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主管屯田事。

關於曹魏屯田的興辦，本書第三章已經提及，這裡再進一步探討如下：

　　曹魏屯田，頗為史家重視，唯其中一些問題，迄未取得一致意見，因之在敘述時，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認為穩妥的想法陳說。

屯田制度固完善於曹魏，其淵源尚可追溯到漢代以前。

我先民自古即注重農事，操國柄者皆知戰勝或禦敵，都離不開軍糧供應。

故晁錯《論貴粟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神農」雖非真有其人，但假託者至少亦為戰國時人，則可相信。

秦孝公時，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

像商鞅這樣給移民以國有土地而令其耕作，再以所產糧谷供應軍食的策略，已與曹魏募民屯田有類似的目的與情況。

《竹書紀年》載：「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以西）0916＿0207＿1；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後，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河套一帶置四十四個縣城。

以上兩種措施顯系移民墾殖，以供軍食而固邊防。

《漢書》卷64上《主父偃傳》載主父偃對漢武帝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

」其中「內省轉輸戍漕」語，無論對秦對漢都同樣適用，如果說秦始皇置縣移民，原無就地產糧供軍以省從內地運糧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

可以相信屯田從戰國時已見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錯在其著名的《守邊備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實邊的經驗而發揚完善之。

其要點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還建立伍、里、連、邑組織，於農暇進行軍事教習，並修築防禦工事。

疏中所言安置內地移民諸措施，如「審其土地之宜」；「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

都與曹魏屯田相類似。

其淵源關係不言而喻。

漢武帝時，隨著反擊匈奴戰爭的勝利和西域的開通，漢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屢興屯田。

東漢初年，隴西太守馬援在苑川（今甘肅榆中縣大營川地區）興辦之屯田，將收穫物與田戶中分，為屯田收租開一新法，而為曹魏所沿用。

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

陳登屯田時間較曹操在許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實，表明屯田之制，並非曹操獨創，而是商鞅變法以來長期積累演進的結果。

至於曹魏屯田規模與作用之大，則為前代與後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的興辦，陳壽在《三國志》卷1《武帝紀》只有極簡短的敘述：

　　是歲（建安元年），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裴注於此下引《魏書》言：

　　自遭荒亂，率乏糧谷。

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

飢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

於是州郡例置田官。

　　《資治通鑑》卷62建安元年載：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谷……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

於是州郡例置田官……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從以上三處記載看：裴注引《魏書》把屯田的創辦，歸功於曹操本人，未提誰曾向操建議屯田之事。

《通鑑》則引用了《魏書》對當時諸軍普遍缺糧的敘述，可是隻字未提操本人原來對興辦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紀》一樣突出棗祗的屯田建議，而只言操從之。

我以為《魏書》所引操鑒於「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而積極主張屯田之語，必有所本。

從《曹操集》看，操素有「三年耕為九年畜」和「為戰士愛糧」的農戰思想；他自幼熟讀兵書，對足食強兵之道，早有借鑑；且生死攸關的軍食需要也必定使操產生興辦屯田的意圖。

操起兵後，屢遭敗衂，兵少糧單，時而因糧盡退軍，時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獻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干椹充飢。

因此，操本人不能不產生修農畜糧的強烈要求。

故當操破汝穎黃巾時，得到許多耕牛農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大議損益」會議上，棗祗首先提出興辦屯田，正與操意同，於是屯田遂得以創辦。

我們知道，一個軍政領導者在有所作為時，往往先召開會議，廣泛聽取群下意見，然後決定取捨。

假若先拋出自己的主張，然後交群下討論，就會挫傷群下主動思維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觀察群下的識見和才能。

我們講興辦屯田時，既肯定棗祗的首倡之功，同時也要肯定曹操善於借鑑先代良式和擇善而從的識見。

　　棗祗不僅是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議者，也是興辦屯田的領導者，建安元年棗祗在許創辦屯田成功，始廣泛推行於各地。

因棗祗對屯田事業貢獻很大，他死後，曹操曾下令嘉獎說：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伐。

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依附於孤。

使領東阿令。

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

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

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谷，佃科以定。

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災除，大不便。

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

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

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

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

」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

祗猶自信，據計劃還白，執分田之術。

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

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

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

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

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此令是有關屯田的第一手資料，在興辦屯田的具體措施上，棗祗力排眾議，確立了最能「豐足軍用」的「分田之術」。

由於棗祗功效卓著，故祗死後，操特地下令表揚，充分顯示了棗祗在曹魏屯田中的突出作用。

　　在執行屯田任務中，任峻和國淵的貢獻也很大。

棗祗興辦屯田成功後，曹操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主管屯田事。

《三國志》卷16《任峻傳》言「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國淵原為曹操司空掾屬，繼棗祗、任峻之後，典掌屯田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

由此看來，操為司空時，總管屯田事業的乃是國淵，而非以往人們所說的大司農。

　　對曹操屯田有貢獻的人，還應提到袁渙。

《三國志》卷11《袁渙傳》言：

　　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強」。

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由上可知，剛召募人民屯田時，人民習慣於自耕自食的生產模式，一旦被強迫放置在國有土地上耕作，既疑慮穀物成熟後自己能否得到實惠，也厭惡軍事編制的嚴格束縛，因此便擅自逃亡。

不屑說，典農官對待逃亡者的辦法是追捕和懲罰。

這樣更加重了屯民的畏懼，甚至出現怠工情緒。

袁渙向曹操建議變強迫為自由應募，既可使人民自覺自愿地參加屯田，也迫使典農官不敢過分虐待屯田民，從而有利於生產和積聚糧谷。

袁渙的建議，得到了曹操的聽從，從而得到了百姓的歡迎。

當然，所謂「順行民意」，也只能有限度地作到，但總會有所改善。

所以說，曹魏屯田所以能成功，不僅歸功於倡議者和執行者，也應當讚揚使屯田得以順利進行的袁渙。