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統治者為了防止典農官和郡縣官互相扯皮，有時也以太守兼領典農

　曹魏屯田原來並無所謂民屯與軍屯之別，近代史家為了敘述和研究的方便，始加以區分。

實則，二者很難截然辨別，因二者有同有異，同處在於均為供應軍糧而興辦，且均採取軍事編制，有戰爭時參加民屯的勞力亦需執干戈以對敵；異處在於軍士以戰守攻取為主，屯田民則主要從事農墾生產，二者在編制與待遇上亦有區別。

論創辦先後，民屯在先，茲先談民屯，據《後漢書·百官志》注引《魏志》曰：

　　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

所主如中郎，部分別而少為校尉丞。

　　典農系統與一般郡縣行政系統有不同的組織與編制。

典農中郎將和典農校尉相當於郡國守相級地方官。

大的郡國設典農中郎將，小郡設典農校尉。

典農都尉也叫「屯田都尉」或「綏集都尉」。

顧名思義，綏集都尉設置在邊疆多事之地。

如《三國志》卷16《倉慈傳》言：「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

因淮南界吳，故置綏集都尉，亦寓有安撫屯田農民之意。

典農都尉和綏集都尉相當於縣令長。

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和加強對屯田民的管制，屯田官帶有軍銜。

典農都尉下面的生產單位是屯，屯置司馬一人，主管屯內生產事務。

《晉書》卷16《食貨志》載晉武帝咸寧元年（275年）詔令說：

　　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

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

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

　　以上引文說明：（1）新城屯田原由「出戰入耕」的戰士擔任種稻，自鄴奚官奴婢來後，即改為民屯，所以按屯田法處理。

（2）當時魏有二個新城，一為合肥新城，一為在今河南伊川縣西南的新城。

後者接近洛陽，當即武帝詔書中所說的新城。

晉統治者把奴婢安置在這裡，免除其奴婢身分，使之積極從事生產。

（3）管理民屯的基層生產單位是屯，屯的長吏是司馬，屯司馬也叫「農司馬」或「典農司馬」。

（4）「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句，一般均解釋為一屯奴婢人數為五十人，我以為應當是有男奴女婢各五十人。

因屯民通常均以家為單位，故以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對為一屯，這樣，從一屯的總人數看，尚少於帶有家屬的屯田民。

若男奴、女婢各五十人自行屯田，則不能繁殖後代，且易招致逃亡事件。

故不論從文意與人事關係看，均應釋為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對，進行屯墾。

以上詔令雖系入晉以後所頒布，但所言屯田法，當系曹魏舊制。

　　由於古代史家對類似屯田這樣的經濟制度重視不夠，所以有關屯田史料極少。

唯從《三國志》卷28《鄧艾傳》中尚可窺知一些民屯官吏的名稱。

鄧艾原籍義陽郡棘陽縣（在今河南南陽市與新野縣之間），少喪父。

曹操破荊州，被徙往汝南郡，為典農部民，養犢，年十一，又隨母至潁川郡，後在典農都尉屬下作學士，以口吃，不得作於佐（主要屬吏），為稻田守叢草吏。

但，口吃的缺陷，畢竟掩蓋不了鄧艾的傑出才幹。

後來他還是作了典農功曹，功曹是襄城（從潁川郡分出的郡）典農中郎將屬下主要官吏，典掌用人和刑賞，因之也被稱為典農綱紀。

鄧艾還作過上計吏，上計吏每年年終代表典農中郎將去中央報告政績，因此，鄧艾有機會見到太尉司馬懿。

司馬懿對他很賞識，辟之為掾。

不久又升尚書郎。

那時朝廷欲廣田畜谷，故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艾遂倡議在淮南大規模進行屯田。

　　在這裡，不能不談一談民屯系統的典農官歸朝廷那個部門管轄的問題，傳統的說法是歸大司農領導，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東漢以降，君主專制體制日益強化，三公與諸卿的實權已被內朝的尚書台所奪，特別是曹操掌權時期，所謂公卿若非曹操親信，更無權勢可言。

當時大司農的官職還是有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進位為魏公後，進其三女為貴人，獻帝「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往鄴納聘，像王邑這樣的大司農自然不可能過問屯田之事。

根據操褒獎棗祗令和任峻、國淵等傳所顯示，興辦屯田，乃由操親自主持。

當棗祗提出對屯田民採用分成制的剝削方式時，操本人亦拿不定主意，使棗祗與守尚書令荀彧「議之」。

說明尚書令兼管屯田事務。

前已敘及，當操興辦屯田後，前有棗祗、任峻，後有國淵。

任峻是第一個典農中郎將，主管許下屯田事務，史言「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於是州郡例置田官。

」大約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國淵以司空、丞相掾主持屯田事，五年中，倉廩豐實。

建安十六年（211年），操西征關中，改任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

」事實說明在曹操時代，屯田事務主要由各郡國典農官主持，遇有重要事項，例如對屯田地點的選擇及處理屯田農民的逃亡等，則由屯田官直接向操請示辦理。

至於曹操領導下的司空、丞相府和魏國建立後的尚書台，都對屯田官起領導作用。

以上鄧艾以尚書郎在淮南大規模地興辦軍士屯田就足以說明問題。

其他如尚書「（何）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司馬炎為晉王時，「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等事，都說明尚書台主管屯田事務，故尚書台官長能利用職權侵占典農部田，即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者也。

　　曹丕代漢以後，隨著軍屯的普遍建立，設置了「專掌軍國支計」的度支尚書。

如《晉書》卷37《安平獻王孚傳》：

　　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

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轉為度支尚書。

孚以為禽敵制勝，宜有備預。

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

又以關中連遭賊寇，谷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

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敵有備矣。

　　由此可見度支尚書的職掌是籌劃軍糧，足食濟軍。

從這事例，更能說明為了供應軍糧而興辦的屯田事業，歸尚書台領導，自然是順理成章的。

　　吳、蜀二國雖然沒有設置度支官，但吳國的節度官，則相當於度支尚書。

《三國志》卷64《諸葛恪傳》言孫權令諸葛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谷，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後來代替諸葛恪為左節度的顧譚則「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可見節度官是執掌軍糧的算計、支付等所有軍糧供應事務的。

《三國志》卷39《呂乂傳》言呂乂「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三國志》卷44《蔣琬傳》載有「督農楊敏」，說明蜀漢亦有掌供應軍糧的專官。

　　屯田上的直接生產者多原為流民、降眾、貧戶及無法進行安全耕種者。

當他們成為典農部民以後，身份變成依附性甚強的「屯田客」。

「客」，名義上是由招募而來，所謂「募民」、「募良民」、「募百姓」、「募貧民」。

但，實際多出於強制，而非自願。

後來曹操聽從袁渙宜順民意，不欲者勿強的建議，才改變了已往強迫農民屯田的態度。

唯就實際情況而論，曹魏統治者之募民屯田，不可能作到真正順從民意，只是程度上的改善而已。

比如《三國志》卷25《辛毗傳》載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實河南。

辛毗認為「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

曹丕「遂徙其半」。

又如《晉書》卷26《食貨志》言太和五年（231年）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當也系強制遷徙之例。

　　前已敘及，典農官是獨立於郡縣之外的專為供應軍糧而設的機構，為了維護典農工作的獨立性，典農官與郡縣官不同城治事。

如《三國志》卷9《曹爽傳》注引《魏略》言：「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水經注》卷7《濟水一》亦言：「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

正因為典農的治所及轄區與郡縣隔離，所以日後典農轄地可改為郡縣。

典農與郡縣雖不在一地，但彼此鄰接，所以有時在爭奪勞動力等重要問題上，仍難以避免糾紛和摩擦。

例如《三國志》卷15《賈逵傳》載：

　　逵領弘農太守，……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

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

逵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腳，坐免。

　　曹魏統治者為了防止典農官和郡縣官互相扯皮，有時也以太守兼領典農。

例如曹丕即位後，趙儼「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孟康「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傅玄在司馬昭當權時，「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

在曹操時期，未見有人兼攝太守與典農官，曹魏後期兼領太守與典農之事雖然也是個別情況，但說明民屯已逐漸走向衰落。

　　曹魏前期，典農官雖獨立於郡縣官之外，但在政治待遇上還是有所不及，其明顯差異即典農官沒有貢舉權。

曹丕時經過潁川典農中郎將裴潛「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

前已敘及原為典農屬吏的鄧艾因上計而得到太尉司馬懿的賞識和提拔；另外，少時與鄧艾同為典農屬吏的石苞也同樣得到司馬師的提拔，二人均致位將相。

由於典農官源源不絕地供應軍糧，而且屯田民又能耕能戰，所以擔任典農官者多能成名立業。

曹操和司馬懿是民屯和軍屯的主要興辦者，曹操所以能夠統一北方，司馬氏所以能兼并蜀、吳，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在於他們興辦屯田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