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

　民屯起自曹操都許之歲（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後共七十年。

軍屯倡於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

故屯田可謂與曹魏之興亡相始終。

曹魏對屯田經營之勤，效果之顯著，在歷史上獨具特色，至今仍為學人所重視。

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東南達淮南；東北自幽燕，西南至荊襄。

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說明屯田範圍甚廣，但主要集中在許、鄴、洛及其鄰近地區。

鄧艾言：「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

可證許在屯田事業中之首要地位。

而屯田亦借黃巾起義民眾之人力物力始得創建。

許，原為豫州潁川郡一縣，位居中原，地勢平坦，由水路入淮，可抵魏吳經常交兵的淮南地區，故不僅曹操在許大興屯田，曹丕黃初二年（221年），改許為許昌，次年征吳，仍在許昌「大興屯田」。

鄴，自建安九年（204年）為操攻占，操即以之為建立國本之地。

曹丕時曾擬將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因朝臣反對，結果只徙了一半。

曹叡時，「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足證冀州從事屯田的勞動者甚多。

洛陽，居東西交通要道，地理條件更優於鄴，故雖受到戰亂的嚴重破壞，仍能恢復其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

屯田兵民亦廣泛布在洛陽四周。

故當司馬懿在洛陽發動政變時，曹爽在伊水南尚能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

司馬懿暗中策劃誅滅曹爽時，曾布置其二子司馬昭、司馬望任洛陽典農中郎將，史言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民間」，至發動政變，「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

以情實度之，其來自屯田兵丁之可能性甚大，蓋屯田民除耕種外，亦為準軍事力量。

　　鄰近魏與吳、蜀交界地區，亦為魏屯田重點。

操先令劉馥「鎮合肥，廣屯田」；又以倉慈為綏集都尉，「開募屯田於淮南」。

而鄧艾倡辦之淮南北屯田，規模最大，成效斐然，前已敘及。

在荊州方面，新野、襄陽、漢川為屯田據點；鄰近蜀漢，瀕臨渭水之上邽、陳倉、槐里、長安均有兵民屯田。

　　曹魏選擇屯田地點，除首先考慮軍事需要外，還選擇了交通要道與土地肥沃處。

建安十八年（213年），操為魏公後，因修建鄴宮室，使冀州西部都尉從事梁習於上黨取木材，「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

建安十一年（206年）前後，操令國淵典屯田事，淵「相土處民」，即選擇肥沃之地以安置屯民。

又如當盧毓任譙郡太守時，曹丕「欲徙民於譙，以為屯田，而譙土地嶢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

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

　　曹魏屯田，多選擇有水利或易修渠堨之地。

如鄧艾在從陳、項至壽春一帶巡視後，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

因之著《濟河論》一文，以闡述其主張，他終於創辦了大規模的潁淮屯田，即此主張的成功體現。

　　曹魏屯田的作用，約有以下五點：

　　（1）提供了進行安全農墾的環境。

漢魏之際，戰亂、搶掠、流徙、飢餓、瘟疫、死喪諸險惡現象，恆見迭出，連到處搶劫的州郡士兵都經常填不飽肚子，有時不能不以蒲、蠃和桑椹充飢，甚至落得瓦解流離，無敵自破。

高高在上的漢天子亦被迫流奔在外，皇后衣裳不完。

群臣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尋食，或飢死牆壁間，或為軍士所殺。

豪族世家亦多羈旅一方。

廣大貧苦農民中更不斷出現「人相啖食、白骨委積」的情況。

在以上種種情況下，縱然有土地、耕牛、農具，也不敢耕種，種了也難得收到手。

誠如當時袁渙所說：「民之欲安，甚於倒懸」。

所以曹魏的屯田縱然帶有很大的強制性，剝削也很重，但畢竟給屯田民提供了安定生產的環境，使之度過最艱難困苦的日子。

　　（2）使許多不生產者轉變為生產者。

民屯上的生產者多來自流民、降卒，他們原來不能從事生產，現在把他們安置在國有土地上進行耕墾，使荒田廢土重新長出莊稼，無疑是屯田的首要作用之一。

　　（3）造就了不少有作為的典農官與軍政人才。

曹魏對屯田積穀既頗注意，所任用的典農官多經過精心挑選，《御覽》卷241引《魏略》言曹丕「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為潁川典農中郎將」。

司馬芝言「武皇帝特開典農之官，專以農桑為業」。

由於典農官是專門負責屯田積穀的，其產谷積糧多少好壞，直接關係他們的政治前途，故他們比地方行政官更關心農墾大事，擔任過典農官的如棗祗、任峻、國淵、梁習、劉馥、倉慈、裴潛、盧毓、王昶、趙儼、司馬孚、鄧艾、石苞、侯史光、胡質等，對屯田都有較大建樹，自裴潛向曹丕「奏通貢舉，比之郡國」後，「由是農官進仕路泰」，典農部民中相繼出現了一些卓越人才，如鄧艾、石苞就是其中佼佼者。

　　（4）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晉書》卷47《傅玄傳》稱：「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

魏初屯田照顧到耕作者的實際能力，並非一味強迫廣耕多種。

為了提高產量，魏政府也注意興修水利。

由於農民缺乏耕牛農具，建安初，曹操採納衛覬建議，設置鹽官經營售鹽，以其值市買犁牛，供給回到關中的農民耕作。

魏設置司金中郎將、司金都尉及監冶謁者，以經營鐵的生產和鑄造農具。

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動了屯田生產，同時也免使無業農民被割據勢力引為部曲。

　　（5）較好地解決了軍糧供應，減輕了農民運送糧草的勞役負擔。

盡人皆知，戰勝攻取，離不開糧草供應。

三國時戰亂頻仍，農事荒廢，軍糧接濟更成問題。

比如魏吳經常交戰的淮南地帶，雙方不居者各數百里。

故鄧艾言：「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

為此，鄧艾倡辦淮南北屯田，終收滅吳之利。

所以說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戰勝其敵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論進軍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隙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

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減輕了農民運送軍糧的沉重勞役負擔。

　　但是，由於封建剝削制度的種種弱點，所有政治、經濟狀況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趨於衰落同樣不能避免，今試談其由盛而衰的經過：

　　自黃巾等農民起義摧垮了腐朽透頂的東漢王朝以後，隨之出現了群雄爭逐的局面。

那時，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舊過安逸的寄生生活，他們「捐棄居產，流亡藏竄」，有的還「飄泊風波，絕糧茹草」，甚至棄屍路途。

戰爭固極殘酷，卻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殘渣餘孽。

正因如此，當曹操成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遠遠勝於衰漢之世，史謂：「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奸貨之求，吏絜於上，俗移乎下」。

史書如此描述，雖涉誇張，緣當時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財產，亦不得不折節力行，以求登攀仕進之路，因之政風看好，階級矛盾較前有所緩和，屯田事業亦賴之成功。

但，屯田制度，畢竟是戰時應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戰爭明顯減少，社會秩序相對安定，原來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獲得的權勢地位，侵奪公有田地和勞動力；屯田民亦不願長此忍受強制軍事編制的束縛和日益沉重的賦役剝削。

因此，民屯便逐漸走下坡路，如《三國志》卷12《司馬芝傳》載：

　　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

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谷，《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

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谷帛。

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

建安中，天下倉稟充實，百姓殷足。

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

夫王者以四海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農時，而盡地力。

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

　　司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況，對於了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變歷程，至關緊要。

操時是民屯興旺時期，是時典農官專以農桑為務，生產情況自然較好。

可是操死後，曹丕稱帝以來，典農官受當時政治、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安心於農業生產，而紛紛經商求富。

《三國志》卷4《高貴鄉公傳》注引《世語》言魏明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晉書》卷33《石苞傳》又言石苞曾「販鐵於鄴市」，就是典農官令部下販物治生的證據。

典農官既心在發財，故抽調屯田吏民去為他們經營商事，從而使留者給行者代事田計，怎能不妨害生產呢？另外，繼曹丕之後登位的曹叡，大建宮室、勞民傷財，也是破壞屯田事業的一大病害。

　　其時，外有吳、蜀大敵，內興百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業。

曹叡死後，在曹爽與司馬懿共執朝政的十年之中，曹爽一派趨於驕奢，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邑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

他們把屯田土地占為己有，直接威脅了屯田制的存在。

司馬懿父子為了圖謀殺爽奪權，在上則籠絡朝臣武將，在下則陰養死士。

司馬氏專政後，為了達到其篡魏成晉的目的，公開將屯田客帶租牛一併賞賜公卿以下官吏。

《晉書》卷93《王恂傳》載：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

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

又太原諸郡，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以上所云「魏氏」，實乃司馬氏所為，賜給公卿以下以租牛客戶，系司馬氏籠絡朝臣以遂其篡奪野心之一種手法。

入晉之後，司馬炎更公開袒護侵占官田的王公大臣。

如尚書令裴秀、尚書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及尚書僕射武陔等各侵占官稻田，經司隸校尉李熹告發，司馬炎雖然表揚了李熹，但對裴秀、山濤等親信大臣並不追究問罪，只懲罰了一下為大臣們侵占官田服務的騎都尉劉尚和立進縣令劉友，就算了事。

　　屯田民對於曹魏政府強制他們進行屯田的舉措，一開始就有所抵制。

《三國志》卷11《袁渙傳》言：「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

經過袁渙向曹操進言，曹操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強制為自願，情況因之有所扭轉。

據《三國志》卷47《吳主傳》載：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

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以上江淮間十餘萬戶民眾皆驚走吳事，《三國志》卷14《蔣濟傳》亦有同樣記述。

事先，蔣濟曾勸操勿徙，其理由為：「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

可是，操不聽從，果然發生了民眾大舉逃吳事件。

依我看來，江淮間百姓所以驚惶逃吳，主要原因還不是因為「懷土」，假若只是「懷土」，那末南逃和北徙，都一樣離開本土，更何必冒倉皇奔逃的危險呢？恐怕只有用害怕讓他們參加強制性的屯田和對曹魏統治有所疑懼這兩條理由來解釋，始可得到如實的回答。

以上曹魏屯田逐漸產生弊端和趨向哀落的歷程即表明其難以持久。

前已言及，魏初屯田還能注意到量民力而為，到後來，典農官一方面調屯田民為他們經商謀利，一方面又強迫屯田民多種地，勞動力減少而耕種之地增多，怎能把農事搞好呢？無怪乎後來「至畝收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

說明屯田制已失去其積穀濟軍的作用。

統治者既感到無利可圖，屯田民的反抗也日趨嚴重，屯田兵民反對曹魏統治者的武裝鬥爭，見於史策的有兩次：《三國志》卷23《趙儼傳》載：「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可惜很快便被官軍鎮壓下去。

另外，《三國志》卷18《呂虔傳》載：「襄賁校尉杜松部民炅毌等作亂」。

有的史書謂「校尉」指典農校尉；「部民」為典農校尉部屯田民。

如此說確實，則此次也是典農部民起義。

由於曹魏軍事力量強大，中央有中外諸軍，州郡也都領兵，所以屯田民的反抗，很快便被鎮壓下去。

但，從曹魏後期民屯生產日益萎縮和農民寧願投向豪族地主為佃客的事實來看，也足以說明農民對屯田的消極反抗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

因此到魏陳留王曹奐咸熙元年（265年），當權的司馬炎便宣布：「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

所謂「均政役」，不過是一個藉口，實際是屯田制對統治者已經轉化為無利可圖，所以就下令廢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