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混戰之初，曹操「眾寡糧單」。兵少，尚可招募；

軍閥混戰之初，曹操「眾寡糧單」。

兵少，尚可招募；糧單，則軍隊越多，越養不起。

曹操早時因處於內線作戰，沒有時間和條件令軍士屯墾。

及打敗汝潁黃巾軍以後，始得在許下興辦民屯。

有力地支持了戰爭，成為曹操所以能變弱為強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國分立局面形成以後，曹魏於與吳、蜀交界地區屯駐重兵，糧食需求量甚多，於是軍屯乃應運而生。

　　《晉書》卷26《食貨志》載東晉初年應詹給晉元帝上表言曹操「於徵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

」這個材料為史家所常引用。

但操分兵屯田的情況如何？曹魏軍屯究竟從何時開始？應詹均未講清楚。

《晉書》卷1《宣帝紀》言：

　　（司馬懿）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

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

」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

　　從司馬懿的話來看，好似在他提出施行「且耕且守」的建議以前，尚未辦過軍屯。

按司馬懿在操手下作軍司馬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即操臨死前一年，這樣，就是操立即將司馬懿的建議付諸施行，也不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使得「國用豐贍」。

前已敘及，夏侯惇領陳留、濟陰太守時，曾「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這個措施倒是具體而可信的，但屬於個別將領臨時勸耕性質，也未足視為曹魏即已正式興辦了軍屯。

又如《三國志》卷15《劉馥傳》的記述：

　　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

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

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

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

　　劉馥以揚州刺史召集流民，廣為屯田，顯然搞的是民屯。

只因地近強敵，不能不積極防禦，故軍事色彩較為濃厚。

《三國志》卷16《倉慈傳》言：「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

既以「綏集」名官，即寓有保民綏邊之意。

《三國志》卷54《呂蒙傳》言曹操「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同傳又言曹操所置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為呂蒙所攻禽，廬江亦失守。

從以上事實看，魏在與吳交界地區開辦民屯是不安全的，只有令駐軍兼辦軍屯，才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長策。

司馬懿後來向操建策舉辦軍屯，當亦有鑒於此而發。

　　據《三國志》卷13《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王朗上曹丕奏曰：

　　舊時……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

當今華夏已安，而巴蜀在劃外，雖未可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

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裡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徭，贍其衣食。

　　王朗以上的話講得比較具體而周到。

可知到曹丕統治之初，軍屯尚未大規模興辦，更談不上有什麼效果。

曹丕在位只六年，且前兩年滿足於孫權稱臣的虛榮，未能乘吳蜀交兵之際，圖取漁人之利，及孫權侍子不至，始興兵致討。

《王朗傳》言曹丕於黃初三年（222年）征吳，過許昌，「大興屯田」。

辛毗等亦勸丕暫息用兵，「則充國之屯田」。

丕於其在位之第六年最後一次征吳返歸途中賦詩，亦有「興農淮泗間」之句，說明曹丕時軍屯已開始興建。

前已言及黃初中設置專掌軍國支計的度支尚書及其下屬機構，也表明了軍屯已興辦的事實。

只因尚在初建階段，成效未著，故史書失載。

　　曹叡景初中（237至239年），蔣濟上疏言：「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

說明曹叡統治晚期，臨近吳、蜀地區已開辦軍屯多年，致使士兵與其妻室「怨曠積年」。

所以我們說：曹操時期的屯田基本為民屯，軍屯頂多也是剛開始籌辦。

曹丕、曹叡時，民屯繼續發展，但也已出現弊端，如曹丕時聽任典農治生；曹叡時因興宮室而勞民傷農。

因之民屯的成效受到了影響。

至於軍屯，則已正式興辦，且有一定的發展。

　　至齊王芳時，民屯更形衰落，而軍屯則有長足發展。

司馬懿是興辦軍屯的主要人物。

如前所述，司馬懿在曹操時即建議令邊防軍且耕且守。

司馬懿不僅十分重視軍糧的生產，並且善於發現和使用優秀人才，鄧艾就是由司馬懿一手培植起來的佼佼者。

《三國志》卷28《鄧艾傳》言：

　　時欲廣田畜谷，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灌，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

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

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

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

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

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書》卷26《食貨志》在以上引文下添了一段文字：

　　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或作「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

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

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關於鄧艾開廣漕渠的時間，由於古書記載有異，今人看法亦多不同。

按鄧艾受到司馬懿賞識，在懿為太尉時。

懿「遷太尉」在曹叡青龍三年（235年），那時司馬懿的強勁對手諸葛亮雖已於前一年死去，但懿仍在長安駐防。

及青龍四年，遼東軍閥公孫淵叛魏，曹叡乃征懿「詣京師」，籌備率軍往討公孫淵事宜。

是時曹叡「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飢弊」。

懿在出軍前諫叡「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

至景初二年（238年），懿始率步騎四萬從京師出發，往討公孫淵。

懿在京師稽留達年余，鄧艾以計吏得見懿，並被懿闢為太尉掾。

景初二年（238年）年底，懿自遼東歸來，經過河內郡汲縣時，突然接詔令火速奔還。

及懿到洛，已是次年正月初，曹叡病勢垂危，於是大將軍曹爽與懿並受遣詔輔少帝曹芳。

芳即位，爽、懿並領尚書事，估計即在是年（239年），鄧艾遷為尚書郎。

《晉書》卷1《宣帝紀》言懿於正始元年（240年）「節用務農」，此與《三國志》卷28《鄧艾傳》所言「時欲廣田畜谷，為滅賊資」的記述正相符合。

故鄧艾可能即於是年奉命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視察，因而提出在淮河南北進行大規模分兵屯田的建議，被懿採納，「事皆施行」。

《三國志》卷28《鄧艾傳》言艾「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晉書》卷1《宣帝紀》則言正始三年（242年）三月司馬懿奏穿廣漕渠，始大佃於淮北」；又言正始四年司馬懿「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

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按《宣帝紀》正始三年及四年的記述既重複，又頭緒不清。

《鄧艾傳》則系陳壽專門記述鄧艾之事，自然較為可靠。

《通鑑》採用了《鄧艾傳》的記述。

但《宣帝紀》言鄧艾在淮、潁二水修築水利完成於正始四年的說法尚符合事實，因到正始四年晚些時候或稍後，鄧艾就被調往關西參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

總起來說，鄧艾是於正始元年（240年）往淮南北視察，並提出了在淮南北大搞軍屯的建議，正始二年乃開始修廣漕渠。

大致經過兩年時間，至正始四年鄧艾在淮潁二水修建的水利工程基本完成，往後出現了「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的盛況。

由後一句可知淮南北不僅有規模龐大的軍屯，而且農官管理下的民屯，也廣泛存在著。

　　鄧艾不僅在淮南北興辦屯田有很大功勳，他到隴右後也有突出業績。

《三國志》卷28《鄧艾傳》載司馬炎泰始三年（267年）段灼上疏說：

　　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

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難仆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

　　鄧艾不僅為軍士屯田如此辛勞，他任城陽相、汝南太守時，也同樣注重農事，史言他「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

他任兗州刺史時上言說：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

……今使考績之實，在於積粟富民，則交遊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

　　可見鄧艾不僅自身注意積粟，而且還主張把能否積粟作為考核官吏的準則。

　　在講述鄧艾興農積粟的事跡時，也不要忘記司馬懿對鄧艾的支持，在《晉書》卷1《宣帝紀》的記載上，往往把鄧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說成是司馬懿的功勞。

司馬懿是在淮南北搞軍屯的決策者，鄧艾是執行者。

《晉書》還有類似的記載，如《晉書》卷37《宗室·安平獻王孚傳》：

　　安平獻王孚，……宣王次弟也……出為河內典農……明帝嗣位……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禽敵制勝，宜有備預。

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

又以關中連遭賊寇，谷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邦，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

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敵有備矣。

　　可是《晉書》卷1《宣帝紀》及《晉書》卷26《食貨志》均言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或農丁五千佃上邽」。

究竟徙冀州農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誰主辦的呢？看來是度支尚書司馬孚先提出建議，經太尉司馬懿同意並表請明帝批准後交司馬孚執行的。

由於司馬孚先提出具體意見，所以《司馬孚傳》講得很具體而詳盡；由於司馬懿支持了司馬孚的意見，所以史臣也歸功於司馬懿。

古史中類似這樣的記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與隴右兩大軍屯基地以外，其他沿邊地帶的軍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例如在正始年間，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帶「廣農墾植，倉谷盈積」；征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的胡質，也「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

置東征台，且佃且守」。

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鎮北將軍劉靖令軍士千人，「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

至景元三年（262年）謁者樊晨又對劉靖創建的工程加以擴修，」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灌田萬有餘頃」。

　　曹魏軍屯生產者主要是現役正規軍，他們在督將率領下，五里置一營，每營六十人，且佃且守。

士兵與家口分離，採取什二分體制，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親，十分之八的士兵從事農耕和戰守。

所收糧谷全部交由度支系統的官吏保管分配。

軍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從所收糧谷中撥給。

士兵回家期間的稟賜常被停發。

由於士兵皆為強壯勞動力，且水利灌溉條件優越，故淮南北四萬人每年勞動所得除掉開支外，政府尚可得谷五百萬斛，成為日後晉滅吳的重要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