。

危急關頭，毛澤東客觀分析敵我雙方軍事態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原定意見，轉頭西進，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闢新的根據地。

這是毛澤東自１９３２年寧都會議被排斥在紅軍決策核心後在政治局享有的第一次發言權，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領導人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決策的天平在紅軍長征途中第一次向毛澤東傾斜。

但會後博古、李德仍無視會上大多數人的意見，堅持西上湘西。

１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博古再次重申北進入湘與紅二,紅六軍團會的合計劃。

但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向西進入貴州去開闢新的根據地的建議為多數同志贊同，連博古也無法再反對。

紅軍長征中屢屢遭受的嚴重挫折，數萬中央紅軍指戰員的英勇犧牲，再一次教育了紅軍。

會上，幾個軍團領導人的發言說得最多的是，中央紅軍為什麼在第四次反「囲」剿後走到了如此被動的地步？紅軍高級將領翹首盼望著毛澤東重掌帥旗！

通道會議是長征途中一次規模小、時間短的會議，會議甚至沒有留下文字記錄。

黎平會議僅就紅軍下步走向問題做了決定。

但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這兩次會議又具有特殊的意義，它們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毛澤東的意見越來越得到中央政治局大部分領導人的呼應，各軍團的領導人對左傾教條主義領導對抗已經表面化了，紅軍長征的偉大轉折呼之欲出！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承擔了這個偉大轉折的歷史使命。

早在長征開始之前，許多幹部就已從第四次反「囲剿」前後的形勢變化，體會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的正確和左傾教條主義領導的錯誤；長征初期，特別是湘江之戰的慘痛事實，更使廣大幹部認識到再讓左傾教條主義者領導下去，黨和紅軍所面臨的將是滅頂之災。

更換領導，糾正錯誤，己經成為全黨全軍大多數人的呼聲。

從這個意義上說，遵義會議是應運而生的一次會議。

當時，遵義會議面臨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但客觀形勢不容許紅軍坐下來開大會、開長會，會議堅持從實際出發，解決了對黨和紅軍生存來說迫在眉睫的組織問題和軍事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

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李德發號施令的「三人團」被取消，博古、李德的事事指揮方式被徹底否定，「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被徹底結束，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在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訣定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命運的偉大轉折。

從此，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真正地統帥了黨和黨領導的軍隊；毛澤東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靈活機動的戰略戰朮，真正為廣大幹部群眾所掌握、所運用，真正成為了黨和紅軍的靈魂。

自此開始，長征儘管也並非一帆風順，也並非沒有遇到過任何挫折，但重整旗鼓，軍心振奮，轉敗為勝，則成為蔣介石捶心頓足也不能改變的大趨勢。

四渡赤水．紅軍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反對張國燾分裂致的鬥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維護了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的權威。

漫漫征途中，無論「天塹」金沙江、大渡河，還是「天險」臘子口，無論「生命禁區」松潘大草地，還是數座千年大雪山……，都擋不住紅軍一往無前的步伐。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統帥起來的紅軍隊伍，百折不撓，攻堅克難，終於取得了長征的最後勝利。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取得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在長征勝利後的八十年風雨歷程中，長征精神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的不竭動力。

以毛澤東為靈魂的紅軍長征是全人類的生命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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